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左翼總統的政治困局
2022年8月7日，古斯塔沃·佩特羅（Gustavo Petro）接替前任總統伊萬·杜克·馬爾克斯（Ivan Duque Marquez），成為哥倫比亞曆史上首位左翼總統。而在其執政将滿一周年之際，佩特羅深陷政治困局。
2023年7月20日，美國華盛頓分析機構史密斯研究及評級（Smith's Research &Gradings）首席經濟學家斯科特·麥克唐納博士（Dr. Scott B. MacDonald）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網站發表評論文章，分析佩特羅目前面臨的重大政治阻力與醜聞，并對其在困局中可能訴諸的民粹主義行動表達了憂慮。
當地時間2023年7月20日，哥倫比亞波哥大，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在國會上發表講話。
麥克唐納将佩特羅近一年的執政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2022年8月佩特羅上任，他推動了關鍵政策，并希望中左翼政府将幫助哥倫比亞走向一個更加和平、綠色和經濟公平的未來。第二階段始于2023年4月醫改法案未能通過，随後内閣改組，其他改革法案也未能通過。6月，佩特羅的兩名核心盟友——前幕僚長勞拉·薩拉比亞（Laura Sarabia）和駐委内瑞拉大使阿曼多·貝内代蒂（Armando Benedetti）爆出醜聞，兩者被控濫用權力和非法竊聽，打得政府措手不及。
麥克唐納認為，佩特羅在2022年的勝利振奮人心。作為M-19的前成員、哥倫比亞左翼的旗手、首都波哥大的市長，他鼓舞了許多年輕的選民和其他邊緣群體，他們厭倦了中右翼和保守政府，這些政府腐敗醜聞纏身、侵犯人權，并以強硬的方式處理該國持有武器的激進左翼。佩特羅被視為哥倫比亞的新型上司人，他将整頓國家政治，制定進步議程——其中包括裁減國家的煤炭和石油部門，推行更環保的政策，并将國家導向社會經濟正義（socio-economic justice）。
佩特羅上任後的第一項舉措是組建了一個政治基礎廣泛的内閣，通過了一項稅收改革法案，并達成了一項協定——從牧場主手中購買土地，并将其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村人口。與此同時，他成功地将該國現存最大的武裝革命和販毒組織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ELN）帶到談判桌上，作為其“全面和平”政策的一部分——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暴力、保護平民，并解散該國的許多武裝團體。他還在2022年恢複了與委内瑞拉馬杜羅政權的關系，這是一個尋求邊界正常化和改善貿易方向的重大變化，與其前任總統伊萬·杜克的做法截然不同。
第二階段大約從2023年4月開始，此前他的醫療改革方案未能在該國國會下院獲得通過。作為回應，佩特羅帶領他的政府向左轉，他以左翼人士取代了七名内閣成員，試圖重振其改革計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親市場的、在國際上受人尊敬的财政部長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Jose Antonio Ocampo）的離職，他被該國的左翼視為對中右翼和右翼的安撫，而奧坎波早先的支援對國會通過立法至關重要。接替他的是波哥大的前财務主管、佩特羅的親密盟友裡卡多·博尼拉（Ricardo Bonilla）。
内閣改組非常關鍵。佩特羅在第二輪投票中勉強赢得50.47%的多數票，其政黨和盟友未能在國會兩院獲得多數席位，讓他再也不能依靠政治上更加廣泛的内閣通過其立法。雖然佩特羅似乎有意讓一群在意識形态上更具凝聚力的人圍繞在其身邊，以更大的活力推動其議程，但這導緻了國會的合作減少和潛在的僵局。
在内閣改組之後，佩特羅政府在6月初受到了醜聞的打擊。幕僚長勞拉·薩拉比亞指控她的保姆馬瑞爾比斯·梅紮（Marelbys Meza）從她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偷走了一個公文包裡的大筆現金。梅紮告訴媒體，她于2023年1月被帶到總統府附近的地下室，被迫接受了測謊儀測試。
