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的問題始終是核心。終身俸也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多一份來源，家庭大小事，便有更多的讨論空間，反之，少了這份托底，如随水浮萍，隻能跟着子女的軌迹漂浮。
文 | 李清揚 石震方
編輯 | 金匝
營運 | 栗子
一個求助
給母親徐麗發出那條“求助”短信前，王昭雨已經猶豫了兩個月。
她36歲，生活在北京，有一個年幼的女兒。和許多典型的中年夫妻一樣，她和丈夫是雙職工，更依賴于兩邊的父母幫忙看孩子。婆婆已經來了北京近兩年，看得出人越來越疲累，而王昭雨也需要喘息的機會，她迫切地渴望母親徐麗的到來。
徐麗今年55歲了，在小城一個企業的食堂工作，負責員工們的一日三餐。每一天的節奏都是緊張的，從早晨五點多開始忙碌，到晚上六七點才能落燈收工。十幾個人的飯菜，分量大，鍋碗瓢盆都是特大号，有時候“連拿起大鍋鏟在鍋裡炒菜的力氣都沒有”。
但徐麗對此依然感到滿意。她做的食物常被員工稱贊，這讓她覺得自己被需要、有價值。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份“正規工作”，雖然是企業編外人員，但簽了合同，會嚴格繳納醫療、養老保險，持續工作到60歲後，還能領到一份不錯的終身俸。
王昭雨明白，對母親來說，退休後有一筆養老的錢，是不依賴子女的一種方式，晚年生活的一重保障；可一旦母親來北京，就意味着她得辭掉手裡的這份工作，沒了收入，也斷了養老保險的繳納。
最終，在一個和婆婆鬧過沖突的夜裡，王昭雨還是狠下心，向徐麗發出了那條微信：“你能來幫幫我嗎？養老保險我來給你交。”
徐麗生活的小城，正常繳納養老保險，按時退休的話，她的終身俸是每個月1000元左右，後邊可能會有增長，但對許多生活在農村的老人來說，每個月隻有兩三百元的新農保（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沒有終身俸，是以，擁有一份工作，一份可以給予收入、提供更多未來養老保障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如歌第一次發現母親背着他們兄妹三人偷偷出去工作，是在視訊聊天的時候——她看到母親穿了一件橙色的反光馬甲。
面對如歌帶着惱怒的質問，母親用故意輕松的口吻答道：“我來當清潔工，很輕松的，散個步就把錢賺了。”
這份母親口中很輕松的工作，是在村口通往城鎮的高速路上掃地，每天花費幾個小時，拿着掃帚和垃圾簍，沿着道路清理一遍，一個月的收入是1000元。
如歌特别生氣，“高速路上車來車往的，多危險？”她故意把話說得難聽，跟母親算了一筆賬：“你要是出了什麼狀況，現在掙 1000 塊，可能我給你治病要 2000 塊，倒貼1000 塊，哪個劃算？”那頭的母親沉默了。
小時候，如歌的父親做煤炭生意失敗，一家人從河南來到廣東謀生。為了撫養三個孩子，母親白天在工廠打工，加班到晚上十點，淩晨三四點又爬起來張羅早餐攤，一天隻睡三個小時。早餐收了攤，母親還會推着三輪車，撿路邊廢棄的瓶子。
在如歌的記憶裡，母親“像鐵人一樣”，什麼苦都吃了，最苦的時候，家裡連買袋鹽的錢都湊不出來。工作之後，如歌和哥哥每年都會各自給父母一兩萬，這筆錢覆寫農村的生活成本并不成問題。她反對母親出去工作，希望她安度晚年，但母親對于日後的養老生活，始終有自己的考慮。
▲ 圖 / 視覺中國
沒了底氣
最終，徐麗沒有猶疑，從老家趕來了北京。但在她來之後的這兩個月裡，女兒王昭雨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徐麗幾乎從來不和同小區的老太太們一起結伴出去玩。
