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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在電影院閉嘴有多難

讓人在電影院閉嘴有多難

讓人在電影院閉嘴有多難

作者 | 永舟

電影院久違地熱鬧了起來。

電影《長安三萬裡》上映第二天,我在一家規模較小的電影院看了下午場。

當片中人開始作詩吟詩,身後的小男孩就開口跟着洪亮地朗讀,并為自己對這幾首課标必背的牢固記憶而自豪。讀罷,還要感慨一番:“這首最有名!”“原來《靜夜思》是在高适家裡寫的!”(旋即發現不是,又“哦~”了長長一聲)

這位小朋友十分熱愛學習,暑假好不容易看部電影還要複習唐詩,非但不覺痛苦,反而越讀越高亢,激情飽滿,熱淚盈眶。因為社恐,我不敢回頭制止,隻能默默祈禱下一首詩他沒學過。

據不完全統計,《長安三萬裡》全片詩詞數量高達48首。上映兩個星期後,你總是能在各種地方看見對影院内兒童觀衆的花式吐槽。事實上,這并不是一部适合兒童觀看的電影。不僅因為時間長,小孩子耐性有限,從立意上來說,本片深度和角度,恐怕有過一定人生閱曆的觀衆,才能了解其中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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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三萬裡》劇照

有趣的是,不少家長帶孩子走進影院,逢片中詩詞出現時,就敦促孩子跟着背詩讀詩,仿佛一次長達三小時的随堂檢測。影院成了課外班,孩子被騙了,其他觀衆被“連帶”了,電影被記恨了,對各方都是一種折磨。

疫情過去,沉寂數年的影院終于熱鬧起來。同時熱鬧起來的,還有那些我們對于電影院的鬧熱記憶,五感官能上的、空間體驗上的,比如久違的踢椅背、打電話、劇情讨論、屏攝,紛紛跟着一起複蘇。媒體與社交媒體的讨伐,不絕于耳。

關于電影院的争吵,從來不曾停息過。一邊是影迷們,熱衷于以原教旨主義的立場,捍衛影院的一方安甯。一邊是普通的消費者,将電影院視作親子、約會等娛樂場所,對那些電影聖徒們的清規戒律,嗤之以鼻。

01

作為遊樂場的影院

《流浪地球1》上映那年春節,我在一個縣城影院看了全天唯一一場。影院内座無虛席,觀衆涵蓋學齡前兒童到六七十歲的老人,舉家來團聚者,不計其數。兩小時内,我分别在前後左右聞到了泡椒牛肉味、五香瓜子味兒和最傳統的爆米花味,伴随着熟悉方言的家長裡短、寒來暑往。

如果放的是一部應景的喜劇片,或許大體還能忍忍,偏偏是堪稱國産科幻片未來之星的《流浪地球》,一部探索人類未來與宇宙巨變的宏大題材科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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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劇照

于是,我有幸獲得了一次真正的中式後現代科幻觀影體驗:逼真壯闊的特效在眼前飛舞,豐富龐雜的年夜飯菜單、寒假作業和各式屎尿屁在耳邊飛舞,二者碰撞融合,餘味無窮。

自然,環境是由多數人決定,大部分觀衆,都抱着“過節”大于“欣賞”的心态走進影院,如果出現一個裝逼的影迷站出來喝止大家,反而可能成為一個攪局者,“大過年的,這麼嚴肅幹嘛?”

不同人對電影院的不同期待和需求,構成了當下“看電影”這件事最魔幻的一面。

作為城市公共設施的一部分,電影院也承載着一部分消費社交功能。節假日檔期就建立在大多數人的社交需求之上:情侶、友人、家人常常選擇在這些特殊時段,一同走進電影院,看什麼不是最重要的,和誰看、什麼時候看更重要。

朋友在某一線城市的影院看《封神第一部》時,他身邊坐了個大哥,顯然是封神的愛好者,全程跟身邊的朋友講解劇情、介紹出場角色,劇情進展到打雷下雨、嬰兒啼哭時,他甚至吼了起來:“啊雷震子,是雷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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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第一部》劇照

朋友跟我說,他嘗試制止,對方有些無辜,說:“我朋友不懂,跟他講解一下。”顯然,對方沒有意識到問題,讨論時隻是壓低了些許聲音。

在朋友前排,是一個全程高舉手機的女生,一遇到宏大場面,或者靓女俊男的特寫,就按下快門,朋友哭笑不得:“她竟然在朋友圈直播看電影!”