醜聞迅速發展成更大範圍的混亂：涉嫌非法竊聽——佩特羅此前曾對此表示不滿，一名涉嫌參與竊聽的安全官員疑似自殺，駐委内瑞拉大使阿曼多·貝内代蒂向薩拉比亞洩露的充滿咒罵的音頻，以及貝内代蒂提出的（後來撤回了）對競選資金違規的指控。讓這樁醜聞變得更加複雜的是，梅紮似乎一直處于貝内代蒂和薩拉比亞之間激烈權力鬥争的中心。貝内代蒂是保守派的主要權力經紀人，在選舉期間與佩特羅結盟。薩拉比亞曾在貝内代蒂手下工作，後來上司了佩特羅的競選活動。在司法部長辦公室宣布對此事展開調查後，薩拉比亞和貝内代蒂雙雙被免職。更糟糕的是，佩特羅和他的司法部長弗朗西斯科·巴博薩（Francisco Barbosa）關系緊張，總統指責巴博薩，認為他是由前保守黨政府任命的，反對他的“變革”議程。
佩特羅還面臨着其他法律麻煩。有指控稱，他的兒子尼古拉斯·佩特羅（Nicolas Petro）可能将對其父親競選活動的捐款留作個人用途，據稱其中一些捐款來自一名前毒販，而總統的弟弟胡安·費爾南多·佩特羅（Juan Fernando Petro）可能從該國的販毒集團那裡接受了資金。兩人都否認了這些指控，但司法部長辦公室表示正在調查此事。如果事情沒有轉機，這一事态發展隻會增加佩特羅的風聲鶴唳感，并進一步加劇其支援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兩極分化。他的支援者認為這是反對總統的陰謀的一部分。
這一醜聞打擊了公衆的信心，最近的一些民意調查顯示，佩特羅的支援率約為33%，反對率略高于50%。而在他當選時，其支援率為56%。與此同時，佩特羅的改革議程停滞不前。今年6月，一項規範大麻購買、銷售和分銷的法案在參議院以微弱優勢失敗，而一項勞工改革法案因國會下議院委員會成員未能達到法定人數而被擱置。另外兩項改革——養老金和醫療——的命運仍懸而未決。
哥倫比亞将何去何從？麥克唐納引述《經濟學人》的說法：佩特羅首先将自己視為一名左翼人士，他“相信自己注定要将國家從保守派精英手中解放出來”。衆所周知，他熱情、喜怒無常、沖動，而且在發生争執後傾向于激化沖突，而不是和解。佩特羅的政治個性可能會受到嚴峻考驗。經濟增長低迷（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預測2023年實際GDP增長為1.0%）和高通貨膨脹（食品價格也反映了這一點），群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雖然連續第三個月放緩，但以哥倫比亞的标準衡量，6月份的通貨膨脹率仍然很高，達到12.13%。
但這還不是全部。“保姆門”給了佩特羅的政敵可乘之機，他被描繪成一個僞君子，而且公衆對城市和農村地區日益增長的不安全感也有一定程度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有一種風險是，佩特羅可能會把注意力從政黨政治上轉移開，并尋求直接向人民提出改革方案，希望他們的支援，進而迫使國會采取行動。
對民主程序的失望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即佩特羅可能會尋求以一種更加專制和民粹主義的方式執政，就像薩爾瓦多總統納伊布·布克勒（Nayib Bukele）一樣。越來越多的拉美人民對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和根深蒂固的政治精英腐敗感到沮喪，他們認為布克勒的民粹主義做法以及對法律和秩序的強硬立場是積極的。在擔任波哥大市長和總統候選人期間，佩特羅确實鼓吹民粹主義變革，盡管他是否真的會采取措施，破壞可以制約其權力集中的機構的自主權，還有待觀察。
民意調查并沒有給佩特羅任何安慰。根據6月底公布的一項Invamer民意調查，70%的哥倫比亞人認為他們的國家行進在錯誤的軌道上，79%的人認為經濟狀況不好，74%的人認為腐敗率有所上升。這對佩特羅來說當然是個壞消息，但他并不孤單。哥倫比亞國會的不滿意率為74%，最高法院為60%，媒體為58%。被認為最不受歡迎的機構或團體是民族解放軍，不滿率為89%。
盡管佩特羅政府面臨着挑戰，但政治右翼樂于慫恿佩特羅進一步左傾，把他塑造成與委内瑞拉的查韋斯和馬杜羅一樣的激進分子，麥克唐納認為後者是委内瑞拉經濟崩潰和700萬委内瑞拉人口外流的主因。此外，與民族解放軍的和平程序仍然存在争議，有很多批評者。2023年10月，哥倫比亞人将在州長和地方選舉中投票。通過拖延佩特羅的改革，刺激他變得更加激進，右翼可以聲稱他是一個無能的上司人，并自我标榜為維護法律、秩序和經濟增長的力量，并着眼于下一屆全國大選。