這對母女住在北五環外的一個次新小區，周圍的老太太們，基本都是從老家來幫子女帶孫輩的，孩子們早晨7點多去上社群幼稚園，直到下午5點放學前，時間都是屬于自己的。有些老太太們會相約着集體出行，換上統一的衣服，披着顔色相同的紗巾，每周去不同的景點遊玩、拍照和聚餐，發在朋友圈裡或抖音上。
那些照片裡從來沒有徐麗。
王昭雨有次問她，為什麼不一起去？母親的答案讓她有些出乎意料：費錢。買衣服、吃飯、門票，這一天的行程下來，可能就得花出去幾百塊，母親有些舍不得。王昭雨有點心酸，她确實沒考慮過這一點。她安慰母親，“錢我來出，你放心去玩”，但母親緊接着搖了搖頭：“那些出去玩的老太太們，都是有足夠的終身俸的。”
徐麗所說的老太太們，大多來自東北的城市，比如哈爾濱、沈陽，那裡工業化程序開始得早，程度也更高，她們年輕時多在一些廠礦、企業工作，養老保險繳納充足，現在退休了，每個月能夠拿到四五千元的終身俸。
就在那一刻，王昭雨突然發現了一個讓她難過的事實：有沒有終身俸，正在成為劃分老人群體的一項“标準”。
在小區裡，沒有終身俸的老人們，一般在公共活動空間消磨時間，鬥地主、打麻将，“一分錢不花，就是自娛自樂”，也有在小區當保安、撿廢品、磨剪刀，來賺錢補貼家用的；而有終身俸的老人，活動要豐富得多，旅行、上老年大學，“花起錢來是很有底氣的”——母親沒有這份底氣。
在王昭雨的記憶中，母親徐麗這一生稱得上坎坷，開過賣窗簾的小店，打過各種各樣的零工，一直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直到進入這家企業，生活才算有了着落。到了晚年，還要因為女兒的需要再放棄自己的終身俸，想到這一點，王昭雨心裡就非常愧疚：“是我讓她的生活沒了底氣。”
這種現象并不少見。同樣是在深圳，30歲的娅慧，也是需要老人幫忙帶孩子的雙職工家庭。娅慧總聽沒有終身俸的婆婆說，同樣是幫孩子帶孫輩，小區裡有養老金的父母，如果感覺自身身體不行，可以用終身俸雇保姆，幫襯孩子的小家。“他們不需要向孩子伸手，不需要看孩子臉色，摩擦也會少很多。”
某種程度上，有沒有終身俸，甚至會改變一個家庭的權力結構。
娅慧的朋友彭廣，給她講過自己的故事：彭廣是家裡的老幺，他的父親年近70歲，已經沒有了賺錢的能力，母親之前在廣州當月嫂，年齡上去之後，也被家政公司清退，丢了工作。彭廣父親年輕時是一個脾氣暴躁、剛烈、不顧家的人，現在指望着兒子養老，“像變了一個性格”，順從、讨好，每天變着花樣給兒子做飯、煲湯。彭廣從來沒想到，“爸爸有一天會是這個樣子”。
錢的問題始終是核心。終身俸也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多一份來源，家庭大小事，便有更多的讨論空間，反之，少了這份托底，如随水浮萍，跟着子女的軌迹漂浮。
▲ 圖 / 視覺中國
沒有停歇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趙耀輝，從2007年開始主持“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他的研究指出，2009年新農保實施後，絕大多數農村戶口的人進入了社保體系，到了60歲之後開始領取養老金，但這筆錢數量太少，依據前期繳納的錢而定，每月最低拿到100元左右，最高的話能拿到800到1300元，難以真的用來生存。
項目的調查資料也顯示，為了彌補養老金的不足，即使是70歲以上的農村戶籍老年人，就業率仍然超過了50%。為了生活，他們對于打工非常積極，“隻要幹得動都會幹”，像無腳鳥，沒有停歇的一天。
如歌的母親就是如此。在女兒的勸說下，她辭掉了高速路上掃地的活兒，但沒過多久，又在一家玩具廠找了工作。
