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背景音一般的疑問，滲透在當今許多話題之下：大停滞将始于何時？
許多人作此猜疑，是因為後冷戰的全球化蓬勃期已顯疲态。本文與此關系不大，而是關乎遙遠的未來。無人能知大停滞何時會來，但是它遲早會來，因為技術發展終有盡頭。技術革命對經濟、社會與政治的最大影響不在于其發達程度，而在于技術的突飛猛進沖擊出的偶然與不确定；關鍵不在于技術的既有成就，而在于變化率。正是它的沖擊讓社會關系陷入不确定，迫使現代人将政治和經濟的确定性了解為規則與規律的普遍有效性，且它們隻能基于平等的道德人格；現代人以一種更費力而抽象的規範，取代了靜滞社群中更易得的規範。技術進步一旦停止，我們習以為常的許多制度與思想都會面臨危機。
科技進步終有盡頭，正如人終有死。工業革命已有兩百年，它還會持續多久？三百年也好，五百年也好。人類又将存在多久，十萬年，還是百萬年？我們身處的“變化社會”僅是漫長曆史中的白駒過隙。進步的無限可能性隻是生活在高速發展期的幻覺，就像古人因視域受地平線所制，就說大地是平的，但地球在更大的尺度上仍是圓的。有人認為技術停滞太過遙遠，就像青年覺得死亡遙不可及；但進步的放緩會更早來臨，如同人至中年就能初步體會到衰老。除了科學與精密工藝的極限之外，當然還有其他條件限制着人類，例如生态環境，但這個因素理論上可能通過“更高”的技術克服，并非終極的限制；本文不讨論其他問題，盡管它們會與本文所談内容構成合力。
有人認為，可控核聚變等技術能實作“後稀缺”社會，這是對經濟學的基礎誤解。一切成本皆機會成本，而最常見的機會成本是時間，其稀缺性源自人終有死與時間偏好。無論物質多麼豐富，欲望總會排序出新的稀缺性、新的成本、新的經濟均衡。還有人想象，未來會是人類奴隸主和機器奴隸的世界，人人都是詩人或哲學家。這是時代錯亂地将未來機器智能接入了當今教育和經濟體系，導緻舊教育不适應新世界，新供給遠大于舊需求罷了。詩人與哲學家隻可能湧現于曆史激變，例如軸心時代或啟蒙時代，塵埃落定之時最不需要也最難産生詩與哲學。即便在完美的再配置設定制度下（這依賴制度化的廣泛政治參與，本文正要讨論其危機），靜滞時代的失業者得到的也不是閑暇而是無聊。經濟與人性的基本原理不會被核聚變與人工智能的烏托邦消解。
讨論技術停滞的影響似乎隻是科幻小說般遙遠的問題，卻不是一個假問題。社會科學擅長把握原理與極限，不擅長刻畫曆史軌迹，但是遙遠的極限卻如地心引力般影響曆史軌迹。本文描述的是一組互相關聯的曆史因素，并标記出能夠應對這種趨勢的原理。文化必然對後世有長遠影響，人們無法像更新機器那樣更新文化，是以文化事業必須目光長遠，不能僅滿足同時代的需要，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邁過了三百年，從古典文化衰落到中世紀也是如此。
技術停滞的可能社會後果
在關于政治與社會經濟之間關系的問題上，政治哲學提供的視角是單向的。它關注什麼是善或公正的制度，将政制當作因，将科技、經濟與文化的繁榮與凋敝當作果，讨論何種制度鼓勵或壓抑人的創造。其原因如霍布斯所說，政制乃人為裝置，它以人的意志（或公共意志）為轉移，可能通過立法、改革或革命立竿見影地改變，而物質條件和精神資源則需要漫長的積累。将政制視作因，将科技、經濟和文化視作果的思想，即政治的實踐理性，其實是曆史的解釋理性的一個環節。我們不能忽視反向的視角：将科技、經濟與文化視為因，将政制視作這些力量的果。
人們常以為自由主義随着技術進步大獲成功，然而現實卻是，自由主義是随着技術發展變慢赢得最大優勢的。集體主義擅長橫向調配衆人的資源，為追求确定目标作短期大規模動員，非常适應标準化大規模生産的需要，卻會打斷個人的時間規劃。自由主義強調個體權利，更保護個人基于現有資訊作出的未來預期，在難預測、高風險、需要長久技術積累的技術創新與精密工程上有優勢。
《西部世界》劇照。
