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命帝的德治思想概念上雖定義為一種儒學德治理論，但其落腳點則在于社稷和民生。明命帝親攬大政後，憂勤庶政、尚儉抑奢、崇文重教、完善科舉，體恤民瘼，不自暇逸，充分将自身對德治思想的見解付諸于實踐，才得以成就一代帝王的宏圖偉業。
身體力行勤政
從鄭阮紛争到西山起義，連綿不斷的戰争使得國家經曆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蕭條，民情得不到體察，堤堰亦無修，與中國漢朝初年的局勢相近，有文臣上書請願效法道家黃老學說提倡的“無為而治”，而明命皇帝在與禮部尚書鄭懷德的交談中，表達出自己的見解。
“進有上言者或勸朕無為以法古者，朕思之有所未喻，安有事事委棄、垂衣拱手以博無為之名哉?”鄭懷德曰:“古所謂無為者何不見其有作為之迹耳，若夫天下之理匪勞奚逸，故欲無為者必先有為，彼上書者未明其理。”這透露出明命認為凡事不能以無為之名而将之推诿放棄，應以“有為”之行動以期“無為”之效果。
明命帝對曆朝曆代政體明察審慎，史書記載明命帝“凡中外章疏一一經覽面谕諸衙拟旨批發，事重者多自拟撰，或草付，或殊批”。又規定朝參事例，是月大朝，二常朝，四廷議，四餘日奏事。
設朝會日期，每月大朝兩次，常朝四次，在上朝之前，朝臣先上奏，再廷議，大朝兩次設在每月朔、望，每月初五、十一、二十一、二十五為常朝。“因百官朝參早晚頻數多，無法在署辦事以緻于延誤許多公事，明命帝與六部酌議後，規定每月大朝、常朝、廷議十日，增定奏事九日。
大朝、常朝之日，有皆免朝者亦照常奏事，其餘等日，金事”或郎中一人值守朝房、堂官會與公署辦事，如遇事有繁重當即奏者則不拘此例。明命三年(1822年)，明命帝制綠頭牌發放給官員作為上書進言的管道，凡遇辦事日，諸衙派遣一人将上書之言署名于綠頭牌上，有事應奏者并書以進。
明命帝憂勤庶政，病中依然親覽四方章疏，批發不辍，後經文書房阮有挂等上疏以靜養為言，明命帝才傳谕諸衙“以奇日進綠頭牌，偶日停進，但惟事屬關要者準即奏聞。”
明命帝以壯年嗣服，勵精圖治，凡事不與留滞。他認為有初鮮終是人之常情，不能确定是否能堅持如常，是以規定刑部自後諸地方，實錄大辟，速奏裁處，不得耽誤延滞。帝谕侍臣曰:“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朕日早視朝豈不知倦，良以萬幾至衆不得不然，卿等趨赴服勤，朕以體悉。自今諸部有事，當聽斷者尚書坐堂治事，則參知、事八朝庶事無委積矣。”
明命皇帝熟讀四方經略，常用唐玄宗來警醒、鞭策自己，與群臣論治道谕之曰:“始勤終息，人情之常，然此皆隆替之所由也，詩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前代帝王觀之，往往可驗唐明皇速稱勵精之主，開元以前宵衣求理，天寶以後逸欲随生，是一人而二其心也，朕嘗鑒戒乎此以永保終譽，每患力不從克，堪使後之人又以今之笑明皇者笑今也。”
明命皇帝親自寫作詠史詩十章，向群臣展示，令群臣讀至詠唐明皇有已瘦初緣勤萬機，晚年何獨太真肥之句因，谕之曰:“朕觀明皇初年言行政事皆有可取，晚年溺愛楊妃，政事日怠，是以不克有終也。”
“朕自親政以來，一年孜孜憂勤庶務，惟樂與卿等裁斷事機不敢安逸，未知他日能慎終如始否乎，夫人君之德所其無逸，朕倦勤之後或不如初，卿等宜誦此詩以諷朕，必有所警矣。”
對于政事，明命皇帝不僅能夠咨淑善道、察納雅言，還能靈活變通。明命帝常與群臣談論為政之道，曰:“先帝間關百戰以有天下，及其親攬大政不自暇逸，今朕守成當與爾等慎之，夫人臣稍有怠惰，猶有所畏而不敢，若人主位尊勢隆，誰敢複議之者，惟恐驕侈不期而生，爾等宜交相懋勉、毋惜盡言，俾政臻乃義世措，太平不亦善乎?”
