作者：鄭煥钊
近日收官的《不完美受害人》，以一起疑似性侵案為開端，探讨權力不平等關系下侵害的隐秘性和誘惑性，呈現女性受害人的沉默與反抗的困境，因其題材強烈的現實性而引發觀衆的共鳴與争議。
從叙事上，《不完美受害人》存在不少令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叙事節奏過于緩慢、女警官晏明預設立場過于鮮明，以及趙尋在某些情境中行為邏輯的不合理等。然而，與當下“她經濟”視野下女性題材劇的“話題消費式”叙事不同，該劇通過對職場不平等關系下受害人趙尋在事發之後，從一開始的态度模糊、否認受到傷害，到五天後報警指控，以及因證據不足警方撤案後，反遭民事起訴，被人肉、被網暴，遭受蕩婦羞辱、工作失業、生活失序等過程的反複進行了多元度、多立場的揭示和剖析。進而，該劇表征和反思了不平等關系中被侵害方普遍性的心理處境，呈現了權力關系不對等的情況下，侵害發生的隐秘性、誘惑性和複雜性，展現了女性題材劇創作上頗具勇氣的現實主義探索。
聚焦“不完美受害人”面臨的諸多困境
一方面，該劇以懸疑叙事的方式，透過非暴力強奸案的受害者趙尋在事發之後，一系列反常而令人疑惑的行動，試圖還原“不完美受害人”遭遇侵害後的創傷應激和複雜的心路曆程，呈現職場不平等權力關系下，“不完美受害人”的人格形象，以及其作為反抗者面臨的諸多困境。
在國産影視劇中，《不完美受害人》第一次以群像劇的方式，将鏡頭聚焦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關系中的“不完美受害人”（劇中的趙尋、林阚等）。所謂“不完美受害人”，是相對于具有強烈反抗、法律事實确鑿的“完美受害人”而言，主要指沒有發生激烈的反抗，由于人性弱點在法律和道德上存在瑕疵的受害人。因為這種“不完美”面臨着法律認定、道德審判與内心交戰的諸多困境。
面對“紳士”“體面”的董事長成功的非暴力強奸，作為董事長秘書的趙尋為何不在現場第一時間否認侵害、還配合體檢,卻到警察局筆錄時才否認強奸？為何在事發36小時後接受與成功的見面且當面否認成功強奸，以及在父母都簽字後、坐車啟動到國外途中反悔拒絕成功讓其海外躲避的安排？在第6天報案後，又為何要隐瞞自己片刻清醒的事實？對這一系列行為的反常與自相沖突的心理動因的揭示，是《不完美受害人》重要着墨之處。該劇以林阚作為加害人律師代理人的前置調查，以及女警晏明的刑事偵查問訊，對趙尋的心理邏輯和行為邏輯進行近乎抽絲剝繭地剖析，揭露人性的懦弱、貪婪和虛榮如何使趙尋一步步成為“不完美受害人”。
而趙尋作為最終勇敢向成功說出“不”字的反抗者，又面臨着法律事實上的證據不足、網絡“蕩婦羞辱”的輿論審判以及現實人肉暴力，陷入法律、道德與内心的多重困境。“不完美受害人”的困境，揭示了不平等關系中侵害的隐秘性、誘惑性和複雜性。權力高位者充分利用人性存在的弱點，以“愛的名義”進行精神控制和物質誘惑，讓受害人難以直接反抗，或者産生妥協，由此展現了壓迫和侵害的隐秘性和複雜性。而受害人因為其現實權力壓迫面前人性存在的懦弱、虛榮和貪婪的弱點，使其成為有瑕疵的“不完美受害人”，使其無論在法律事實的認定上，還是在輿論道德審判中都處于不利的位置。趙尋選擇“面對”與“反抗”，但由此所帶來的法律事實的不足不得不被撤案，而在現實中也面臨着輿論的指責，無法獲得家人、朋友、同僚的了解，陷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可以說，對趙尋作為“不完美受害人”及其反抗者困境的刻畫，是極端而深刻的。
