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滅公孫瓒之後，袁紹坐擁冀、青、幽、并四州，可以說一舉成為當時天下最強大的諸侯，沒有之一。
原本就十分自負的袁紹，越發躊躇滿志，眼中時常流露出一種睥睨天下、舍我其誰的神采。他手下一個叫耿包的主簿，一看老闆整天神采飛揚，覺得這是一個獻殷勤的大好機會，便私下去見袁紹，建議他應天順人，登基稱帝。
袁紹本來便有此意，一聽頓時心癢難耐，于是立刻召集高管們開了一個會，專門讨論稱帝的事。不料，議題剛一抛出，所有文武官員異口同聲表示反對，都罵耿包大逆不道，應該拉出去砍了。
袁紹暗暗吃了一驚，沒想到衆人的反對竟會如此強烈。
還好，袁紹比他死去的老弟有腦子，像這種沒有人支援的事情，那是絕對不能幹的。為了澄清自己的立場，表明不稱帝的态度，袁紹二話不說，當場就命人把那個耿包拉出去砍了。
這件事告訴我們，拍馬屁是一門很深的學問，不要以為摸清老闆的心思就夠了，還得知道同僚們都在想些什麼，否則心血來潮随便亂拍，那是會死人的。
袁紹很清楚，衆人之是以反對自己稱帝，是因為目前時機還不成熟；而時機之是以不成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黃河南邊有一個日漸坐大的強勁對手——曹操。
早幾年，他和曹操雖然各懷鬼胎，但起碼還維持着表面的同盟關系，可自從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來，兩人的沖突沖突日益加劇，原本的暗中角鬥便漸漸公開化。而兩個月之前發生的“眭固事件”，更是讓袁紹怒火中燒，仿佛挨了曹操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前文說過，眭固是原黃巾餘部黑山軍的首領，後來投靠了張楊。不久前，張楊被部将楊醜所殺，而眭固旋即又殺了楊醜，控制了張楊留下的部衆和地盤。之後，眭固打算連人帶地盤一塊兒歸附袁紹，這對袁紹來講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可是，誰也沒想到，曹操很快就得到了情報，遂親自率部逼近黃河南岸，命大将曹仁、史渙渡過黃河，對駐紮在射犬(今河南沁陽市)的眭固發動攻擊。眭固自知不敵，帶着部衆向北逃竄，卻還是被曹仁和史渙追上，當場斬殺。曹操随即渡河，進圍射犬，将其逼降，緊接着又拿下野王(今河南沁陽市)，就這樣把張楊的部衆和地盤一口氣都給兼并了。
此舉無疑是對袁紹赤裸裸的挑釁，袁紹豈能咽下這口惡氣？
在袁紹看來，既然他與曹操遲早要有一場對決，那麼時間拖得越久，曹操的實力就越強，到時候就越難鏟除，是以沒必要再等了，不如乘着消滅公孫瓒之餘威，一舉消滅曹操!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即除掉公孫瓒短短三個月後，袁紹便迅速集結了十萬大軍，外加一萬匹戰馬，準備渡過黃河，大舉進攻許都。
然而，關于是否要在此刻與曹操決戰，底下的謀士們卻分成了兩派，各執一詞。
反對者以沮授為代表，他說：“近來讨伐公孫瓒，連年出師，百姓疲敝，倉庫空虛，萬不可輕動。眼下應該勸課農桑，與民休息，同時遣使入朝，向天子奏捷。曹操若是阻攔，便上表彈劾他，然後出兵進駐黎陽(今河南浚縣)，對其采取蠶食和襲擾之策，使其不得安甯，而我方則在以逸待勞的同時，修造船舶，訓練水軍。如此，一旦時機成熟，天下便可輕易平定。”
支援出兵的以郭圖和審配為代表。他們針鋒相對說：“以明公之神武，率河朔之精兵強将，讨伐曹操，可謂易如反掌，何必那麼麻煩？”