蘇聯早期的迅速工業化堪稱經濟奇迹，然而到了這種粗糙的機械化臨近飽和的上世紀70年代後，在科技創新與精密工程上便再不能匹敵西方。羅伯特·戈登認為，1870-1970是一個“特殊的百年”，其間湧現了電力、内燃機、抗生素、核能、內建電路等大量革命性發明，此後的進步難度上升，依賴成本越來越高的漸進研發。卡爾·本内迪克特·弗雷則指出，該時期的粗糙工業正是低技術勞工擔當主要生産者的工業。百萬勞動大軍能夠制造無數履帶，卻造不出一台精密機床。技術進步越簡單、越易模仿，溢出的外部性越大。然而今日的科技創新已不再是“靈感”的産物，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出的無數細節，無法計劃且極難模仿。泰勒·考恩說，科技進步放緩是因為“低垂的果實”已被摘完。這對不同制度的沖擊是不同的：計劃經濟隻适合大規模量産“低垂的果實”，它攀登“較高的果實”的能力要差得多。
技術精密化讓自由市場相對于計劃經濟獲得了優勢，但精密化意味着創新的成本變高且進步放緩，所謂相對優勢隻是受損較小。随着技術難度以幾何級數上升，疊代周期延長，僅是變化減緩已會影響社會形态。當技術每進一步都萬分困難，必定已經凝結了海量的細節與成本。一個貼切的例子是遊戲業對“3A”大作的解釋：a lot of time, a lot of resources, a lot of money（很多時間，很多資源和很多錢）。如果将來所有技術領域都變成“3A”的，資本與機構也将比個人才能更重要；個人無論多麼有才能，都将越來越依附于機構。經濟學史本身是經濟史的一面鏡子。
當創新的難度隻在于“天才”難得，就像核能受惠于愛因斯坦那樣，上世紀50年代羅伯特·索洛就認為技術是經濟的外生變量；當技術發展的成本升高，需要大量工程師才能将內建電路精密化，當代許多經濟學家就主張技術是内生的。百年前，熊彼特說市場的勃勃生機就在于“創造性破壞”；而在創造變得困難、資本與機構的重要性上升的時代，人們相信“大到不能倒”。一種生産要素越重要，它的回報越大。根據托馬斯·皮凱蒂的研究，本時代的資本回報率已經大于經濟增長率。随着發展日趨減緩，經濟增長率終将逼近零，隻有資本回報率仍是正的，一方面是需要更海量的資源進行更緩慢的研發，同時會産生大量幫助資本規避風險的金融業，大衛·格雷伯說這些“狗屁工作”是資本主義走向封建化的前兆，其實也是說滞固的利益正在取代風險的利益。高速發展時期風險偏好的資本，發展速度越慢越會變成風險厭惡的，這也是創新的成本上升、風險增大、效用下降使然。
縱向改進越困難，經濟越是投入橫向擴張，企業不會量産尚可輕易改進的産品；橫向擴張越困難，競争越是滲入細節，精細的競争也将讓人性從寬闊變得狹窄。高速發展的世界促進了階層和地域流動，變化減慢則會導向階層滞固和生活視域封閉。人的身心習慣會變化：如果不可預測的偶然不再能帶來改變，人與人為什麼還要偶然相遇？當争奪注意力成為一種設計，生活世界的視域就成為經濟機器的一環。商業越是拉扯人們的注意力，人們的注意力越是收束，并先入為主地将更多資訊和旁人視作不相幹的。有統計稱，當今美國的跨階層婚姻遠少于半世紀前。軌迹越是确定，路旁小徑越是無意義的幹擾，在充滿機遇的發展時代，好奇心是一種登陸火星的德性；在靜滞時代，好奇害死貓。進步的難度越大，需要的專注就越長久，甚至超過一代人的時間。
《相對宇宙》劇照。
分工帶來效率是《國富論》開篇的經典論題，卻并非現代經濟學的發現。柏拉圖就已說到過分工的必要性與益處。分工的效率也展現在家族世代為一個分工服務的封建制。甚至可以說，封建制是社會分工的最極端形态：世代傳承的整個生活世界，及其從小到大培養的身心習慣，都被用來支援一個分工。甚至諸分工的道德“義務”也不同，武士和工匠的道德本身就是其技藝的一部分。環境變化的減慢意味着“适應”的标準趨于固定，過往經驗的力量将勝過大膽想象，子女受到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更可能重複父母的命運。在技術近乎停滞的中世紀，工匠們會根據百年前的圖紙，花費百年建造一座大教堂。
這種專注卻狹隘的視野不适合創新，卻适合“know how”（知道如何做）與默會知識的沉澱積累。現代經濟學的真正創新，是将勞動從人的生命整體中單獨離析出來，達到分工的流動性和可重組性（保守派批判的“完整性的喪失”和激進派批判的“異化”皆由此而生）。然而人們不斷跳槽嘗試新工作的世界，必是迅速發展的世界，如果這一前提消失了，最有效率的分工就是每個人隻專注于自己的技藝；如果一個社會變化極慢，父輩青年時的技藝直到子輩退休時都不會過時，老人的經驗就必然占據優勢，子承父業将是再自然不過的分工。