麥克唐納在最後部分展望了哥倫比亞的未來。他認為，哥倫比亞的民主狀況對拉美其他國家和美國都很重要。不僅是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中美洲、秘魯、厄瓜多和玻利維亞的大部分地區也令人擔憂。阿根廷正處于經濟危機之中，可能會在2023年10月舉行有争議的選舉。墨西哥的前景也在惡化，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壓制了批評人士的聲音，幹預了該國獨立的選舉機構，并擴大了軍方在經濟中的作用。
麥克唐納認為，雖然美國迫切需要與哥倫比亞保持建設性關系，但兩國之間的政治分歧顯而易見，特别是佩特羅對委内瑞拉的政策。2023年4月，在哥倫比亞主辦的拉美、歐洲和北美會議上，佩特羅拒絕會見委内瑞拉反對派上司人，并持續呼籲解除對委内瑞拉的制裁，兩國關系惡化到了一定程度。
麥克唐納最後寫道，哥倫比亞的民主面臨壓力，人們對關鍵機構的信心正在下降，政府政策處于飄忽不定的狀态，這個國家似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厭倦了政府的變革。這個國家的上司人喜怒無常，但到目前為止，他一直在民主制度中努力，他曾擔任國會議員、參議員、波哥大市長，并在2022年成功當選總統之前兩次競選總統。此外，哥倫比亞的政治穩定以前也曾受到革命運動、1948年波哥塔佐（Bogotazo）等民粹主義起義和販毒集團的挑戰。它經受住了每一次風暴，這次也可能會再次挺住，但随着佩特羅政府日益陷入困境，存在相當大的下行風險，不能排除新一輪社會動蕩的可能性。
西班牙大選中的極右翼勢力
西班牙大選于2023年7月23日舉行。7月20日，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網站發表題為《西班牙為誰投票》的評論文章。他認為，這場大選可能為佛朗哥去世後的首個極右翼政府的組建鋪平道路，保守的人民黨（Popular Party）和極端民族主義、反移民的Vox之間正在形成的聯盟，将助長整個歐洲的極端本土主義運動。
布朗寫道，西班牙周日舉行的大選不僅關系到這個國家的未來，也關系到歐洲的未來。如果西班牙勞工社會黨黨魁、總理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敗選，極右翼的Vox可能會從街頭煽動者變成議會權力，如果Vox和人民黨如人們普遍預期的那樣組建聯合政府，這将标志着西班牙自1975年佛朗哥去世以來對極右翼政治家長期厭惡的終結。
如果Vox成為西班牙政府的一部分，其令人心寒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反LGBTQ的、反女權主義的、反移民的議程将把歐洲進一步推向右翼的深淵。西班牙中右翼保守派對Vox的投降将在整個歐洲大陸引起反響，尤其是考慮到西班牙最近擔任了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西班牙中右翼保守派傳統上拒絕與極右翼結盟，但現在迫切希望重新掌權。
當地時間2023年7月21日，西班牙馬德裡，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參加大選前最後一場競選集會。
西班牙保守派和極右翼政黨之間的結盟導緻了一場以文化戰争議題為主題的競選活動。聳人聽聞的Vox宣傳妖魔化了移民、同志和女權主義者，将桑切斯和他的政黨描繪成國家的敵人。人民黨主席伊莎貝爾·迪亞斯·阿尤索（Isabel Diaz Ayuso）給她的政治對手貼上了“共産主義者”的标簽。為了喚起人們對西班牙内戰前和内戰期間西班牙各地反教權暴力的記憶，她甚至指責反對派想要燒毀天主教堂。
在回應中，桑切斯将即将到來的選舉描述為西班牙民主未來的生存之戰，此前西班牙勞工社會黨在5月的地方和地區選舉中表現不佳。在競選的最後幾天，勞工社會黨的前首相何塞·路易斯·羅德裡格斯·薩帕特羅（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加大了賭注，聲稱“中右翼已不複存在”，隻有極右翼，而抛棄了中間路線，人民黨“已經消失了”。阿尤索已經對這樣的攻擊做出了同樣的回應：“當他們稱你為法西斯主義者時，你知道你在做正确的事情。”
除了針對公民權利，西班牙右翼分子還把目光投向了拒絕地區自治。多年來，Vox一直提議取締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民族主義政黨，在桑切斯上司下相對平靜的多年後，一個分裂的西班牙可能會見證分離主義運動的複蘇。
