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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隻是羅丹情人,看格溫·約翰在巴黎的藝術生活

作者:澎湃新聞

她與羅丹通信談論各種幻想;她依照惠斯勒的指導在調色闆上調出微妙的棕色和灰色,她的弟弟是聲名顯赫的肖像畫家奧古斯都·約翰,她在20世紀初的巴黎遇到了馬蒂斯、畢加索、布朗庫西、裡爾克等現代藝術的領軍人物,但她更喜歡獨自繪寫。

她是格溫·約翰(Gwen John,1876-1939)。澎湃新聞獲悉,英國帕蘭德之家美術館(Pallant House Gallery)正在展出“格溫·約翰:倫敦和巴黎的藝術與生活”,試圖将這位女藝術家置于現代巴黎的中心,而不僅是奧古斯都·約翰的姐姐、羅丹的情人。

不隻是羅丹情人,看格溫·約翰在巴黎的藝術生活

“格溫·約翰:倫敦和巴黎的藝術與生活”展覽現場

展覽希望觀衆擺脫成見,不再把出生于威爾士的格溫·約翰視為一個孤獨的隐士,畫着脆弱、沉默、蒼白如她的作品。相反,在這場20年以來“重要回顧展”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關聯而非孤立的故事”。

格溫·約翰有許多朋友,從在斯萊德學院的早期時光到巴黎生活,再到後來為與羅丹更靠近搬到巴黎郊區的默東(Meudon)。遺憾的是,她與羅丹的戀情以痛苦告終。

展覽将其置于當時巴黎的現代氛圍中。她為女性肖像帶來了新的視角——它們是充滿控制力、自我認知和巨大感情的作品。畫中人藍色長袍之下,是勃勃的心跳;在低眉垂目中,是思緒飛逝。藝術家自己也在畫中,看似毫無保留卻保持着甯靜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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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坐着的女人》,約.1910-1920

隻是,在讨論女性藝術家及其作品的生活時,通常會面臨一個特殊的困難——既要展示她們的藝術雄心、與時代的聯系,同時又希望獨立于那些在職業生涯中幫助(或阻礙)她們的人。但事實證明,試圖尋找新的女性叙事可能是不必要的,因為所有這些構成了格溫·約翰——她是那個用色彩寫下抒情筆記的人,比如1923年3月,她寫下“接骨木的黃葉與粉紅康乃馨和它們的藍灰綠葉”;她的個人格言是“遠離世界的規則”,她将自己的熱情帶入愛情、宗教信仰和繪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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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騰比(Tenby)的風景》, 約1896—1897

作品是藝術家與世界的聯系

格溫·約翰的繪畫精巧而美麗。1895年至1898年,她在斯萊德藝術學院學習,該學院是英國唯一一所允許女學生入學的藝術學校。1903年,她離開斯萊德、離開倫敦,與朋友多雷裡亞·麥克尼爾(Dorelia McNeill,後來成為奧古斯都·約翰的第二任妻子,其女兒費雯·約翰也成為了一名藝術家)一起前往法國。抵達波爾多後,她們帶着藝術裝備踏上了徒步之旅,目的地是羅馬。她們睡在田野裡、靠賣肖像素描賺錢為生,但最後隻到達了圖盧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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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

在那裡,格溫·約翰在一個昏暗的室内為她的同伴作畫——麥克尼爾穿着一件黑色連衣裙,淡粉色的絲帶照亮了她的臉,她的領口明亮而柔和,這是畫面中最亮的地方。在格溫·約翰的每幅畫中都包含着這樣的時刻,調色闆和構圖的範式被突破,一些隐藏的東西隐隐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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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穿黑裙的多雷裡亞》,1903-1904,布面油畫

1904年,格溫·約翰在巴黎找到了一份藝術家模特的工作,主要服務于女性藝術家。同年,她開始為雕塑家羅丹做模特,并成為他的情人。在之後的十年裡,她與羅丹炙熱的愛在數千封熱情的信中得到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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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穿衣的女人》,約1907年

1910年,她搬到了默東。兩年後,她與羅丹結束情人關系,并在默東皈依了天主教。“我必須在工作中成為聖人。”她寫道,并稱自己為“上帝的小藝術家”和“勤奮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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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修女Mère Poussepin》

她這一時期的作品是最有趣的,她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其中六幅多米尼加修女Mère Poussepin (1653–1744) ,她于1696年創立了當地修道會,畫中修女穿着雕花袖子;另外還有八幅描繪一個年輕修女,她的眼睛在頭飾下閃閃發光。然後是她的“康複期”作品——10幅1910年代末至20年代中期的畫作。在從私人藏家處借得《穿藍色裙子的女孩》(約1914年)中,仿佛女孩、衣服、牆壁,甚至她的影子在朦胧中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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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格溫·約翰,《穿藍色連衣裙的女孩》

