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布裡索睡得正香。他仰面躺在床上，胖肚子高高挺起，嘴角翹出一個愚蠢的笑容，他仿佛是種無生命的物體，比如說一個大足球或兩張歌劇票。過了一會兒，他翻了個身，月光好像從另外一個角度照在他身上，他正像頭道菜的二十七件套銀餐具，包括沙拉碗和湯鍋。
他在睡覺，克洛凱手持左輪手槍站在他跟前想，他在做夢，而我存在于現實中。克洛凱不喜歡現實，但意識到這是他能吃到好牛排的唯一地方。他以前從未殺過人。确實，他打死過一條瘋狗，可隻是在它由一群精神病醫生證明它瘋掉後。（那條狗咬掉克洛凱的鼻子并笑個不停，後來被診斷出患了狂躁型憂郁症。）
夢中，布裡索在陽光照耀的海灘上，正開心地跑向母親張開的手臂，但在他正要擁抱那個流着眼淚的灰白頭發女人時，她變成了兩勺香草味的冰淇淋。布裡索呻吟了一聲，克洛凱放下左輪手槍。他是從窗戶進來的，在布裡索跟前已經沉着地站了兩個多小時，就是扣不了扳機。有一次，他甚至打開保險并把槍口捅進了布裡索的左邊耳朵。正在此時，門那邊傳來一聲響動，克洛凱一下子跳到衣櫃背後，手槍仍戳在布裡索的耳朵裡。
布裡索太穿着一件花朵圖案浴衣進了房間，擰開一盞小小的燈，注意到那件武器戳在她丈夫的腦袋一側。幾乎像個母親般，她歎口氣把它拿開并放到枕頭邊，還把掀開一角的被子掖好，啪的一聲關了燈就出去了。
昏過去的克洛凱一小時後醒了。驚慌失措中，他想象自己是個孩子，再次回到了裡維埃拉，然而一刻鐘過去了，他沒看到遊客，這才想到他仍在布裡索的衣櫃背後。他又回到床前，抓過手槍，再次對準布裡索的腦袋，卻仍然沒能開這一槍，來結果這個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告密者。
蓋斯頓·布裡索來自一個富有的右翼家庭，早就立志當職業告密者。還是個小夥子時，他上過演講課，目的是讓告密時口齒更清晰。他曾向克洛凱承認：“天哪，我真喜歡告别人的密！”
“為什麼呢？”克洛凱問。
“不知道。是讓他們不好過、尖叫吧。”
克洛凱想道，布裡索對他的朋友完全是為告密而告密，真是罪大惡極！克洛凱以前認識一個阿爾及利亞人，喜歡拍打别人的後腦勺，然後又微笑着否認。世界上的人似乎分成兩種，好人和壞人，克洛凱心想，好人睡得更好，而說起醒着的時候，壞人似乎過得更開心得多。
德國 勃蘭登堡
克洛凱和布裡索是幾年前認識的，經過很奇特。有天晚上布裡索在雙偶咖啡館喝醉了，搖搖晃晃地走向河邊。他以為已經到了自己所住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便脫了衣服，卻沒躺到床上，而是掉進了塞納河。他想拉被單蓋時抓了一手水，就尖叫起來。克洛凱剛好正在順着新橋追他的假發，聽到冰冷的水裡傳來一聲喊叫。那天晚上風大，天又黑，克洛凱隻有一瞬間來決定他要不要冒着生命危險去救一位陌生人。由于不願空着肚子做這個關系重大的決定，就進了一間餐館吃飯。之後，滿懷悔恨的他去買了些漁具又回到現場，想把布裡索釣上來。一開始他試了幹蒼蠅，可布裡索太聰明，沒咬鈎，最後克洛凱不得不以免費上跳舞課為誘把他哄上岸，然後用網把他撈起來。在對布裡索量長度并稱重時，兩人成了朋友。
克洛凱很快又走近布裡索沉睡中的笨重軀體，再次舉起手槍。在沉思自己行為的意義時，一陣惡心感掠過他的心頭。這是種存在主義的惡心，由于十分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偶然性而導緻，用一顆普通的感冒藥無法緩解，而需要一顆存在主義的感冒藥——那是巴黎左岸藥店裡賣的一種産品，藥片很大，像汽車輪毂蓋，溶于水，能消除對生命考慮太多時産生的惡心感。克洛凱覺得吃了墨西哥食品後也有用。