當人生的軌迹過于确定，每個人的比較優勢就更多受限于初始條件，更少出于意志選擇，這也意味着女性更牢固地與她們的先天優勢（或資源詛咒），即生育，相關聯。現代女性身份與生育天職逐漸脫鈎，是因為少數人能夠用稀缺的時間作出創造性的、比延續生命更大的貢獻，且更多女性對此充滿希望；如果創造性的時代過去了，工作的職責變成了維持而非改變現狀，要作出比延續人類更大的貢獻也将更難（也許會有人造子宮技術，但這要取決于未來女性自身是否想要它）。在飛速發展的時代，女權主義更強調外出工作的貢獻與機遇；而在發展變慢的時代，女權主義更強調生育和家務的價值不可忽視。當進步放緩，“進步”就不再意味着能讓志向遠大的人飛得多高，而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惠及安于日常的人，對此的經濟解釋是成本與效用的相對變化。
人類有一種心理傾向，即用最好的經曆代表自己的本質或最大舒展狀态，而把較壞的時期解釋成一時的歧途或環境扭曲的結果。人們用最高可能性定義自我，因為“希望”是生存的必需。這種思維的問題在于它忽視了不可逆的結構性變化。美國夢是由高速發展期的人塑造的，後來的世代卻再難企及。上世紀70年代後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亦是生活水準進步放緩：整個經濟結構需要抽調更多資源，甚至透支未來，才能勉強維持發展的勢頭。現代人有意識地用技術進步增加生活品質，而非生命數量，逃離了馬爾薩斯陷阱，但也将“明天會更好”的希望改寫成“明天必須更好”的指令，甚至維持積極的心理狀态也成了一種“義務”。
當變化剛剛開始放緩，人們的心理仍習慣于高速發展的世界，結構卻逐漸犟固如韋伯所說的“鐵籠”；于是豐沛的人生叙事得不到伸張，無力追求完整的意義的人，便追逐碎片化的體驗。人們轉向内在，甚至看似對結構的反抗也多基于卑微的“心理理由”。羅納德·英格爾哈特指出“後物質主義”始于上世紀70年代，正是從那時開始，美國的心理健康行業迅速膨脹。随着變化時代的舊夢逐漸脫離發展趨緩的現實，心理問題會越來越多。越重的病渴望越猛的藥，而病态時代産生的藥本身就有毒。當今美國已是一個“心理治療社會”，這是走向忏悔型宗教（或意識形态）的危險信号。宗教在現代的衰落，原因之一是快速發展的世界将希望引向了未來；而在靜滞世界中，未來隻剩下無聊，希望又将寄于何處呢？
《黑鏡》劇照。
我們時代反對刻闆印象，是因為豐富的變化讓個體差異能夠輕易偏離群體平均。個人的諸方面有無窮的排列組合的可能性，很多知識、技能或經曆的組合并無内在關聯，僅适應劇變中的某種暫時未達均衡的環境，例如前些年許多人放棄了研習多年的學科專業，轉行去學程式設計。
然而靜滞社會不再有突破性的沖擊與震蕩，從零開始的臨時轉行将是不經濟的，這意味着人們的行業選擇會更早受到初始條件限制。靈活是變化時代的德性，靜滞時代則更強調忠誠。更恒定的人生軌迹會帶來更易判斷的屬性組合，刻闆印象的出錯率變小。人們常覺得現代都市醜陋雜亂，但這正是它生機勃勃的展現，因為高速變化的世界必是為求實用拼貼、嫁接而成；優美完整的秩序總是被時間緩緩打磨的結果，在變化最慢的自然環境中，演化最協調緊湊、易于辨認，有羽毛的動物不會有鰓，有鱗片的動物不會有肺。快速變化的環境，是強調個體學習與可塑性的“用進廢退”的拉馬克社會；靜滞不變的環境，則是更受制于先天因素和世代積累的達爾文社會。随着社會變化趨緩，個人奮鬥逐漸淪為神話，社會結構性因素越發明顯。今人愛說“年齡不是限制，啟程永不過遲”，這隻在飛速更新疊代的世界成立；這句口号是如此被強調，其實已經透出焦慮。
《黑鏡》劇照。
發展時代的人們需要随時在新起點上學習新東西，到了技術精進完美的時代，舊知識不再會過時，人們窮其畢生也很難學完其中一門。分工的寬窄受限于人的時間，這即是為何許多學術分科在學理上十分勉強，隻因個人時間有限而不得不分立。知識爆炸是學科細分的原因，世界的無限是有限之人自甘狹隘的原因。當今許多交叉學科是變化社會的臨時産物，而在靜滞社會中，留存下來的交叉學科将凝固成細分行業，新的交叉學科無法誕生，大學的任務将集中于傳承而非開拓。當今高等教育規模百倍于百年前，卻産生不了那麼多革命性突破；今日人人都要上大學的熱望，其實已是高速發展期的餘火，它導緻高等教育供過于求、大量高學曆者學不緻用。未來靜滞社會一旦供需平衡，高等教育的萎縮會大于科研崗位的萎縮。現代大學大多本就脫胎于技術院校，多數人是為了掌握謀生技能上大學的，受教育帶來的素質提升隻是副産品；高等教育萎縮會降低人口素質，并降低政治理性，這對于靜滞時代承受着更大社會壓力的政治更是雪上加霜。
