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非口語論》 孟昭連 著
二、“辭”的假借與“虛化”
古今語言學家都注意到了一個現象，即被稱為“辭”的那些所謂“虛詞”，大多假借自“實詞”，也就是說，其本身并沒有相對應的“字”。
例如“而”，《說文》：“而，須也，象形。”假借為語詞。段玉裁注：“引申假借為語詞，或在發端，或在句中，或在句末，或可釋為然，或可釋為如，或可釋為汝；或釋為能者，古音能與而同，叚而為能，亦叚耐為能。”[[17]]
再如“焉”，《說文》：“焉鳥，黃色，出于江淮。象形。”段注：“自借為詞助而本義廢矣。古多用焉為發聲。訓為于。亦訓為于是。”[[18]]
假借為“辭”之後，其本義完全消失，隻剩下文法作用。是以古代注疏家總是再三強調虛詞尤其是語氣詞“不為義”的本質特征。
如孔穎達：“思，語辭，不為義。”王引之：“‘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不為義”就是指原有的意義不再存在。假借問題一直争議不斷，而關于所謂“虛詞”的假借，更是存在着嚴重的誤區。
（一） 兩種不同的假借
語言學者都注意到，雖然同稱為“辭”，同為假借實詞而成，句末表示語氣與句中表示句子關系的“辭”有一個十分明顯的差別，即前者是“無義”的，而後者有些是“有義”的，有的實義還相當明顯。
那麼這種差別是如何産生的呢？這仍然要從“辭”的本質上來認識。有一個為語言學者所忽略的問題，即對“辭”的了解唐前與唐後有一個相當清楚的界限。
許慎釋“辭”為“意内而言外”，“言”是他的區分标準，即“言内”為“字”，“言外”為“辭”。
換一句話說，“字”是口語，“辭”非口語。這不但是許慎個人的觀點，也是兩漢魏晉以迄于南北朝文人的共同認識，還沒有發現例外的情況。
至唐孔穎達出，對“辭”的解釋又提出了“無義”說。“無義”說從一個新的角度來了解“辭”，并非完全是壞事，畢竟以“無義”來解釋某些“辭”，以現代的虛實觀念而言，确實是說得通的。
但更應該注意，“無義”無法概括全部“辭”，因為相當數量的句中“辭”有實義。孔穎達既說“之、乎、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19]]，但又釋“之子于歸”：“然則之為語助，人言之子者，猶雲是此子也。”[[20]]
“之”既為“語助”，又釋如“此”，“此”豈能無義？又釋“至于王道衰”：“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21]]
此處“至于”也有明顯的實義。這就說明孔本人對某些“辭”有實義是清楚的，而唐後的注疏家都注意到了這一點，是以從盧以緯《語助》以迄近代以來的虛詞著作，都有對虛字實義的解說。
那麼同為“辭”，“有義”“無義”之區分，與假借的關系如何？要言之，語氣詞一種純粹的假借，不借其義，句末“辭”假借後是單純的符号性質，其本義已經完全喪失。“也”的本義是“女陰”，“焉”的本義是黃鳥，但假借為“辭”之後，把它放至句末充當的隻是一種純粹的“符号”，它隻是提示這一句的語氣聲調的發音方式，是以它的“虛”是完全的虛。
然而，句中“辭”則不完全如此，它們不僅是一個符号，有的本義還很明顯，尤其是充當副詞、連詞、介詞的句中“辭”，其文法作用也正是通過本義實作的。
《說文解字注》
我們這裡先以副詞為例。關于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與分類，争議很多，各種教科書也極不統一。
原因是，語言學家發現一部分副詞如“将要”“馬上”“永遠”等，它們用在動詞、形容詞前邊，表示程度、範圍、時間、頻率、情态、方式等，具有實在的意義，這與語氣詞及部分連詞僅具文法作用明顯不同。
但另外一部分副詞如“就”“才”“還”“也”等，說不出有什麼實在意義，似乎隻有語氣方面的功能。是以在副詞的歸類問題上，語言學家左绌右支，出現了有的歸到實詞，有的歸到虛詞的混亂局面。
王力先生提出了一個中庸的說法，把副詞說成是介乎虛實之間的特殊詞類。他在《中國現代文法》裡指出：
“副詞可說是介乎虛實之間的一種詞。它們不算純虛，因為它們還能表示程度、範圍、時間等；然而它們也不算純實，因為它們不能單獨地表示一種實物，一種實情，或一種實事。”
他舉的例子有“很、最、更、甚、太、忒、頗、稍、略、都、隻、總、另、已、曾、未、才、方、忽、漸、再、必、果、可、能、配、也許、不、别” [[22]]。