她所在的村子裡，散布着各種各樣的制造業工廠，從玩具到服裝再到泡菜，以當地廉價的農村勞動力為依托，制成産品輸往海外。如歌過年回家時，母親騎電動車帶她上街溜達，幾十家工廠像棋盒一樣伏在馬路兩邊，讓她想起小時候在廣東看過的産業集聚區，那些看起來像兩層樓高的建築，其實是架空了的幾米高的廠房，母親在那些工廠裡度過了很多年。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波及，廣東的許多工廠倒閉，父母從廣東來到了北京謀生。那時候，如歌在老家上學，母親在北京做過育兒嫂、保姆、超市的揀貨員。到了2018年，父親被查出患上尿毒症，要靠一周三次的透析為生，父母才不得不遷回老家。
母親一邊照顧父親，一邊帶着小孫子。孫子上了幼稚園，母親就開始找活兒幹。玩具廠按時薪計，站着工作，每天8小時，時刻有人督工，做得慢了會被批評，是體力和精神的雙重消耗。如歌再次向母親發了火，“我知道是要站着工作時驚呆了，堅決地要她辭職”。
對于出門工作，母親總有各種理由——一會兒是“我在家裡快憋死了”，一會是“工長給我打電話說趕貨，我幫幫忙”，一會是“跟小姐妹在那坐着聊聊天挺好的，幹多幹少無所謂，不求掙錢，求個樂呵”。出去的次數多了，小侄子甚至會向如歌“告狀”：“姑姑，奶奶又出去工作了。”
最近半年，母親又去了一家工作時間相對自由的服裝廠，按件計薪，負責衣服的點位和上扣。母親告訴如歌，周圍的工友都是年齡相近的姐妹，空閑時，她們會一起拍個小視訊放松。但實際上，廠裡的工作結束，母親回家還要洗衣做飯。長久勞作讓她患上了腱鞘炎，手腕上鼓出一個大包，“她總時不時地用另一隻手揉，把包揉下去才能好受點”。
▲ 如歌母親工作的服裝廠。圖 / 受訪者提供
林琳父親面臨的狀況也極為相似。他今年62歲，對找工作來說，這是一個尴尬的年紀。
過去兩年，父親在内蒙的一家礦場負責看守機器，包吃包住，後來上頭頻繁檢查，礦上開始裁人，過了60歲的父親第一批被裁掉了。回到河北農村生活後，對父親來說，找到工作，成為他心頭最記挂的事。
為了有份工作，父親百般托人打聽，好不容易聽說北京西三旗附近有份垃圾分類的活兒，立刻收拾了三個包裹的行李，興沖沖地趕來。工作的環境完全不能算好，住在地下室，食堂建在垃圾站附近，夏日灼熱，每天得忍耐高溫進行垃圾分類，還要拍照上傳，過程繁瑣。上崗的第二天，一場突發的腸梗阻，讓父親進了醫院。
父親在急診病房住了三天。他嘴角起了潰瘍，躺在病床上，時常對着牆壁，不發一言。母親打來電話，父親頭一句就是：“我又讓你失望了。”疾病突發時，父親不敢直接告訴林琳，就連來北京這件事，也是等工作确定了之後才告訴女兒。他小心翼翼，不想添麻煩，但疾病輕易地打碎了他努力維持的局面。“他覺得耽誤我上班，又花了我的錢，很沒面子，也很内疚。”林琳了解父親的心情。
過去，父親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在礦場工作了十幾年，養活了一家人。從林琳記事起，父親每個月都有收入，被裁掉之後，回家給人打零工，種花生、撿垃圾、摘櫻桃，一刻閑不下來——直到60歲。
工作越來越難找，年初，父親甚至特意去染了頭發，為了顯得人精神、年輕，但年齡就像一把标尺一樣卡住了他，打零工被拒的他灰心地回來，嘟囔道：“我62歲也不算大，為什麼不要我？”
王昭雨知道，母親面對的也是相同的事實，一旦徐麗離開了之前的崗位，就很難再回去了。年齡像一把篩子，随着數字往上，可從事的崗位就越來越少。徐麗之前做過超市的理貨員，比食堂的工作累得多，但她現在也會擔心，再往後，“可能連這種工作都找不到了”。
在許多故事裡，父母年輕時從農村奮鬥進入城市，子女在城市紮根，父母一代的養老，由終身俸和子女共同托底。若把目光移回農村，在許多地方，父母沒有終身俸，可能連這份托底也沒有。