若要在靜滞社會維持高等教育規模，有一種副作用強烈的簡單方法，即脫離實用的文憑崇拜。蘭德爾·柯林斯（1979）指出：大學從來就不是實用主義的，它一旦完全契合實用，就等于放棄發放文憑的權力。某些學科專業的真正社會功能，其實是揀選出擅長服從、能忍受枯燥與無聊、适合做螺絲釘的人。技術發展越慢，教育就越是消費品而非投資品，它的功能就越是政治的（無論是維持還是打破階層分化），越遠離實用。這個趨勢的極限推論是：在完全靜滞的遙遠未來，大學要麼縮減回工業革命前的規模，收縮至《玻璃球遊戲》中的象牙塔；要麼它将如科舉制一樣被社會功能吞沒，僅淪為“階層流動”的調節閥。
《玻璃球遊戲》，[德] 赫爾曼·黑塞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4月。
“階層流動”這個概念本身就是高速發展時代的産物，靜滞時代的古老觀念視階層流動為壞事。因為如果你在中世紀鼓勵階層流動，就等于鼓勵造反，而在本時代鼓勵階層流動，則是鼓勵創業。階層上升僅在高速發展期是規模性的，在人類曆史的其他一切時期，階層上升都是小機率事件。在曆史學家的俯瞰視角上，重要的是工業革命時代勞工的真實工資，而他們上升到資産階級的機率則可忽略不計；在個人生涯的第一人稱視角上，“階層流動”卻帶來了巨大的希望。這兩種視角的落差本身就能說明，這種希望其實隻是比例失調的虛假希望。發展越是趨緩，階層流動就越淪為一個時代錯亂的、自欺的意識形态。
思想史中也發生了與技術史同步的創新成本與效用變化。二戰後的左翼進步思潮于1968年到達頂點，之後的社會思想意識到：在已建成大衆民主與福利制度的國家，突破性的進步困難且危險，是以傾向于維持大局已定的“良序社會”。在此之前，思想界傾向于靈活的功利主義；自約翰·羅爾斯（1971）始，思想界轉向穩定的契約論，然後是社群主義。幸福的尺度因抽象而自由度極高，無論好壞都潛能極大。準則與契約越具體繁複，越是對希望的限制，卻是對底線的保護。人們舍棄天花闆高但地闆低的道德哲學，轉向天花闆低而地闆高的意識形态，是因為随着新思想帶來進步的可能性衰減，自由度引起的焦慮超過了效用。
當朱迪斯·施克萊說“希望的自由主義”變成了“恐懼的自由主義”時，她其實描述了二十世紀更廣泛的精神氣候變遷：人類的勇氣在消磨，紀律卻在增長，社會越趨于停滞，人們越是将力量的硬化當作力量的增強。然而不可忘記：契約論本不是近代的發明，而是源自封建法。中世紀的封建契約零碎又混亂，近代思想預設全體公民訂立的非曆史的原初契約，其實是新生的“國家”整合曆史中離散、雜亂的封建契約的意識形态，而近代國家真正整合社會的工具是财政流動性。待到發展停滞，流動性大幅削弱，契約論會不會與社群主義結合，變回封建法呢？功利主義在發展放緩的今天也出現了變種：“長期主義”，強調平等對待今人與後世的幸福與痛苦。後世的苦樂确定性不如今人，長期主義的出現反映出解決當下問題的難度上升了，其效用确定性甚至低于某些為遙遠未來謀福利的行為，就連本文也是一篇長期主義的預警。
當人的諸生活形式被習俗組織成穩定的整體，就可能為人生提供更容易的答案，并危及現代道德理念。現代道德哲學的核心概念，無論是“尊嚴”還是“效用”，都非常抽象。正是變動不居的開放世界，迫使現代人費力地接受了這種抽象的、基于普遍的理性能力的尊嚴觀。一切堅固的社會關系都煙消雲散了，更确定的哲學原理才裸露出來并獲得自明性。然而靜滞的生活形式會積澱出一套審美習慣，當人們想活得輕松，想逃避某些責任，就可能規定出各類不同的“身份尊嚴”，例如武士的尊嚴與工匠的尊嚴、男人的尊嚴和女人的尊嚴，甚至認為武士的理性和工匠的理性、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理性不同。