呂叔湘先生也說：
“副詞呢，從句法功能看，也應當歸入實詞，可是它們的意義有比較實的，也有比較虛的，少數是虛而又虛如‘就’‘才’‘還’‘也’‘又’。
是以有的書上把指代詞稱為‘半虛詞’，把副詞稱為‘半實詞’，這也可見虛詞和實詞難于截然劃分了。”[[23]]
大家都隻是發現了這個現象，但無法解釋其中的原因，是以隻好再弄出一個“半虛半實”的說法來。
那麼，問題在哪裡？在筆者看來，這正是混淆口語詞與非口語詞造成的後果。副詞虛實的分野在哪裡？就在于是口語中的副詞，還是書面語副詞。
“就”“才”“還”“也”等是以“純虛”，正因它們都是真正的口語詞彙。類似的還有“再”“又”“老是”“都”“沒”等，也都說不出有什麼實義。
但凡能說出實義的副詞，如上舉“将要”“馬上”“永遠”，還有“即将”“立刻”“極其”“曾經”“十分”等，這些“貌似”的“現代漢語副詞”，其實都是文言的遺留，而且也隻用書面語中，并沒有融入全民口語中。
雖然這些詞彙在部分人群的口語中經常出現，而且運用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泛，但這不意味着它們的“出身”會改變，我們要知道它們的“來路”，而不能将之混同于真正的全民口語。
關于這個問題，王力先生在《虛詞的用法》中有所涉及：
“有一種容易用的虛詞。如‘的’‘了’‘呢’‘嗎’等，那是天天不離口的一些字眼兒，不大會用錯的。……但是，也有一種不容易用的虛詞，如‘其實’‘至于’‘于是’‘甚至’‘無論’‘然而’‘既然’‘對于’‘關于’等。這些虛詞，同志們在日常談話裡是不大說的，隻有在念書的時候才看見，是以，自己寫起文章來就沒有把握。”
“語氣詞和感歎詞在這裡用不着講，因為大家都天天不離口，會說會用，這裡就可以節省一些篇幅了。”其下共講了“因為、是以、是以、不但、而且、既然、既、于是、那末（那麼）、至于、甚至、無論、可是、但、但是、卻、然而、不過、其實、對于、關于……”等[[24]]。
《中國現代文法》
王力先生雖然沒有接着進行理論上的歸納總結，但這裡的規律性已經非常清晰地顯示出來：即凡是“天天不離口”的虛詞，不會用錯；反之，經常用錯的虛詞，是“念書的時候才看見”的，顯然就不是口語。
其實，作為語言的一個重要規律，隻要稍微觀察一下現實中的語言現象，就會發現這一點，而且不會有例外。
這個規律不但适用于現代漢語，也适用于古代漢語。
有人也許會說這是“以今律古”，但我不相信祖先的語言與後人正相反，“天天不離口”的熟練口語居然寫文章時會用錯！比如“極”的本義是屋梁，引申為至高、至遠，作為形容詞、副詞，義為最、非常。“極”以及由“極”組合而成的“極其”“極端”“極為”在古代就不是口語，而隻是書面語詞彙。雖然現代口語受到書面語影響越來越大，但“極”在口語中的使用頻率才相當于書面語的1/10，“極其”在書面語中的頻率是口語的4倍；至于“極為”“極端”在口語中根本不用[[25]]。
比如“極其”“比較”在口語中的使用雖然都有一定頻率，但也隻限于文化人或城裡人，普通百姓并不懂這兩個副詞在表程度方面的差别。
至于以“為”作為詞綴的副詞，如“較為”“尤為”“稍為”“最為”“頗為”“甚為”等，皆書面語詞彙，口語中根本不用，古今皆如此。
介詞、連詞同樣如此。
《馬氏文通》把“虛字”籠而統之地釋為“無義理可解”，之後就遭到楊樹達、陳承澤等人反對，如楊即指出“蓋若介字之‘以’字當‘拿’字‘因’字解，‘為’字當‘助’字‘代’字解，‘自’‘由’‘從’‘與’諸字及‘之’字皆各有解。又連字中‘與’‘及’‘且’‘然’等字亦皆有解。計馬氏虛字四種中，絕對無解者，僅助字及歎字耳。”[[26]]
楊氏單舉介詞、連詞以作反駁而不及句末語氣詞，說明他對句首句中“辭”與句末“辭”的差別有所察覺。
馬氏分虛實，一開始标準就定錯了，這就使他的分類不可能不混亂。他誤解了古代虛字、實字的真正涵義，直接套用了西方的概念，是以錯誤不可避免。
因為被今人等同于虛詞的“辭”，本來絕大部分都是從口語詞借來的，句末“辭”固然隻借來充當“餘聲”，但占絕大多數的句首、句中“辭”，涉及副詞、介詞、連詞等多種詞類，豈能都“無義理可解”？
連詞尤其是用在複句中的連詞，其實義相當清楚，并非如句末“辭”一樣僅是一種“符号”。
孔穎達《毛詩正義》曾對一些連詞作過解釋，可以看出他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比如“然則”，他作了如下解釋：“然者，然上語，則者，别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27]]