王忠興今年53歲，成長在湖南農村，20歲便離開家鄉，四處打工。早些年，他在江蘇學習了污水處理的技術，憑着這身本領，他追着更好的薪酬，去過山東，跑過河南，最後落腳河北，一駐就是十七年。工作的地點在遠離市區的農村，每天去市區的車隻有幾班，每天工作八小時，一個月隻休4天。他幾乎從不娛樂消費，一個月9000元的薪酬，一年下來近十萬元，一邊要贍養農村的父母，一邊要供三個子女讀書。
9000元裡，是不包括養老保險的，“哪有這些東西，你願意幹就幹，不幹有人幹。”
養老金這個概念對他來說，沒有多少意義。他知道交了養老保險，老了能有保障，但他心有餘力不足，“現在三個孩子，顧生活都顧不上來，哪有這個閑錢？”
趙耀輝的研究裡，這是一群特殊的人。社保體制因地區分割，導緻流動性強的人繳納社保的動力不足。而工資的28%上交，其中20%進入統籌系統，8%進入個人賬戶，當農民工選擇更換地方，意味着曾經上交的大部分社保留給了當地。與其繳納社保，他們甯肯把錢全部歸為自己。這進一步導緻，當這部分人年老，仍然無法擁有可以托底的養老保險體系。
▲ 日本人口老齡化嚴重，東京街頭随處可見老年工作者。圖 / 視覺中國
幫扶
養老金微薄，得為老年生活攢錢，是許多年邁的父母堅持打一份工的原因。但還有一個更隐形的原因，是幫扶孩子的小家庭。
如歌和兩個哥哥都背着沉重的房貸，母親總希望自己能為孩子做點什麼。
很多時候，如歌覺得父母找的工作，成本效益并不高，但為了孩子，他們總能忍受。母親在服裝廠時，如歌一邊給她買止疼藥，一邊忍不住數落：“身體受罪了，止疼藥随便買幾盒也是五六百塊錢，累死累活的，何必呢？”但母親的回答一下讓她紅了眼眶：“我就想減輕一下你們的壓力，你看你馬上結婚了，我也想攢點錢給你買點家具，給你買幾床被子。”
王昭雨并不反對父母出去工作，在她看來，父母是需要“感受到自己是有價值的”。比起不工作，她更希望父母可以做一些“不太累的工作”，然而多數時候，這更像是一個奢侈的願望。
王昭雨的父親58歲，去年在老家的一個制藥廠謀得了一份司機的工作，負責接送員工。這份工作全年無休，早出晚歸，三餐不定。而父親患有高血脂，最需要注意飲食，生活規律。這次母親來北京，王昭雨想父親能一道來，但父親覺得，趁着還能工作，多攢一點錢。
父親的戶口在農村，也有繳納新農保，到了60歲，每個月能領到幾百元的養老金。而王昭雨還有個小她七歲的弟弟，已婚未育。她明白，父親現在不願放下工作，有一部分是在為弟弟在打算。“等弟弟生了小孩，是不是要補貼一些？小家庭能力不夠的話，未來生活是不是也要幫助？”孩子成家立業并不是終點，他們總想得更遠。
給自己養老，替兒女撫育，是雙重枷鎖，背在他們身上。
王昭雨每每想到，母親徐麗現在辭掉工作，來北京幫她帶孩子，等弟弟有了孩子，她會像候鳥一樣，再去弟弟所在的城市幫他帶孩子，就格外難受。“母親在這個事情裡頭是沒有多少自主權的，隻能夠跟随子女的狀況遷徙，各種變動。”
林琳也有個弟弟，買了房子，還有五六十萬的貸款。弟弟的工作是開出租，收入并不高，父母總挂念着幫弟弟填補一些貸款。在林琳的父母看來，讓孩子給自己花錢是丢臉的，而給孩子花錢天經地義。
大到看病，小到一頓菜，林琳的父母都不願讓她和弟弟出錢。林琳帶父親看急診那天，醫生跟另外一位病人說“押金先交3萬元”，父親以為是說給他聽的，“給他吓壞了，當場就說咱不看了”。而每逢生病，父親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太花錢了，别給我治了。”
和其他隻能從事基礎體力勞動的父母不同，娅慧的父親今年55歲，在深圳經營着一家規模10人左右的制造業小公司，母親在公司幫忙，兩人每月的個人所得在兩萬上下。自己創業做小老闆，時間相對自由，也沒有“年齡到了會被裁員”的風險，但娅慧父母的壓力仍舊不小——他們想給娅慧的弟弟在深圳買一套房。