激進的後現代主義和保守的社群主義立場相左，思維方式卻一緻；立場是易變的、局限于共同體内的，而思維方式是穩定的、滲透廣泛的，這種心智将如何影響曆史，取決于經濟構造将以何種形式強化哪些社群。因為發展正在放緩，是以哈貝馬斯的警告才是正确的：後現代思想最終會為保守主義鋪路。其實，上世紀70年代後的技術進步減速，也是後現代思想興起的原因。現代思想認為“求好”需要“求新”，後現代主義将“求新”解釋成“求異”，非常迎合充滿創造欲（它本身是進步叙事的遺留）卻很難真正超越前人的時代，它确實發明出了許多細分市場需求，對維持技術進步減速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功不可沒。當今有很多荒謬，都可歸因于現代化進步減速之後的病急亂投醫。而筆者想說：進步的放緩不是一種病，它是衰老。
《星際穿越》劇照。
靜滞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現代世界如此深地依賴技術的不斷進步，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進步一旦停滞的後果。變化社會中的資本如水一樣流動，讓依附關系無法獲得穩定的政治表達，并帶來遠超出個人經驗的未知與機遇，所謂自由便是無人能預言一代人之後的世界，是以無人有權阻擋他人的人生希望。流動性意味着交易對象不固定，人們常說資本無情無義，因為流動的人際關系不黏滞。
相反，靜滞社會中長久牢固甚至跨世代的社會關系就像古代社會的土地，會自然生長出貴族。假設某企業連續百年從固定的另幾家企業購入原料，生産同類産品，雇工子女上企業子弟學校，長大後有很大機率服務于企業，那麼企業主就相當于地主。在十八世紀英國的信用與地産之争中，地産利益的支援者一直批判金錢的易變性和投機性，博林布魯克曾将鄉紳比作“政治之舟的真正主人”，而富人不過是“舟中乘客”。資源自由重組的流動性，名義上能讓所有人受益，但是越有流動能力的人越受益，是以流動性最堅定的支援者一直是城市中産。
然而上文說過，創新困難會增加資本的權重和回報，擴大貧富差距，可以想象靜滞世界中的中産階級也将大為削弱，不僅數量會降低，也會産生質變：認為中産階級天然開明進步是膚淺之見，那隻是因為中産階級擴張的時代必是發展迅速、樂觀自信的好時代罷了，而大蕭條後的德國中産階級卻支援納粹。中産階級因流動性而對時代變化更敏感，無論好壞。社會發展越快，靈活流動的正效用越大，工業革命以來這種正效用明顯大于負效用；當發展放緩甚至停滞，流動性的正效用就會減小，其負效用被了解為逃避責任。筆者指的不是避稅天堂等法律空子（它們是可修正的），而是經濟規律：流動性意味着壓力總會被更大比例地傳遞給彈性較差者，例如出租房的房産稅大部分會由租客而非房東支付。
《愛，死亡和機器人》劇照。
解決流動性之弊端的簡單方法當然是限制流動性，然而這樣做的副作用巨大：如果地主以非流動形式負擔了更具體的社群責任，也就可能會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權。流動性的另一弊端是會産生搭便車者，然而隻要開放仍是總體最佳選擇，它們就可容忍。尼采說，“寬容”就是健壯機體對渺小疾病的不在乎。待到發展速度減緩、開放規則的效用下降，人們就會排斥搭便車者，并出現歧視性規則。社會中的一些社群這樣做，會刺激其他社群采取相同的政策。合作機制會變得精準，關系網絡會加強，而規則的開放性會削弱。社會越開放，人們越傾向于用對世界的貢獻評價人，這是功利主義；社會越封閉，人們越是将互相性（reciprocity）道德化，這即是“報”。然而一些社群之内暫時的搭便車行為，對于整個社會有長遠的效用，它們或将一并損失。
上述變化無疑有深遠的政治意涵。筆者關心的是：鞋匠們和主婦們還能否保持政治參與的權利，例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盡管“誰說了算”在邏輯上獨立于、先于“誰得到什麼”，然而政治哲學常被批評為忽視社會經濟條件，因為它很少讨論，在實際操作中這種邏輯上的獨立性何以保障？壓力不僅來自保守派，在一個靜滞和分化的社會保留普選權，激進派也會攻擊“民主的虛僞”。共和制在古代史上隻是少數例外，而普選權僅誕生于人類發展最快的二十世紀。未來曆史學家可能會将二十世紀看成空前絕後的狂飙突進，其曆史經驗是：盡管強化專制是權力應對激變與動蕩的本能反應，最終反而是民主制通過将合法性下放到全民，容納了激變、化解了動蕩。塞缪爾·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裡指出：時代變化越劇烈，政治參與的規模越廣、程度越深。