孔将“然則”分解為“然”與“則”，更易看出其實詞義。“然”不論作為動詞的“同意”義，還是作為形容詞的應答之聲，還是作為代詞的“如此、這樣”，都具有“肯定”之義。
孔氏所謂“然上語”就是肯定前面一句，以之作為前提條件。“則”的本義是法則，引申為規律性、邏輯性，《管子》所謂“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
“然則”用于兩個分句之間，是表示在第一個分句基礎上，出現第二個分句所表示的邏輯性結果。“然則”一般斷在兩個分句之間，從意義上說，“然”屬上句，即肯定上句作為前提；“則”屬下句，表示結果。
凡由“然”構成的連詞，諸如“然而”“然且”“然後”等，其中的“然”皆是肯定前一句，再轉向後一句，都用的是實義。
副詞“當然”也是“理當如此”“應該這樣”的意義，也是表達的實義。盧以緯《語助》也有類似的解釋：
“然則、然而、不然：自此皆是承上文。然則者，其事理如此，轉引下文，正是如此如此。然而者，其事理如此，句又轉别有說。不然者，反前意，言若不如此。”[[28]]
“不然”即“不這樣（的話）”，“若然”即“如果這樣”，都是承前表示假設，提出一種可能性。是以此處的“然”，按照現在的虛實觀念，都是有實義的，但又被歸于虛詞，沖突自然難免。
相對于“然則”，“故”的實義更為明确。
《語助校注》
《說文》：“故，為使之也。”《墨子》：“故，所得而後成也。”
“故”的本義是緣故、原因。作為因果連詞的“故”，其義是指“由于這個原因”，是以孔氏釋為“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也就是因為上句的原因，而引起下句的結果。
兩個因果關系的分句，一般原因在前，結果在後。“故”大多用在後句之前，表示“是以之故”；也可以用在前句的末尾，表示“……的原故”。
俞樾雲：“凡經傳用故字多在句首，乃亦有在句尾者。”他舉的例子是《禮記·禮運篇》：“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故字在句尾者也。”[[29]]
實際上後者的意思就是“因為”，但不能用在第一個句子之首。也就是說，“故”既可以表示“因為”，也可以表示“是以”。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強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王引之曰：“‘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是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30]]
但北魏盧辯斷為“……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王引之是對的。還有一種形式，即兩個分句，“故”也可置于後句之末。前句表結果，後句為原因。
如《墨子》：“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是原因，“不重其國愛其身”是結果。
與“故”相類的還有現代漢語書面語中常用的“因為……是以”，實義也很明顯。“因”是“原因”，“為”即“是”，是以“因為”即“原因是……”或“以……為原因”；“所”是處所、結果，“是以”即“以……為結果”。
這對連詞用來表示因果關系，用的顯然也是實義。“因”“由”“故”都是同義詞，而三詞構成的詞組也多是同義詞。如“原由”“因由”“原因”“緣故”，“是以”“故此”“由是”“以此”“以是”“是以”等，這些詞都是文人利用文字變幻組合而成，是純粹的書面語詞彙，是以口語中很難發現它們的身影。
那麼，既然用的實義，何以産生了“虛”的感覺呢？
主要是因為這類“虛詞”既非口語中所固有，又在書面語中經常出現，反複使用，使其文法功能逐漸程式化，雖然原有的實義并沒有消失，但在文人的印象中已經相對模糊化。
然究其最終原因，還是今人誤解“辭”造成的。許慎将“兮”與“曰”皆注為“辭”，以他的标準看，這是無可非議的，因為這兩個詞都是非口語的；但按今人的虛實标準看，“兮”與“曰”顯然不是一類。
按今人的标準劃分，“于”與“在”都是介詞，理應是一類；但許慎認為“在”是口語詞，“于”則不是，是以将“于”作為“辭”注為“象氣之舒虧”，“在”作為“字”注為“存也”。