顯然,前者把影院當作了電視沙發,後者把看電影視作打卡的遊玩項目。

02

屏攝泛濫

在這場争論中,最泛濫,也是被讨伐最多的現象,就是“屏攝”。

2019年10月,電影《少年的你》上映後,頻繁的屏攝,逼得片方不得不發博勸誡:“留住美好,不需要舉起手機對準銀幕。和身邊的人,在黑暗中達成默契。不錄不拍,一起守護電影《少年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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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你》發微網誌倡導觀衆不錄不拍

如今,手機攝像頭代替了許多人的眼睛,或者說,看待許多場景與事物的第三隻眼睛。本着“無圖無真相”的原則,随手一拍發給朋友,看見喜歡的偶像出場忍不住拍下一張,不管目的是否違法,都算作“屏攝”。

一切皆可被記錄,“在場”,“打卡”,成了二十一世紀看電影最隆重的儀式感和意義所在。在微網誌上,随手搜尋一部熱門院線影片,都能發現大量畫面昏暗扭曲的屏攝照片,甚至還不乏明星、藝人和知名大V也參與屏攝。

2017年,某大陸電影記者在香港電影節多次屏攝,屢教不改,被組委會寄了交涉函,要求公開道歉。

很多大陸網友表示不了解。事實上,前些年,我常在香港看電影,牢牢記得片頭一個廣告:一個酷酷的、戴着眼鏡的夾克小夥,舉着一隻同樣酷酷的小型錄影機,在影院模樣的背景裡穿梭耍帥,正當觀衆以為是錄影機廣告,兩個警察忽然闖入,把小夥子連人帶機一起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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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app倡導反對屏攝海報

末了,畫面出現一行字:“院内嚴禁拍攝及錄影,最高可被罰款港币$50000及監禁3個月。”

2013年,美國電影協會(MPAA)向各電影院線釋出了一則《防範電影侵權實踐指南》(Best Practices to Prevent Film Theft),裡面提到,影院員工應對拿出手機拍照的觀衆也持“零容忍”态度:隻要有人面對銀幕打開了照相模式,就可以直接通知警察。

大陸也不是沒有試圖出台措施禁止影院盜攝,2017年頒布的最新版《著作權法》中,明确定義屏攝是侵權行為;同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産業促進法》則指出:面對屏攝行為,“電影院從業人員有權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對拒不聽從的,有權要求其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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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釋出倡導文明觀影的宣傳片

不過,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為禁止屏攝制定的相關法律,其初衷也是出于影像版權保護需要,而非為了維護公共素質。

對電影愛好者來說,抵制屏攝,不光是版權保護和法律的問題。這個黑暗空間裡,閃光燈與螢幕的光亮,對觀影帶來的破壞感,不亞于耳朵裡傳來的吵鬧聲。

03

從社交場所到造夢空間

事實上,“戲院”在二十世紀誕生伊始,就是為了社交活動而存在的。數百年前尚止步于權貴士紳階層,後來下沉到底層成為平民消費場所,影院的社交和娛樂意味被擴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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鎳币影院

誕生于1905年的美國“鎳币影院”就因僅五分錢的進場費得名,像吉普賽棚屋,充滿了雜耍戲玩,很少有白種人進來,鋼琴演奏則會被觀衆轟下台去。形式與體驗上的寬容性,讓“看戲的地方”被預設為松弛散漫、或是可以松弛與散漫的。