反過來說，在一個變化緩慢的世界，政治參與的欲望也會相對冷卻，一個典型的征兆是投票率降低。盡管靜滞社會中的政治參與欲望較低，從變化社會變回靜滞社會的曆史過程卻會加劇動蕩。正如同在地方社群或封建社會，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危機；在現代國家與自由市場，經濟停滞會帶來政治危機。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塞缪爾·亨廷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何種力量支撐着民主共和制？政治思想史上一組老生常談的對立是：工業革命前的思想家多強調德性，而德性源于獨立且勇敢的生活方式，商業、藝術與“精緻”常被警惕地視為腐蝕共和德性的力量；在現代人看來，發展與創新的需求是自由的一大工具價值，因為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另外，前工業時代的人并不認為君主制注定比共和制壞，否則馬基雅維利不會在《論李維》之後再寫《君主論》。亞裡士多德認為，一人統治、少數統治、多數統治各有良好與腐敗的可能性。雅典公民自覺比波斯大王的臣民更自由，卻仍然承認另一種制度，并認為波斯大王是莊嚴的而非邪惡的。民主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道德的現象，在二十世紀之前從未有過。靜滞時代的人更容易輕視自由，因為人們不知道要自由能做什麼。
創造性的進步強化了自由的力量。熱愛自由的人，多是有獨一無二的想做之事、想實作的夢的人，他們厭惡被阻礙和打斷。這即是為何在向往自由的時代，出現了大量沖破社會藩籬的愛情小說，因為愛情是平凡個體獨一無二的夢。愛情屬于充滿希望的樂觀時代，那時人們感到沒能幸福就已是痛苦；到了悲觀幻滅的時代，人們覺得隻要沒遭遇痛苦就已是幸福。當社會從運動變得靜滞，“動物靈魂”也會變成“植物靈魂”。自由将變得脆弱，因為即便消極自由的權界也不是現成給定的，它必須被勇敢地使用自由的人及其使用自由的最富創造性的形式撐起來。
自由的直接受益者是内在充實、需要施展空間的人，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強調：天才最需要自由，也最能發揮自由之效用。曆史上贊頌自由的時代，也是個人天才大有可為之時。相反，靜滞時代不需要天才，出自創造性想象力的知識已沉澱為工匠技術，創新越困難，工匠精神越受重視。靜滞時代也輕視獨一性，因為社會結構遠強于個體潛能。那些認為幸福源自攀比物質與地位的人，終将在自由不再能帶來物質優勢後背離自由，畢竟專制社會也能提供諸如科舉制度等往上爬的途徑；但他們終不能如願，因為越是由将幸福等同于做“人上人”的個體組成的社會，在集體層面越傾向于平均主義，因為衆多“人下人”的痛苦遠大于少數“人上人”的幸福。
同理，言論自由的最大受益者既非窮人，亦非富人，而是知識分子，因為複雜的知識需要不被打斷的完整表達。靜滞時代沒有知識分子，中世紀的學者自居為“精神工匠”。發展的減緩會削弱言論自由的效用。直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時代“invention”（發明）才是褒義，稍晚的約翰·彌爾頓最初主張言論自由，是為了通過廣泛試錯與讨論尋求真理。我們寬容很可能是錯誤的新想法，對歧途的寬容基于創新可能的盈餘，有時一次成功就抵得上一百次失敗。劇變時代的人批判地看待過去的權威，因為舊規律可能已經過時；時代變化越快，新觀點與已有成功經驗的舊觀點越接近平等。而在靜滞社會，新觀點會被先入為主地懷疑為前人已經嘗試過的死胡同，或因考慮不周而低估了變革的困難。到那時，言論自由的唯一支柱将是表達主觀體驗的自由，隻因每個人最了解自己的體驗，它通過試錯與交流尋求主體間的真理的功能将被大幅削弱。
紀錄片《失樂園》劇照。