克洛凱此時想道，我選擇殺死布裡索的話，我就把自己定義成一個謀殺者，我就會成為殺人者克洛凱，而不是簡簡單單的我：在巴黎大學教家禽心理學的老師。通過選擇我的行為，我就為全人類選擇。但如果全世界每個人都像我一樣，來這兒對準布裡索的耳朵開槍打死他怎麼辦？真夠亂的！還不用說門鈴會整夜響個不停。當然，我們還需要有服務員代客泊車。噢，天哪，再考慮到道德或倫理，讓人腦袋都大了！最好别想太多，更多依靠身體吧——身體更靠得住。它開會時到場，穿上運動服樣子不錯，真正友善的，是你想來個全身按摩的時候。
克洛凱突然覺得需要再次肯定自己的存在，就在布裡索的衣櫃那裡照鏡子。（他每經過一面鏡子，必定要瞄一眼。有次在一間健身俱樂部裡，他盯着自己在遊泳池裡的倒影，時間久得讓管理人員不得不把水放幹。）沒用，他無法打死一個人。他放下手槍就跑掉了。
到街上後，他決定去圓頂咖啡館喝杯白蘭地。他喜歡圓頂咖啡館，因為那裡總是明亮而且擁擠，但他總是能找到一張桌子坐——這跟他自己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很不一樣，在他所住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光線陰暗，令人壓抑，他母親也住那兒，常常不準他坐下。可是今晚，圓頂咖啡館裡全是人。都是些什麼人啊，克洛凱納悶。他們似乎模糊地形成一個抽象概念：“群衆”。然而沒有群衆，他想，隻有個人。克洛凱覺得這是個異常精彩的觀點，可以在時髦的宴會上說說，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因為諸如此類的高見，一九三一年以來，他就從未被邀請參加過任何一種社交聚會。
他決定去朱麗葉家。
“你幹掉他了嗎？”走進朱麗葉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時，她問他。
“對。”克洛凱說。
“你肯定他死了嗎？”
“好像死了。我模仿了一段莫裡斯·舍瓦利耶，通常會博得滿堂喝彩，可這次什麼也沒有。”
“好，那他就永遠不能再叛黨了。”
朱麗葉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克洛凱提醒自己，而且是最有意思的那種——有對曬黑了的長腿。據他所知，她是那種腦子裡能同時擁有兩種完全不同概念的少數幾個女人，如黑格爾辯證法和如果你在某個人正演講時，把你的舌頭伸進他耳朵，為什麼他的說話聲就像傑裡·劉易斯。她這時穿着緊身裙及襯衫站在他面前，他想占有她——像擁有任何别的物體那樣，如他的收音機，或者被占領期間戴着去騷擾納粹的橡膠制豬面具——就像那樣擁有她。
突然他和朱麗葉在做愛——要麼隻是性交？他知道性和愛有差別，但是覺得除非兩人之一戴着吃龍蝦時的圍嘴，兩種行為才都很棒。他沉思道，女人是種溫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活着也是種溫柔的、包容性的存在，有時将你完全包容，然後你就永遠别想出去，除非在某些真正重要的情形下，比如你母親的生日或者有當陪審員的義務時。克洛凱經常想到“生存”和“在世上生存”之間差別極大，并認為無論他屬于那一類，另一類人絕對過得更開心。
做完愛後，他照例睡得很好。然而第二天早上，令他萬分震驚的是，他因為謀殺了蓋斯頓·布裡索而被捕。