沮授力争道：“平亂除暴，稱為‘義兵’；憑借人多勢衆，稱為‘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我軍若南下攻擊，師出無名，是為不義。而且，勝敗是由政治上的謀略決定的，不在于軍事上的強弱。曹操法令嚴明，士卒精銳，不是公孫瓒那種坐以待斃的人。而今，放棄萬無一失的戰略，出動沒有号召力的軍隊，我替主公深感恐懼。”
郭圖卻冷笑道：“武王伐纣，能說是‘不義’嗎？況且現在讨伐的是挾天子的曹操，豈能說師出無名？主公如今實力正強，将士們也都想在戰場上一展身手，若不趁此機會奠定大業，正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這正是當年弱小的越國之是以最終稱霸、強大的吳國之是以最終覆滅的原因(意為吳國的錯誤在于沒有趁自身強大之時一舉消滅越國)。沮授的方略，固然是沉穩持重，但完全不懂随機應變之道。”
綜觀雙方的意見，沮授重在從政治角度評估，而郭圖和審配則是純粹從軍事角度出發，二者因視角的差異自然就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很難說有什麼高下對錯之分。
在當時，由于曹操捷足先登掌控了天子，是以袁紹在政治上的确處于劣勢，不僅号召力和影響力大打折扣，其出兵的正義性與合法性更是先天不足。
沮授正是從這一角度才反對出兵。雖說當時的東漢天下已經是一個軍閥割據、諸侯混戰的亂世，有兵就是草頭王，但這并不意味着單憑武力就能掃滅群雄、定鼎天下。即使是在這樣的亂世之中，“道義”“人心”等無形的東西也依然在發揮着強大的作用。比如一度強大的董卓、袁術、公孫瓒等，正是因為失去了道義和人心，才會昙花一現，迅速敗亡。至于呂布、李傕、郭汜之流，更是“失道寡助”的典型例證——武力很強，但在政治謀略上一竅不通，在個人修為上又一塌糊塗，結果自然是死得很快。
由此可見，沮授堅持站在政治立場上看問題，總體上肯定是對的。假如袁紹隻是想偏安一隅，像劉表那樣做一個隻求自保、不圖擴張的諸侯，那他當然不必說這麼多。正因為袁紹志在天下，一心想成就帝王大業，是以就必須講究正義性與合法性，必須師出有名。換言之，隻想做軍閥，那你一切随意；若想做皇帝，一舉一動就都要講究“政治正确”，否則得不到人心，你也就得不到天下。
當然，話說回來，光有“政治正确”，沒有槍杆子，同樣不可能奪取天下。是以，像沮授說的“勝敗取決于政治謀略，不在于軍事上的強弱”這種話，顯然是以偏概全了。人心可以靠無形的政治謀略去擷取，可地盤卻必須靠實實在在的武力才打得下來，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就此而言，郭圖和審配認為現在我強敵弱，應該趁此機會一舉消滅曹操，就是有道理的。若再給曹操幾年時間去發展壯大，到時候強弱之勢或許就易位了。
不過，郭圖和審配卻過于迷信武力，以為誰的拳頭大誰就一定赢，說打曹操“易如反掌”，這顯然也是失之偏頗了。曹操現在的軍事實力固然比袁紹弱很多，但如果把政治謀略、用人之道、管理方法、用兵之道等軟實力都加進去一起評估，那麼曹操的綜合實力絕不在袁紹之下。就算曹操不像荀彧和郭嘉曾經吹捧的那樣是個“十項全能”選手，但綜合得分略高于袁紹則是毫無疑問的。
遺憾的是，袁紹意識不到這一切。
骨子裡，袁紹其實也是一個偏于迷信武力的人，當初勸何進召集四方将領進京，就是一個典型的迷信武力、不考慮政治後果的案例。按理說，在“四世三公”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政治悟性和政治敏感度應該很高才對，可不知為何，袁紹在這方面恰恰不比常人高多少。若是再跟曹操一比，那就堪稱平庸和遲鈍了。
是以，面對沮授與郭、審二人的争論，他内心當然是傾向于後者的。
于是，他毫不猶豫地采納了郭圖和審配的意見，下定決心要與曹操一決雌雄!