這些作品是否預示着格溫·約翰正與這個動蕩的世界漸行漸遠? 相反,此次展覽的策展人艾麗西亞·福斯特(Alicia Foster)寫道,這些戰争時期的作品是藝術家對她周遭發生事情最直接的接觸,女性的存在營造了貧困和修複之間的空間。在此期間,格溫·約翰因其接近老式的現代主義而受到認可。在1910年至1924年間,她的作品被愛爾蘭裔美國收藏家約翰·奎恩 (John Quinn) 購買,并于1913年在紐約軍械庫藝博會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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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克洛伊· 伯頓-萊》,1910年

一個關聯而非孤立故事

展覽最早的作品是格溫·約翰學生時代稚拙的水彩,描繪了她倫敦住所擁擠的房間,很可能是菲茨羅伊廣場21号。漸漸地,房間裡有了人物,藍衣女孩、悲傷的女孩、養貓的女孩……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隻知道她出現在格溫·約翰的許多畫作中,她在畫面中總是位置稍向左邊,雙手緊握,偶爾在柔和的光線下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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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抱黑貓的年輕女子》,約1920-1925,布面油畫

雖然沒有描繪椅子,但有時她看起來是坐着的,有時她背靠牆,在不确定的空間中與神秘的氣氛交融。

即使在創作水彩畫時,光與精神交融的關系也是顯而易見。在一幅借展自羅丹博物館的1909年自畫像中,格溫·約翰身體前傾,手中拿着一封信(也許是她寫給羅丹數百封信中的一封)。她仿佛處于房間中,但你所看到的,是蒼白色彩的回響,更是在表達一種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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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帶信的自畫像》,約1907-1909年,鉛筆和水彩

在長長的等待後,滿懷期待地打開信封,像是看到了她的夫妻。這幅畫充滿了細膩的張力,這種張力與惠斯勒的作品并不相似,盡管他們調色闆的色調相近。

她如何創造了它們?英國泰特不列颠美術館2004年舉辦的格溫·約翰和奧古斯都·約翰展的一篇文章解釋說,她将色粉筆、顔料和吸水性膠水混合在一起。這使彩色偏白、筆觸難以移動。她的作品中沒有快速而流動的元素,斑駁和穩定覆寫的表面(以及氛圍)都是緩慢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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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閱讀女子》,1910-1911

在《閱讀女子》(A Lady Reading,1910-1911)中,一位現代巴黎女性帶着一張15世紀的面孔,她的腿擱在一張藤椅上。 光線從窗外滲入,一陣微風掠過房間。這位蒼白、好學的女子像是聖母。似乎隻要一個響聲,一場轉變就将發生。

這件與其他類似的作品放在一起,其中包括哈默什伊(Hammershøi)和愛德華·維亞爾(Edouard Vuillard)帶人物的室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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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愛德華·維亞爾的室内作品。

此外,格溫·約翰繪制的法國北部港市迪耶普(Dieppe)夜景,與帕蘭德之家美術館館藏西克特(Sickert)1910年作品《羅亞爾老旅館》(Old Hotel Royale)并陳,格溫·約翰也住過倫敦卡姆登區。斯賓塞·戈爾(Spencer Gore)那幅堆滿愛德華時代雜物的《倫敦摩甯頓十字街31号内部》與格溫·約翰畫中空空如也的房間形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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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賓塞·戈爾,《倫敦摩甯頓十字街31号内部》

展覽讓格溫·約翰叙述室内裝飾、女性形象和現代主義精神。她的作品與同時代的德國女藝術家莫德松‧貝克(Paula Modersohn-Becker)的素描共同講述着激進的女性主義。約翰筆下精美的巴黎閣樓,也成為了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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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溫·約翰,《巴黎藝術家房間的一角》,約1907-1909年

20世紀30年代,格溫·約翰在默東過着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直至1939年去世。奧古斯都·約翰以“多情而自豪”描述他的姐姐,她留下了200幅小巧精緻的油畫。她後來的作品充滿了修女和信徒,還有牽手漫步在鄉間小路上的人物,她也畫了默東月光下發亮的建築,周遭一片寂靜。這些小型風景畫是對童年和母親(也是一位畫家)的最後回憶。

注:展覽将持續至10月8日,本文編譯自《衛報》和《阿波羅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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