在警察局，克洛凱聲稱自己無辜，但他們告訴他布裡索的房間裡到處有他的指紋，找到的手槍上也有。克洛凱闖進布裡索家後，還犯了個錯誤，即在來賓留言簿上簽了名。毫無希望，這是樁一清二楚的案子。
接下來幾周裡進行的審判像是一場馬戲表演，不過在把大象拉上法庭時遇到了一些麻煩。最後，陪審團認定克洛凱有罪，他被判決上斷頭台。他為争取寬大處理而提出上訴，卻因為一個技術性問題被駁回，即克洛凱的律師遞交上訴狀時，戴着紙闆做的假胡子。
六星期後，在被處決的前夜，克洛凱獨自待在牢房，仍然無法相信過去幾個月内所發生的事——特别是法庭上的大象。明天此時，他将已經死掉。克洛凱一直以為死亡是發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我注意到它經常發生在胖人身上。”他告訴律師。對克洛凱自己而言，死亡似乎無非是另外一個抽象概念而已。人會死，他想，但克洛凱也會嗎？這個問題令他困惑，然而看守之一在拍紙簿上畫了幾幅簡單的素描，便把問題解釋清楚。這是逃無可逃的，很快，他将不複存在。
我快死了，他留戀地想，但普勞特尼克夫人——她臉長得就像一間海鮮餐館菜單上的東西——會活下去。克洛凱驚慌起來。他想跑掉躲起來，甚至更好的是，變成某種結實耐久的東西——比方說一張笨重的椅子。一張椅子不會有麻煩，他想，它就放在那兒，沒人去煩它，它不用付房租，也不用卷入政治。一張椅子不會碰疼腳趾或者把防寒耳罩放錯地方，它不是非得面帶笑容或者理發不可，永遠不用擔心如果帶它參加一個派對，它會突然咳嗽或者當衆吵鬧。人們隻是坐在一張椅子上，那些人死了，别人又會來坐。從這番推理中，克洛凱得到了安慰，獄卒來給他剃脖子上的頭發時，他裝作自己是把椅子。他們問他最後一頓飯想吃什麼，他說：“你們問一件家具它想吃什麼？幹嗎不給我裝上椅套？”他們瞪着他看時，他軟了下來，說：“那就來點俄羅斯調味醬吧。”
克洛凱一直是個無神論者，可是當伯納德神父到來後，他問還來不來得及皈依。
伯納德神父搖搖頭。“一年裡的這時候，我想各種主要信仰的人數全滿員了。”他說，“時間這麼緊迫，我大概最多可以打個電話安排你信印度教什麼的。不過我需要一張護照用大小的照片。”
沒用，克洛凱沉思道，我必須獨自面對我的命運。沒有上帝，人生沒有目的，一切無法持久。宇宙燃盡之時，就連偉大如莎士比亞的作品都會消失——當然，如果沒了像《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這出戲還不算太糟糕，可别的呢？怪不得有人要自殺！為什麼不阻止這種荒唐事發生？這種名為人生的空空洞洞的看手勢猜字謎遊戲，為什麼要經曆它？除了我們體内有個聲音在說“活着吧”，别的還有什麼原因？從某處内心地帶，我們總能聽到那句指令：“活下去！”克洛凱聽出了那是誰的聲音：賣給他保險的那位。那當然，他想——費什比恩公司是不想賠錢啊。
克洛凱渴望自由——離開監獄，在一塊空曠的草地上跳躍。（克洛凱高興時總要跳，的确，這一習慣讓他參不了軍。）想到自由，讓他既振奮，又懼怕。我真正自由的話，他想，就要完全人盡其才。也許我可以當個腹語術表演者，像我一直希望的那樣。要麼戴着假鼻子和眼鏡，穿着比基尼内衣出現在盧浮宮。
他想着可以選擇做多少事，越想越興奮，幾乎要暈倒了，此時獄卒打開牢門，告訴他殺害布裡索的真正兇手剛剛招供，克洛凱可以走了。克洛凱跪下親吻牢房的地闆，唱起《馬賽曲》，他流淚了！他跳起舞來！三天後，他又進了監獄，因為他戴着假鼻子和眼鏡，穿着比基尼内衣出現在盧浮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