沮授之前頗受袁紹重用，擔任的是“監護諸将”的職務，擁有對所有将領的監察之權，而且還單獨統率了一支兵馬，可以說兼有謀士和将領雙重身份。
郭圖本來便嫉妒他，現在又是以事生出龃龉，遂對袁紹進言道：“沮授監統内外，威震三軍，若聲勢越來越高，何以制約他？人臣的權威等同于人主，這是滅亡之兆啊。而且統兵于外之人，也不宜兼領内務。”
袁紹聽信了郭圖之言，遂将沮授的部衆一分為三，隻給他留了三分之一，把另外三分之二的兵力分别給了郭圖和淳于瓊。
袁紹即将大舉進攻的情報，很快就傳到了許都。
曹操麾下衆将大為震恐，可曹操卻很淡定，說：“我了解袁紹，他這個人志向很高，但智謀很低；表面英勇無畏，實則缺乏膽識；對人猜忌刻薄，卻樹立不起威信；兵力很強，但統率無方；部将驕慢，且政令不一。這樣的人，土地雖廣，糧食雖豐，不過都是替我儲備罷了，到頭來都得奉送給我。”
其實，面對馬上就要到來的決戰，曹操内心肯定不像他表面這麼輕松。但是，身為領袖，必須擁有這種高度自信和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不論對手是否真的這麼一無是處，都必須在戰略上藐視敵人。隻有這樣，才能給部衆信心和勇氣。倘若上司自己先㞞了，那就别指望下屬們替你打勝仗了。
當然，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的同時，還必須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曹操自然深谙此理。
這年八月，曹操親自抵達黎陽前線，部署防禦：命不久前歸降的臧霸率精銳進駐兖、徐、青三州交界處的戰略要地，防備青州的袁譚；命于禁駐守延津(今河南延津縣北)，劉延駐守白馬(今河南滑縣東)，防備袁紹主力；命夏侯惇等人沿敖倉(今河南荥陽市東北)、孟津(今河南洛陽市孟津區東)一線布防，以備策應。
九月，他又命徐晃、張遼率兵萬人進駐官渡(今河南中牟縣東北)。
部署停當後，曹操才回到了許都坐鎮。
此時，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曹操的境況顯然比過去好多了：東邊的徐州，他已經拿下；西邊的馬騰和韓遂，也已經招撫；東南面的袁術，自己玩完了；江東的孫策，暫時也已籠絡。是以，眼下最主要的對手，除了北面的袁紹，就隻剩下西南面的劉表和張繡了。
簡言之，在袁曹對決的這盤大棋中，劉表和張繡這兩顆棋子可謂舉足輕重——他們倒向哪邊，哪邊就握住了更多勝利的籌碼。
關鍵時刻，袁紹走了一步好棋。他命人前去招撫張繡，同時給賈诩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跟賈诩拉交情、攀關系，極力示好。因為他很清楚，賈诩就是張繡的腦子，隻要搞定賈诩，張繡必然歸降。
張繡一旦歸附袁紹，就等于在曹操後背插了一把刀子，這對曹操顯然是極為不利的。
而對張繡來講，歸附袁紹似乎也是最合理的選擇，畢竟在當時的天下，袁紹是最強大的諸侯，沒有之一。
是以，當張繡帶着賈诩一起接見袁紹的使者時，他甚至都忘了咨詢賈诩的意見便準備答應了。可讓他和使者都萬萬沒想到的是，賈诩居然搶在他前面，對使者說了一句話：“尊使回去後，替我謝謝袁本初，同時我還有一言相贈——連兄弟都不能相容，還能容得下天下國士嗎？”
這句話說得非常不客氣，就跟把口水直接吐到人臉上差不多。
使者蒙了，張繡更蒙。
愣了半天，張繡才尴尬地打了一個圓場，說：“先生何必把話說到這份上呢？”
可想而知，被當衆打臉的使者立刻就憤然離席了。張繡苦着臉問賈诩：“搞得這麼僵，接下來怎麼辦？”
賈诩淡淡一笑，隻說了五個字：“不如歸曹公。”
張繡聞言，頓時又驚又疑：“袁強曹弱，況且之前咱們還跟曹操結了死仇，怎麼能去歸附他？”
“正因如此，才應歸附曹操。”賈诩說着，伸出了三根指頭，“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歸附他名正言順，此其一；袁紹兵強馬壯，咱們區區這點人馬，必不為他看重，而曹操兵力薄弱，必然會歡迎咱們，此其二；有霸王之志者，定樂于抛棄私怨，向四海之人展示他的胸懷，此其三。希望将軍不要再猶豫了。”