開放社會在全球範圍貌似同質，但多元的選擇會增大群體内的個體差異。相反，靜滞社會由于缺乏流動性可能非常分化，但在每一群體内部，欲望都将趨同。獨一無二的夢将變得稀有，希望也會變得貧瘠，人們傾向于以鄰人為準繩，并欲望着鄰人的欲望。個人主義的源頭活水是個人英雄主義，其關鍵在于個人與結構的力量對比，和另辟蹊徑引發範式革命的可能性。社會對特立獨行之異類的寬容，源自個人英雄帶來的巨大盈餘。正是在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二十世紀初，本雅明說“英雄是現代性的真正主體”。對偉大靈魂的崇敬是進步時代的特征，因為偉大靈魂其實不是時代文化的典範，而是時代文化的敵人；他們通過與養育了自己的文化搏鬥，才開創了未來。偉大靈魂隻有在被崇敬的時代才能夠被寬容，如果一個社會僅是寬容追求偉大的自由，則擁有這種品質的人必遭環境壓迫。靜滞時代的意識形态視偉大為傲慢之罪，并崇尚謙卑之德，因為自視為未來開創者的人是驕傲的，而自視為曆史繼承者的人則不得不謙卑。
筆者不主張物質決定論，而是想問，人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物質決定論？内戰前美國南方的奴隸主們曾說：北方工廠裡勞工們的生活水準并不比奴隸更好。筆者不确定未來人能否識破這個謬誤。制度隻是工具，但它是服務于整個生活的工具，不限于生活中的物質方面；由于制度工具太深地嵌入了生活，這種工具也有“内在價值”。人類能否在停滞期保持住在上升期赢獲的制度？這要求在自由的生活方式的物質-經濟效用不再明顯時，甚至在它維持階層流動的功能也被削弱時仍然熱愛它。答案介于兩者之間：最樂觀的回答是，今天已經穩健地邁過了這道坎的國家，隻要人民已經嘗過自由的甜頭，并訓練出了與之配套的生活習慣，就很難退回去。然而這個樂觀理由是脆弱的，它也可能意味着群眾在高速發展期被嬌慣壞了。最悲觀的回答是，也許隻有在工業革命前就已萌發了民主的國家，能夠在技術進步結束之後回歸他們的傳統。英國議會早在資産階級誕生之前就戰勝了王權，這或許是相信它能夠持存到資本主義終結之後的理由。
《愛，死亡和機器人》劇照。
這裡涉及傳統的危險。傳統起源于并适應于靜滞社會，當世界不再可能維持進步得最快的形态，人們就會轉向那退化得最慢的。人類總是從熟悉的思想資源中找尋對策，傳統在衆多政治思想中遠算不上效用最大，然而将傳統塑造成公共知識的交流成本最小。傳統浸透在生活與思維的細節中，最激進的思想大廈也時常由最保守的語言磚瓦搭建起來。問題在于傳統是多樣的，希臘人和日本人從各自的古代傳統中發掘出現代政治諸要素的難度是不同的。
上述變化還會影響國際關系。現代思想将國家僅視作服務于生活的工具，領土兼并戰争不僅不被允許，更淪為荒謬。在祛魅了“國家”之偶像的國家間，反而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穩定信任。不再有阿爾薩斯-洛林問題，是以也不可以有克裡米亞問題，它們都必須被掃進曆史的垃圾堆。哈爾福德·麥金德說“民主國家從不做戰略思考”，這句話在當年是批評，在當今卻是以簡單的力量取代了複雜的力量。然而，在一個政治哲學陷入相對主義的靜滞世界，這種穩定的國際關系也将不再成立。另外，流動性的降低還将削弱貿易和平論，問題不僅是貿易去全球化削弱了國際的互相依賴，更關乎社會：在十八世紀，貿易和平論最初關乎的是“和氣貿易（doux commerce）”的精神氣候，商人的溫和與尚武精神相對立。而在長久停滞的社會中，軍事人口可能重新成為社會凝結核，甚至他們自身就有可能誕生于一種流動性更低、依附性更高的社會關系。
西方的貧富差距正在重回一戰之前，那是茨威格懷念的緩慢而穩定的世界，今日許多人已在懷念一個充滿活力且貧富差距較小的昨日。二十一世紀的危險之一，是它的财富結構或許會變得更像十九世紀，但更長遠的危險不止于此。随着創新越來越難，經濟中的繼承因素的比例會上升，甚至可能将繼承制度化。在發展的時代，遺囑可以任意標明繼承人，是因為預設财富是由死者個人創造的；然而靜滞時代的财富本身來自繼承，人們自由支配财産的權利就會削弱，“占有性個人主義”可能重新讓位于家族與社會關系。上層社會的家産可能會如同爵位一般不可分割，否則會影響到随附于産業的契約，婚生子與私生子、長子和次子的差別可能再度重要，婚姻與離婚自由也可能受限制。重視繼承的家庭結構不是父系的就是母系的，不可能是平權的。家庭關系會基于成員所扮演角色的權利與責任，而非獨一無二的具體的人之間的感情。