《墨子》
（二）關于所謂“虛化”問題
由上面的問題牽扯到“虛化”問題，這裡不妨談談筆者的淺見。近些年語言學家移用西方語言學中的“虛化”理論，解釋漢語中某些語言現象。
“虛化”又稱“文法化”，是指“語言中意義實在的詞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文法功能的成分這樣一種過程或現象”[[31]]。
比如古代漢語中的虛詞是如何産生的，不少學者就以“虛化”理論加以解釋。
有人甚至說大陸古代早就存在“虛化”的理論，而且西方語言學家也承認，“虛化”理論是元代周伯琦提出來的：“文法化這個概念最初是在西方學術界之外被認識到的，至遲在10世紀，中國學者就區分了‘實字’和‘虛字’，而元朝的周伯琦已明确指出‘所有的虛字均來自以前的實字’。”(Heine et a1．1991；5)[[32]]
這裡說的10世紀已區分了“實字”和“虛字”，大約是指語言學者常提到的“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多，實字少，皆批谕之”一事。
宋元有關語言的虛實觀念與今天的所謂“實詞”“虛詞”并不相同，這裡暫且不談，隻談所謂“虛化”理論究竟與周伯琦是否有關。
現代語言學者之是以把“虛化”之說歸于周伯琦，引用的是周《六書正訛》中這樣一句話：“大抵古人制字，皆從事物上起。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
那麼周伯琦這裡講的是什麼意思？“古之實字”成了“今之虛字”，究竟是不是“虛化”在起作用？我們不妨對周伯琦的說法來個追根溯源，以正視聽。
類似的說法《六書正訛》中出現過幾次，但詳略稍有不同。第一次出現在下面的第一例中：
庸，大鐘也。象形。古作“用”。大抵古人制字，皆從事物上起，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别作“镛”“傭”，并非。《周詩·嵩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庸，城也。”則古文“城墉”字亦借用。[[33]]
用，餘頌切，古镛字，鐘也。象形。借為“施用”字。詳見庸字注。舊說“蔔中為用”，訛。[[34]]
之是以将這兩個注同時列出來，因二者關系密切，可互為補充。外國學者引用的“所有的虛字均來自以前的實字”，原文應該是第一例中的“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
周伯琦把“庸”字的本義釋為大鐘，與許慎釋為“庸，用也”不同。周釋來自《詩·商頌》“庸鼓有斁”毛傳：“大鐘曰庸。”此注中的“實字”是指大鐘義的“庸”，但“虛字”所指不太明确。
結合第二例“用”字注，周伯琦所說的“虛字”應該是指“用”字無疑。也就是說，周認為“庸”的本義是大鐘，作為“施用”義的“用”（“庸”的古字），以及作“城”講的“墉”，都是假借自大鐘義的“庸”。
周伯琦在此二注中分别用了“借用”“借為”，也就是假借。宋元不少文人将名詞視作實字，動詞視作虛字，是以周伯琦此處的“虛字”當指動詞的“用”，而不是指“墉”。
很顯然，大鐘義的“庸”無論借為動詞的“用”還是名詞的“墉”，都屬于同音假借，并無意義上的聯系，也就是鄭樵所謂“借同音不借義”。
我們注意到，“虛化”說者對周伯琦此注，采取了斷章取義為我所用的方法，隻引用“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一語，抛開注中具體的虛實所指，尤其是故意漏掉了原注中的“借為”“借用”兩個關鍵字眼，趁機在“古之實字”與“今之虛字”之間塞進“虛化”這個西方概念以作替換，以造成“今之虛字”是由“古之實字”“虛化”而成的假象。
且不說此種偷梁換柱的手法實在可議，問題還在于，古代假借能等同于西方語言學的“虛化”嗎？
按照現代語言觀念，動詞并非虛詞，是以把名詞的“庸”（古字為“用”）借為動詞的“用”，稱為“虛化”，理由何在？現代的所謂“虛詞”是指無實義的詞，“虛化”理應指詞義從有到無的變化過程，而“用”的實義很明确，這種“虛化”與西方語言的“虛化”是一回事嗎？
至于“庸”假借為名詞的“墉”，是從名詞到名詞，詞性并無變化，“虛化”又是從何說起？
《六書正僞》
其二，更重要的是，假借是“六書”之一。
《說文》：“書，著也。”《說文序》雲：“著于竹帛謂之書。”