這就是逆向思維，想法與常人截然相反，卻往往是對的。
賈诩的厲害之處，就在于他對人性洞察入微，是以他不管謀劃什麼，都不隻是簡單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思考，而是更多地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找到别人關注的東西和真正的利益所在，然後投其所好，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實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這正是賈诩“算無遺策”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投袁還是投曹”這件事上，他十分精準地把握了袁紹和曹操的心理——袁紹強大，是以投袁充其量隻是錦上添花，對袁紹而言價值不算很大；而曹操弱小，是以投曹就是雪中送炭，對曹操的意義自然就非同一般。
此外，正因為與曹操有宿仇，是以投曹反而有“故事”可以講，足以讓曹操利用此事為自己打造一個“寬容大度、不念舊惡、唯才是舉、公私分明”的漂亮人設。這對一心謀求霸業、志在一統天下的曹操而言，其政治意義甚至要比得到張繡這員猛将的軍事意義更大。是以，投靠曹操，張繡和賈诩的價值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凸顯。反之，投靠袁紹就沒有任何故事可講了，平淡得不值一提，袁紹最多表面上做一做歡迎的姿态，随後肯定會把張繡和賈诩撇在一邊；再加上袁紹陣營中鈎心鬥角得那麼激烈，像張繡和賈诩這種“外來戶”，很可能立足未穩就被人搞死了。
而這一切，全都在賈诩的“算盤”之内，無一遺漏。
當年十一月，張繡聽從賈诩之言，率部歸降了曹操。
不出賈诩所料，曹操果然不計前嫌，向昔日的仇敵敞開了懷抱，當即設宴隆重款待，還在宴席上拉着張繡的手坐在一起。随後，又讓兒子曹均娶了張繡的女兒，拜張繡為揚武将軍；同時，任命賈诩為執金吾，封都亭侯。
事實證明，“投曹”确實是雙赢之舉：張繡和賈诩不僅加官進爵，且從此有了靠山，而曹操不僅解除了後背的威脅，還博取了胸襟寬廣的美名，可謂各得其所，皆大歡喜。
不過在這裡，有件事卻值得我們玩味一下：當年，曹操老父被殺，他為了複仇狠狠地屠了徐州；如今兒子被殺，曹操卻跟仇人結成了親家。面對同樣性質的事情，為何曹操前後态度的反差會如此之大呢？
其實，這與胸襟和肚量沒有半毛錢關系，隻與一個因素有關：時勢。
當初的曹操，本來就對徐州虎視眈眈，再加上父親被殺，他就更有理由滅陶謙吞并徐州了。後來因陶謙頑抗，曹操一時半會兒打不下來，隻好用屠城的辦法來發洩，同時也是借此瓦解徐州軍民的反抗意志。可我們設想一下，假如當時袁紹便與曹操撕破臉，并有開戰之勢，那麼曹操還敢大肆進攻徐州并屠城嗎？
答案絕對是否定的。
再設想一下，假如當時陶謙像張繡一樣向曹操投降，那麼曹操為了集中精力對付袁紹，也一定會盡棄前嫌，與陶謙握手言和，進而安定自己的大後方。
同理，眼下曹操之是以厚待張繡，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有袁紹這個大敵存在。假如沒有了袁紹這個威脅，那麼曹操對張繡還會如此寬宏大量嗎？
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因為一旦沒有了袁紹這個威脅，那麼曹操的下一個目标必定是荊州劉表。是以，他必然會大舉進攻荊州，親手宰了張繡，然後再拿下劉表。如果張繡和劉表頑抗到底，他同樣有可能給荊州也來一次屠城。
其實不僅是曹操，很多政治人物做事情，經常會讓人感覺前後沖突，難以了解。其根本原因無他，隻不過是由于時移勢易，他們的利益點也跟着轉移罷了。換言之，不管表面上的行為多麼沖突，其内在邏輯肯定都是一貫的，那就是，在對時勢進行理性判斷後，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動。
（摘自《三國不演義》 王覺仁/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