要避免以上狀況，有一種副作用猛烈的簡單方法：如皮凱蒂主張的那樣征收财産稅或高額遺産稅，以消除财産繼承。但皮凱蒂也指出，史上最高的遺産稅出現于發展最快的戰後三十年。其實在發展最快的時代和行業，富人的公益捐贈也最多，因為那時的人相信，此生積累的财富相比未來人的可能性仍屬渺小；在夕陽産業則少有慈善家，因為慷慨是創造力的孩子，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如此。高額遺産稅是飛速發展的時代能承受的，而在靜滞社會征遺産稅等于公有化，政府将壟斷所有經濟活動，我們所在的當下介于這兩種狀況之間。
《黑鏡》劇照。
靜滞社會中的遺産繼承與家庭結構變遷勢必帶來諸多深遠影響。筆者想問：私人領域的制度化，會不會帶來公共制度的私人化？畢竟私域與公域之間并無先驗的界限，二者的界限取決于力量與需要。在一個财産世襲化的世界，我們能否堅定地拒絕将公共權力世襲化？筆者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它太重要、牽涉太多，且是原則上能守住的：“誰說了算”在邏輯上獨立于、先于“誰得到什麼”，民主的真正理由無關社會經濟條件，僅在于理性是普遍可了解的，不獨屬于某一類人。但是人的理性是否堅強到了堅持原則性的區分，将經濟差距僅了解為“量”的差别，不另賦意義，尤其不能關聯到“高貴”等“質”的差别？這在今人聽來仿佛杞人憂天，但等級制意識形态其實符合靜滞社會的需要：它将停滞解釋成永恒的秩序，讓國王與士兵、主人和仆人共在同一幅世界圖景，各自獲得生命的意義。而在堅持人格的“質”不分高低貴賤的同時承認“量”的經濟差距，反而會讓心智軟弱者更痛苦。
人們能否在稍稍懈怠就能輕松地自欺的時刻，仍然緊握灰白的理性？今天已經出現了“負産階級”，即大批負債者，這在古代是奴隸制的危險信号；是高速發展的經濟消解了這種危險，正如它催生了“提前消費”的奇特現象。在一個許多人剛出生就繼承了父母輩的“負産”且缺乏變化與機遇的靜滞世界，誰敢保證人類一定能堅定地反對奴隸制？幸好我們離最終的停滞尚有相當長的時間，足夠長到讓人們認清趨勢，不再盲目地向未來借債。
對經濟結構變化可能導緻的政治影響的憂慮，總是對人類政治理性的堅強程度的憂慮。許多左派預設人的政治理性是脆弱的，受社會經濟條件的支配。他們也不相信生産率會永遠進步，而是相信資本主義必須奔跑才能維持不倒，資本必須流動，關鍵不在于它追求的目标，而在于必須有目标供它追求。以上觀點并無問題。他們的問題是，在預設人類的政治理性無比脆弱的同時，預設人類仁愛無私的德性無比強大，誤認為社會可以用社群的方式運作，社群德性可以取代政治德性。然而通過交往理性約定公正的政治規則，比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和諧大社群容易得多。當我們談論遙遠的未來，實際上談論的是那些賴以了解曆史的抽象規律，應對危機需要認識規律而非否認它們。
技術革新耗盡後，現代社會的危險在于可能退向準封建形态。個人主義、世俗主義、市場經濟、普及教育、言論自由、民主參與、和平主義等現代價值是互相關聯的，在發展迅速的時代互相促進着上升，在減速與停滞的時代則會同時遭遇危機，并可能互相牽扯着下墜。我們不能把自由的價值過多地置于促進經濟這條理由上，因為技術進步必有一個盡頭，屆時德性的力量必須獨力支撐自由的生活方式。對比李維和塔西佗，共和與專制的反差首先在于德性高低。德性腐敗會推高維持自由的成本，卻減輕了臣服于非理性的屈辱；過了某個臨界點，專制也就更可欲了。是以人文教化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它是複雜社會中諸德性的基石。我們時代的文化預設了高速發展的環境，這種時代錯亂将随着時間推移越來越有毒，而強行維持現狀或扭轉趨勢的手段往往副作用極大。許多誕生于工業革命之後的社會經濟思想，其實也不自覺地預設了技術發展與變化的世界，是以無力正确地診斷和應對停滞或減速帶來的問題。但幸好這些貌似隻在現代蓬勃興起的價值，尚有更古老的源泉與更普遍的理由。
撰文／巫懷宇
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 王銘博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