帝召鄭懷德、阮有慎謂曰:“朕春秋鼎盛勵精聽斷，惟恐倦勒之後不能如今日耳，夫人臣不敢懈馳有所畏也，人君位尊誰不敬畏，則怠忽之心易生，人臣做戒其君當始終如一，斯善矣。”
彰顯出明命皇帝擔心為君者位尊勢隆，為臣者不敢複議，于是用鼓勵人臣盡言之法來使政務臻善以謀取天下之太平。明命八年(1827年)，與群臣論道谕曰:“天下之事到有形不著處，亦須變通方能轉運，行得譬之川以筏、海以舟，此常理也。今海運材闆則舟不可用，必待筏，然後行觀此一事則其他可知也。
朕嘗中夜以思，凡所注措，亦欲使天下後世無所置喙，及施行之轉覺其難，亦勢然耳。且為君者居天下之上，左右前後蒸然願往，非一也，若事事曲盡物情，則如何可為?夫夏不得不熱，冬不得不寒，四序之令猶然，況于政乎?”表明明命帝在處理政務上靈活變通，願意聽取進速之言，以使政務正常運轉，妥善解決。
考校官員勤政
明命皇帝對官員也嚴加考校，督促其杜絕怠政。帝谕之曰：“若部院職官遇奏事日不随班奏事辦事，日不詣公署辦事者，上司據實參奏，若顧徇容隐，經人參劾或被朕覺出，上司亦交部議處嗣。
今不論大小官司，有怠惰藉非奏事之日乃于私室邀客，間談飲酒看戲以緻公事廢馳者，加等重懲不恕，如朕稍事安逸亦須直言匡正，方是君臣交相勉勵，用俾政通民和治希上古豈不美乎-日?”表明明命帝對貪圖享樂而懶政怠政，廢馳公事的官員嚴懲不貸，認為君臣之間應當匡正直言，交相勉勵，才能達到政通人和的境界。
帝召堂官黃金煥等讓之曰:“下僚不勤乃上司不能警策之過，今姑免之有曠發者即宜參奏懲治，不然則咎在部長矣，後又準定諸衙奏上章疏，除一日二辰例有内閣收牌并進，餘聽鳴鬥内監接認遲呈。”
明命九年(1828年)，準定自今在京諸衙，凡有诏旨文移傳送諸地方事，屬軍機錢糧緊要者所在，即日覆報常事，月一覆報以備稽考，違诏者随輕重按違制違令律問罪著為令。帝谕吏部曰:“唐虞之治猶雲屢省乃成朕心行天下，蓋欲臣下鹹勤以期于治，自今六部諸衙門凡遇關緊事，有旨速議速查速辦者以五日覆奏，不能如限具由請展違者昭，随輕重嚴議其常事準于一月内辦清，簡易事不拘此限”。
綜上可表明上級官員應當時時警策下僚，明命對為官者公務處理的時效性進行嚴格管理，一定程度上督促了官員按時完成公務，不與留滞。
對于沒有按時參加早朝的官員，降其職以作懲罰。明命皇帝認為廷臣作為自己的腦骨耳目應當要和衷體國，做到衆志成城，不能互相推诿、推卸責任。
若心存推卸之見，則不能勝任皇帝所委之事，規定“凡有交議之事，要遵守常例，文武官員均應自下而上，依次建言，一秉公忠，不得詢顧私情，互相推诿，并不得無故不朝參公座，如遇關重事，須會同公共議定，十分審熟，然後奏聞，倘有意見同異，不妨于折内别議候旨定奪，不必雷同。若尋常事件，但據現在者議奏毋須等待轉滋遲滞，再有旨令速議即依前以五日限，餘諸事亦不可過十日，如或艱澀方準請展。”
明命皇帝認真聽取官員谏言，賜六部堂官粘身小冊各一卷，記錄官員覽于市朝後所闡發的規劃條議。帝谕之曰:“此冊随事細書，足便省覽朕于市朝之暇，每有所得辄書之次第，舉行無少遺略，卿等有規劃條議，神于政治者撮而記之，亦是書紳之意也。”