在中國,“戲院”也經曆了一個從豪紳中産到下層消遣的發展過程。在“戲劇”還屬于聲色之伎的時代,看戲本身是一種上層人士的社交習俗,以此廣通人氣,結納名流。

在觀衆心中,戲劇之外的空間,甚至要大于戲劇之内的虛拟空間,是以談笑交流并不屬于“不文明”行為。

而經過百年發展,電影藝術越來越普及、工業成本越來越龐大,看電影承載的意義在發生變化,電影本身之于現代社會的意義,同樣在發生變化。

最知名的就是台灣導演楊德昌那句“電影把人類的生命至少延長了三倍”,這是時間概念上的意識,而空間上的進步和努力,某種程度是為了維護時間上的沉浸感。

随着技術變革,畫面與音效的表現力,越來越強,從黑白默片到彩色有聲,從2D到3D,從24幀到120幀,還有IMAX、巨幕、杜比全景聲等。種種技術的更疊,都服務于同一個目标:沉浸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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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比全景聲被引入電影院

正如IMAX那句著名的口号:觀看電影,還是置身其中?

十米的巨幅銀幕上,被傾覆海底的泰坦尼克号,被帝國大廈上的金剛舉起來捏在手裡的美女,跟随少年派漂遊的水波,沉浮于海天一線……人們走進影院,為了觸手可及的真實,就像一場全包圍沉浸式的夢境。

影院因而成了催眠室。它為觀影者營造一個聲光共築的虛境。同一部片子,影院大銀幕與手機平闆,你的體驗,可能完全不同。

對于熱愛電影的影迷而言,這就是影院最大的功能,憑空創造出另一個世界,與現實區隔。而事實證明,即便與它别離近三年,人們對“抽離現實”的渴望有增無減。

影院的嘈雜、嬉鬧、閃光燈,把這層與現實的隔閡打破了,将觀衆再度拉回現實世界。

借用費孝通先生的名論,電影院和其他社會場所一樣,極大地受到中國“差序格局”的影響,不同人走進影院的目的不同、需求不同,客觀上的不文明是以産生。

04

為了自由的限制

電影院,是一個特殊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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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城市文化空間,影院是一個集視覺與聽覺于一體的封閉環境。坐在你身旁的,可能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這決定着影院内觀衆的“共同體”特質,即公共性。

影院的沉浸式體驗,既是它的迷人之處,同時也帶來了其掣肘與限制——它将影院變成與陌生人共處的共同體環境,一名觀衆買票進去,不得不與其他觀衆在客觀上暫時同步,互相成為幹擾和構築環境的元素。

 部分影院禁止自帶飲料和食物進場,除了環境衛生的需求,更為了保護多數觀衆的觀影體驗不被幹擾。

用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為最大程度維護公共利益與效率,“滿足多數人的需求”,是公共性的基本展現。

文明的本質,是個體與公共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個體的語言、行為和思想,各有邊界。

影院特殊的地方在于,這裡既是封閉的,又是公共的。既有壓倒性的聲光音響,又要求觀衆保持安靜。在這裡,個體行為與公共規則的邊界,是最容易失控的。就像電影誕生之初,銀幕上的火車進站,吓得觀衆四處逃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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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好個體行為與公共規則的邊界

影院,隻是一切公共場所的典範,是現代公民探索行為邊界的最好課堂。

于電影本身而言,也意義重大。

近十年來,對流媒體、短視訊等載體的反思,不曾停息,在錄影機比針頭還小的年代,當數字資本主義對傳統電影院構成了消解與威脅,未來,電影還能拍給誰看?

電影院為了人們可以自由、完整地看電影而生,對電影院的呼救,亦是為保護人類社會僅存不多的自由空間的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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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

“保護電影院就是保護社會。”

在2021年的First青年影展上,社會學者、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這麼說。她認為,在原子化的數位社會,電影是“可以使人與人相遇、人與人聚集的東西”,電影院,是其中“一個空間、一個可能性,讓我們可以肉身相遇、肉身聚集。”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視覺中國,部分來源于網絡

編輯 | 阿樹

排版 | 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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