所謂“書”就是寫在書面上的字，“六書”是造字或用字的法則，隻在文人書寫時才發生。
文字的本質是形體，口語的本質是聲音，有形的東西才可以“借”，無形的聲音如何“借”？不識字的文盲并不懂得“假借”為何物，當然更不會運用“假借”去表達什麼。
也就是說，口語中并不存在“六書”，既沒有“假借”，也沒有“象形”“指事”等。而西方“虛化”理論是一種語言變化的規律，它不僅表現在書面語中，也存在于口語中，将此二者等同起來，豈非風馬牛而不相及？
如果說把上例的名詞假借為動詞、名詞說成“虛化”并不典型的話，那麼我們再看下一例，此例出自“也”之注：
也，古匜字，沃盥器也，有流以注水。象形。款識有張仲姞。作，即字大篆。李斯秦刻作。小篆少文，今用之。後人又作，隸作也。借為助詞，羊者切。詞助之用既多，故正義為所奪。
又加匚為匜以别之，其實一字也。大抵古人因事物制字，今之語助，皆古人器物之字。如ㄓ本ㄓ草，乎本籲氣，焉本鳥名之類。《說文》以為“女陰”，象形，甚缪。[[35]]
在對“也”字的注釋中，周伯琦不稱“也”為虛字，而稱為“助詞”“語助”。
許慎釋“也”為“女陰”，且沒明确注為“辭”，但漢代以後的注疏家公認“也”為“辭”（或作“語助”），而且是用得最多的“辭”。
那麼這個“也”從何而來？周伯琦明确表示“也”是從“沃盥器”“借為助詞”，還是說的假借。而且他還從“也”字的假借，推演到全部語助詞，并舉了“之”“乎”“焉”，認為全部語助詞都是“古人器物之字”假借而來的。
如果按照“虛化”說，文言語氣詞的“也”是由“女陰”或“沃盥器”虛化而來的，何以不見有人研究其中的虛化過程呢？如果能揭示出中間的變化機理，用“虛化”來替代“假借”不是更有說服力嗎？
周伯琦在《六書正訛》中第三次提到“每借實字為虛字”，在“必”字注中：
必，璧吉切，弓檠也。象形。弓馳則檠而正之，《詩》“竹閉绲縢”注雲：閉，弓檠也。……後人既借為固必之“必”，又加韋以别之，非古義矣。大抵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後之修辭者，每借實字為虛字，用以達其意，此其一也。詳見“也”字注。[[36]]
周伯琦釋“必”的本義為“弓檠”，是一種校正弓的工具，後“借為固必之必”，也就是現代意義上作為副詞的“必”。
在此注中，周伯琦所說“大抵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後之修辭者每借實字為虛字，用以達其意。”
比前兩次表述多了“後之修辭者”一語，尤顯重要。所謂“修辭者”就是指文人，“修辭”在《周易》中剛一出現，就是指寫文章。
朱熹也說“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周伯琦此處明确表示，假借實字為虛字，隻是“修辭者”亦即文人寫文章的一種手法，這就印證了上文所說的“假借”隻是一種書面語行為，口語中并不存在的結論。
《周易》
再說周伯琦的觀點，不過是重複了宋代鄭樵、戴侗等人的說法，并無新義。
他隻是把前人說的“語助”“語辭”偶爾換成了“虛字”，所指其實相同。對此，明人方以智早就指出：“周伯琦《正訛》，大半侗書也。”[[37]]
比如上文周伯琦釋“也”為“沃盥器”，并雲“《說文》以為女陰象形，甚缪”，也完全是戴侗《六書故》的說法，他隻是颠倒了一下注文的順序，并把戴氏的“甚舛”改成了“甚缪”而已[[38]]。
“必”字注也是基本照抄《六書故》又有增添，其中所加“修辭者毎借實字為虛字”一句，倒是周伯琦的重要貢獻。雖然假借乃文字之法則，對古代文人而言，隻不過一個極其淺顯人人皆知的常識，但他這裡明确了假借隻是“修辭者”的行為，而非口語行為，倒意外地給“虛化說”者一個反證。
古代的文字假借，無論是許慎的“依聲托事”，還是鄭樵說的“有義假借”或“無義假借”，“借”與“被借”雖然可能有音義方面的聯系，但這種聯系都是文人通過文字“看”出來的，而不是在口語形成過程中普通百姓“不約而同”發現的。
也就是說，無論何種假借，都是直接借用，都是一種“拿來主義”。
在筆者看來，西方的所謂“虛化”理論到周伯琦那裡“認祖歸宗”，很明顯是搞錯了“血緣”。如果說西方漢學家如此胡亂聯系倒也罷了，而中國語言學者不究根柢，不看原文，也稀裡糊塗地跟着學舌，實在是匪夷所思。
如果假借可以為“虛化”所替代，那麼虛化理論不但是中國人發明的，而且發現的年代遠非晚至十世紀之後，起碼還要再提前一千多年，一直到劉向、劉歆所在的公元前一世紀；若再考慮到甲骨文中早已存在大量的假借現象[[39]]，那麼國人對虛化現象的認識和運用，似乎還要再提前兩千多年，不知西方學者認同否？