娅慧的弟弟小她五歲，剛畢業參加工作，與已經成家立業的姐姐比起來，父母的注意力更多傾斜在弟弟身上。然而，兩萬的月工資想夠一夠深圳的首付，着實有些困難，可如果把所有的積蓄都砸在房子裡，加上沒有充裕的終身俸托底，到時候“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生活的品質将大打折扣。
父親有時候開玩笑，要是一家人不在深圳，他們也可以早點退休回農村過田園生活。父親計劃，至少幹到60歲，再考慮退休的事情。
▲ 圖 / 視覺中國
真的老了
父親的工作無法繼續，林琳反倒有些慶幸。離開醫院之後，她陪父親回去宿舍收拾行李。在老小區的地下室，很多個小房間擠在一塊，像個彎彎曲曲的迷宮，每一個小房間背後，都住着一起打工的夫妻，或是像父親一樣獨居的老人。房内潮濕，沒有窗戶，空氣沉悶，林琳覺得壓抑，收拾完行李，她趕緊跑出來，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
林琳知道，要是沒有生病，父親八成會住在這裡，繼續打工。這次生病，父親受了很大的打擊，他一直不承認自己老了，但這次他說：“不服老不行，不能再逞強了。”
沒察覺到父親正在老去的還有林琳。在她的印象中，從沒見過父親唉聲歎氣的樣子。“他以前狀态特别好的時候，沒什麼事情在他眼裡是事兒。”26歲，林琳和當時的男友分手了，這個年齡，在父母所在的農村，是一種壓力，母親愁得不行，父親卻告訴她：“車到山前必有路，别憂慮太遠的事，關注當下就行。”
父親生病後，女兒和父親的身份掉了個兒，這次送醫，父親需要灌腸，林琳被護士叫進去的時候，“腦子裡來不及想什麼”，機械性幫父親脫掉褲子，清洗身體。事後想起來，她自己也覺得驚訝：“以前從沒想過，我還可以做到這些事。”
父親生病，讓衰老這件事真真切切地擺在兩代人面前，而老去的失意與養老的壓力，逼近的不止是父母，還有孩子。
今年過年，娅慧和丈夫回天津老家，她和丈夫的表妹聊天，表妹的父母都是體制内的老師，談到養老，表妹顯得松了一口氣：“幸好爸媽有工作，養老不太需要花錢，而且肯定會貼補我們小家。”
對比起來，娅慧和丈夫要難得多。他們都在企業打拼，家裡的四個老人，都沒有終身俸。她形容自己，是“一個沒有任何退路的人”，害怕被裁的達摩克裡斯之劍時刻懸在頭頂，“如果老人們有足夠的終身俸的話，我的抗風險能力可能會更強一些”。
她打了個比喻，現在的家庭結構是一葉小舟，無風無浪，就能平穩行駛，可一旦風浪出現，沒有終身俸這樣的風帆來抵禦，就有傾覆的可能。
而她自己，也在擔心未來的養老金問題。與體制内相比，娅慧所在的企業，繳納的五險一金相對較少，朋友為此拉她一塊去買商業保險，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多上一重保障，但娅慧覺得迷茫，沒有行動。“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願意交五險一金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再交幾十年之後，通貨通脹的情況下，最後到底能拿到多少錢？”
王昭雨不一樣，她還是給自己買了份商業養老保險，等她55歲時，每個月能領取2000元左右的養老金。這筆錢，她決定留給母親徐麗，每個月直接打到她的賬戶——當作一種“剝奪”她養老金的補償。
▲ 2023年6月，北京，坐在公園裡的老人。圖 / 視覺中國
（應受訪者要求，除趙耀輝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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