右翼對文化戰争的擁抱是一種蓄意的政策，目的是掩蓋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生活水準和社會公平構成的威脅。人民黨的議程，直接取自裡根-撒切爾的劇本，旨在廢除西班牙目前的财富稅，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将國家公用事業私有化，削減社會保障。當英國前首相利茲·特拉斯（Liz Truss）在2022年試圖實施類似的過時議程時，她差點讓英國經濟陷入困境。
布朗表示，與此同時，人民黨對文化戰争議題的關注旨在轉移人們對桑切斯及其聯合政府的經濟成就以及綠色議程的注意力。自2018年上任以來，桑切斯政府在減少西班牙高度不平等和貧困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
此外，桑切斯成功地促成了一項由工會和雇主支援的穩定通脹的工資協定，要求2023年工資增長4%，2024年和2025年工資增長3%。目前，該國是歐元區增長率最高、通脹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如果再次當選，桑切斯将專注于住房，他認為這是西班牙未來十年的“偉大國家事業”。他還提出了新的保健保障，包括專科門診咨詢的最長等待期為60天，青少年和15歲以下兒童的心理治療最長等待期為15天。
西班牙遠不是唯一一個受到極右翼崛起威脅的歐洲國家。在整個歐洲大陸，極右翼政黨越來越受歡迎，促使原本溫和的政黨采取極端立場。
在德國，本土主義的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援率正在上升，它正在将基督教民主聯盟及其巴伐利亞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進一步推向右翼。在芬蘭，極端保守的芬蘭人黨與中右翼組成了聯合政府，迫使其推行強硬的反移民政策。從瑞典到奧地利的其他西歐國家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模式，明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可能也會出現這種情況。當然，意大利總理、意大利兄弟黨（Brothers of Italy）上司人喬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比貝尼托·墨索裡尼以來的任何一位上司人都更加右翼。
歐洲極右翼運動之間出現的共生關系得到了美國富裕盟友的支援。2022年9月，波蘭執政黨“法律與正義黨”（Law and Justice）、斯洛伐克前總理羅伯特·菲科（Robert Fico）上司的民粹主義者、斯洛文尼亞前總理亞内茲·揚沙（Janez Jansa）上司的極右翼運動等16個歐洲本土主義政黨的代表齊聚邁阿密，參加全國保守主義大會（the 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主旨發言人是佛羅裡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他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也是唐納德·特朗普的模仿者。
佛羅裡達會議與該組織于2020年2月在羅馬大飯店廣場舉行的另一次極右翼峰會驚人地相似，就在新冠大流行之前。與會者希望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之外建立一個極右翼的替代方案，他們支援民族主義、傳統和核心家庭，将其作為抵禦“全球主義者”摧毀歐洲國家及其各自文化的企圖的堡壘。正是在這次集會上，梅洛尼概述了她的議程，最終引起了意大利選民的共鳴，即“捍衛民族認同和民族國家的存在，這是捍衛人民主權和自由的唯一手段”。
布朗最後寫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不太可能的全球反全球化聯盟的每一個成員都聲稱為自己國家獨特的文化遺産說話，并希望擺脫國際糾葛，同時使用相同的“我們對抗他們”（us-versus-them）的仇外言論來煽動本土主義者的恐懼。175年前，卡爾·馬克思曾預言歐洲會出現幽靈。然而，今天，它不是馬克思所希望的共産主義的幽靈，而是民粹民族主義的幽靈。西班牙大選的結果可能突顯出這一威脅的嚴重性和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