假借作為一種造字及用字的方法，已經存在了三千多年，豈能貿貿然以出現才幾十年的西方理論取而代之？
西方的某些語言學基本理論，已經為漢語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如果研究者在這個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将會離古代漢語的真相愈來愈遠。
（未完待續）
本文作者 孟昭連 教授
注 釋：
[[1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頁上。
[[18]]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157頁下。
[[19]]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毛詩正義》（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頁。
[[20]]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毛詩正義》（上），第55頁。
[[21]]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毛詩正義》（中），第14頁。
[[22]]王力：《中國現代文法》，第13頁。
[[23]]呂叔湘：《呂叔湘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頁。
[[24]] 王力：《虛詞的用法》，王力《王力文集》第3卷，第358頁.
[[25]]參見季薇：《現代漢語程度副詞研究》第二章，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
[[26]]楊樹達：《馬氏文通刊誤》卷一“正名”，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27]]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毛詩正義》（上），第20頁。[[28]]王克仲注：《助語辭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0頁。
[[29]]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頁。
[[30]]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頁。
[[31]]沈家煊：《“文法化”研究綜觀》，《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年第4期。
[[32]]轉引自吳福祥：《文法論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33]] 周伯琦：《六書正訛》平聲“冬锺”部，四庫全書本。[[34]]周伯琦：《六書正訛》去聲“宋用”部。
[[35]]周伯琦：《六書正訛》平聲“支脂之”部。
[[36]] 周伯琦：《六書正訛》入聲“質栉術”部。
[[37]]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二，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本1990年版，第44頁。
[[38]]對于許慎釋“也”為“女陰”引起的懷疑，段玉裁曾說：“而淺人妄疑之。許在當時必有所受之。不容以少見多怪之心測之也。”
[[39]] 研究者曾作過統計，甲骨文中常用字的假借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文章作者機關：南開大學
本文獲作者授權發表，原文刊于《南開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 特稿。轉發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