注重複雜利益中女性之間關系的真實呈現
另一方面，與一些女性題材劇簡單的性别視野和認知視野不同，《不完美受害人》試圖透過對女性關系的複雜呈現，深入讨論不平等侵害關系中的性别互助關系的議題。
劇集注重複雜利益中女性之間關系的真實呈現。女性并非一個單一的群體，也并非簡單的女性互助，具體處境之中女性甚至可能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比如李怡，堅定地站在成功的立場為成功辯護，收買報警人尹聲隐秘證據，為迎合成功的權力欲望，操縱媒體對趙尋發動蕩婦羞辱，更因其嫉妒心理，不惜私自行動開展人肉暴力，成為摧毀趙尋的堅定幫兇。
如果說晏明對于趙尋的幫助更多依賴于其過去辦案的曆程、直覺與敏感所帶來的正義的“偏執”，那麼林阚在劇中内心所遭受的煎熬與行為轉變的心理和經曆過程，更能顯示出女性互助背後的具體處境。
林阚的角色是三重的：女性、不平等關系中性侵的受害者，以及加害人代理律師。與趙尋作為最終的“反抗者”的角色及其面臨的困境不同，林阚則是作為沒有選擇反抗的“妥協者”形象而出現。她是師生不平等關系中的受害人，但也受益于導師的幫助而在職業上平步青雲；她在職場上作為弱勢乙方而不斷面臨着強勢甲方的滋擾，卻因為職業立場需要為成功這樣的強奸者代理辯護……因而林阚視點當中既包含着來自專業素養所帶來的客觀與冷靜，呈現出法律之眼冷峻的一面；同時也因為其作為不平等關系中的女性受害者所具有的共情和溫暖的一面。與趙尋步步陷入絕境的線索相伴随的，是林阚從成功的代理律師到拒絕代理其民事訴訟，不惜以犧牲自身十年職業成就為代價，以公民身份代理趙尋民事訴訟的過程，也是她從不敢面對自己的沉默狀态，到最終打開心門釋放勇敢的過程。
劇集正是透過趙尋案，來展現林阚作為“不完美受害人”在妥協之後所遭受的“如影随形”的内心煎熬，更在劇集後半部分，通過其力圖阻止對趙尋傷害的努力的失敗，最終堅定了選擇的主線，從情感邏輯、心理邏輯和叙事邏輯上，頗具說服力地展示出了女性形象的複雜性，以及女性互助關系建立的合理性。
在“她經濟”崛起的背景下，以群像式都市女性成長為主線，呈現當代城市女性所面臨的生活、工作和情感的問題與困境，強化女性性别議題的女性群像劇得以崛起。當代社會中的女性困境，既是性别的社會不平等所帶來的，更是一種性别認知的觀念性後果的潛在作用。女性題材影視劇存在的意義，就在于透過女性處境的叙事性建構，去呈現和揭示社會和觀念的根源，以促進社會進步。
毫無疑問，趙尋作為“不完美受害人”的角色是不讨好的。該劇播放期間，彈幕中就有部分觀衆對她發出“既當又立”的道德指責，事實上正顯示出《不完美受害人》的現實意義：現實題材影視劇不僅要寫當代生活，更要通過對當代生活内在的肌理極其深入的邏輯的抽絲剝繭的叙事呈現與揭示，以揭露現實的沖突與觀念的偏差。面對趙尋遭受的非暴力侵害案，劇集通過晏明與延隊、秦隊之間的論辯、通過成功“不認罪”的自我邏輯的言說、通過晏明與林阚之間的多次的觀念碰撞，更通過林阚與趙尋内心的反複交戰，讓“不完美受害人”議題在多立場多角度中，呈現出認知的差異性，并由此顯示出堅持正義的不易及其堅持的力量。
（作者為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 文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