明命每次坐于朝堂聽政，必會召兩三位大臣與其講論經理，從古今事迹談到使者出使外國所見所聞的外國風俗事物，傾聽者表現出各式各樣的辭色，君臣溫存曉谕就像家中父子一般。聽取大臣建議，明命認為人臣事君有犯無隐，昔舜戒其臣予違汝強汝無面從爾，當體此意。
事有您違，無惜盡言，以匡朕之不逮，且朕新總萬機，安能每事盡善，欲置禦史委以獻納，糾彈之職而難其人。帝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君人者當推仁，民之心以及萬物使各遂其生。”
帝謂侍臣阮文仲等曰:“人主不可自圖安逸，苟精神少倦亦振作之，朕于數十年後倘因倦勤不能因單日聽朝之例，亦須二三日或四五日一與卿等面談，俾精神聚會上下情通，斷不可久相間隔，蓋君臣之義猶父子之親也，且言之非難行之為難後日朕不踐斯言，卿等亦可執谏也。”可見明命鼓勵大臣匡正直言，敢于納谏，以期促成融洽的君臣關系。
督促皇子勤政
明命皇帝不僅自己率先垂範、身體力行勤政，考校百官勤政，同時也督促諸皇子勤政。明命二十年(1840年)，協辦大學士領平富總督武春謹觐見，明命帝見其須眉盡白，問其年幾何?動履尚壯健否?武總督對曰:“臣今六十有八，在所轄領地内經常視察兵民采材木，尤能上下山溪，不覺勞頓。”
帝曰:“朕于宮中亦常步行久習而不知倦，乃知人之動履存乎，習自勉者日強，安惰者日偷，不專在年之老少也。”意為人因運動才能夠生存，及時勉勵自我的人會逐漸強大而安于現狀懶惰的人則會日益退步，這與人之年紀無關。
帝谕諸皇子曰:“我觀汝等今日殊不若我之少年昔，我從世祖高皇帝駐嘉定，大駕出征，我長留居守方，冬天冷冽我單衣乘船往來海分，自不覺寒，今汝等年才三十上下已不耐寒暑，他日五六七十何能奮振乎?我今每思自強，不敢遑暇，汝等宜體之，毋徒之事逸樂矣也。”
明命帝以此言做戒皇子要對自己的話深入體會，勤加運動，重視健康，目光長遠，不能貪圖享樂而懶政怠政。
明命二十一年（1841年），帝谕樞密院和諸皇子曰：“慶節在迩，經準諸地方大吏上京祝嘏，意外之防不可不謹，試關南圻諸省，自我世祖高皇帝大定之後，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諸省以為無可憂者，一旦逆襲構變，據守原藩安城環天下之民，勤力攻剿，曆三年而後克之肝腦塗地，言之可為寒心，朕日夜焦勞，惟恐諸省臣不能先事預防耳乃命。
密谕諸地方曰自古制治保邦，長慮隙顧莫先于太平無事之辰，故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做戒無虞，綢缪未雨此皆賢君令辟之所深注意者也。”微戒皇子們要懂得居安思危，不可因現世的天下升平而忘記警備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