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中的天人之辯包含多重意蘊：它既涉及天道觀，同時又關聯着價值觀。從後一意義看，天即廣義的自然及本然，人則首先指主體的創造活動（自然的人化過程）及其成果（表現為不同的文明形态）。對象世界及人本身是否應超越自然狀态？人文世界應當以什麼為基本原則？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如何定位？等等，這些問題更多地指向價值領域。當孔子對天人關系的價值内涵作自覺反思時，人類早已由自然狀态進入文明社會，自然（天）與社會（人）的分野，也已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程序。對文明的曆史進步，孔子無疑有着深刻的感受。他曾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這一側面，指出了這一點：“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斯人之徒”即超越了自然狀态而文明化的人。作為文明時代的主體，人不能倒退到自然狀态，而隻能在人化的基礎上，彼此結成一種社會的聯系。在此，孔子以不容置疑的語氣，肯定了人文的價值。
文明的成果，當然并不僅僅展現在人化的社會關系中，它有着更為廣泛的曆史内涵。在某種意義上，殷周的禮制便可視為文明進步的表征，而孔子對禮的考察，多少也是着眼于這一意義。他曾頗為動情地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裡固然表現出某種緬懷舊制的保守心态，但在它的背後，卻蘊含着一種更為深沉的價值取向：周禮在此不僅僅是一種往古的陳迹，它同時也是一種廣義的文明象征，進而，“從周”也相應地意味着确認人類文化創造的曆史意義。孔子之注重“夷夏之辨”，表現的也是一種類似的價值趨向：夏之高于夷，主要便在于其文明程度優于後者。也正是從相同的前提出發，孔子對管仲贊譽有加：“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在此，管仲的功績首先即表現在避免了文明的倒退（“被發左衽”）。
作為一種高于自然的人文存在，文明社會應當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孔子提出了仁道的原則。孔子思想以仁為核心，這已是一種普遍的看法。早在先秦，便已有孔子“貴仁”之說。當然，“仁”這一範疇的提出，并非始于孔子。在《詩經·齊風·盧令》中即已見“仁”字：“盧令令，其人美且仁。”《尚書·金縢》中亦開始提到仁：“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不過，以上文獻所說的仁，似乎隻是儀文美備的意思，而并不表現為價值領域中一以貫之的理想或觀念。在孔子那裡，仁則第一次被提升為一種普遍的價值原則。
《論語·顔淵》記載了孔子對仁的界說：“樊遲問仁。子曰：‘夫妻。’”這可以看作是對仁的内涵的最一般規定。以夫妻界定仁，展現的乃是一種樸素的人文觀念，它首先意味着确認人在天地萬物中的至上地位。在《論語·鄉黨》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記載：一次，馬廄失火被毀，孔子退朝歸來，聽說此事，馬上急切地詢問：“傷人乎？”而并不打聽火災是否傷及馬（“不問馬”）。這裡所表現的，是一種人文的關切。它意味着：相對于牛馬而言，人更為可貴，是以，關注之點應當放在人之上。當然，這并不是說牛馬是無用之物，而是表明：牛馬作為與人相對的自然存在，隻具有外在價值（表現為工具或手段）；唯有人，才有其内在的價值（本身即是目的）。在問人而“不問馬”的背後，已多少蘊含着如上觀念。
把人視為關切的對象，基本的要求便是尊重人。孔子說：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
敬是人格上的敬重。如果隻有生活上的關心（能養），而無人格上的尊重，那就意味着将人降低為物（犬馬）。人作為不同于物的對象，并不僅僅是一種感性的生命存在。它具有超乎自然的社會本質（人化本質），而這種本質首先是在人與人的互相尊重中表現出來的。對人的敬重，便是對人的内在價值的确認，或者說對人超乎自然的本質特征之肯定。孔子要求通過“敬”，把對人的關系與對物的關系差別開來，無疑有見于此。盡管他在這裡主要涉及親子關系，但以人格的尊重來凸顯人不同于工具的人文本質，其意義顯然已遠遠超出了親子之域。
表現為夫妻、尊重人的仁道原則，以孝悌為基礎：“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主要展現于親子關系之中，弟（悌）則展開于兄弟關系之間。一般而論，親子關系及兄弟關系首先以血緣為紐帶，因而帶有自然的性質。然而，這種關系一旦以孝悌的形式展現，便開始突破自然之域而帶有人文的意義：孝悌本質上已是一種社會的倫常關系。孔子以孝悌為仁之本，其内在的含義便是要求将自然的關系人文化，它同時又從一個側面強調了仁道原則超越自然的性質。按孔子之見，一旦人能從最初的自然關系（以血緣為紐帶的親子兄弟關系）中得到提升（使之進到人文的層面），那麼，人之為人的族類本質便可以确立，而仁道的實作也相應地有了内在的保證。
有一種常見的看法，即以為孔子主張“愛有差等”，而愛有差等又構成了對仁道原則的限制。這種觀點并非毫無根據，因為當孔子以孝悌為仁之本時，确實有突出親子手足之愛的一面。然而，由此而否定孔子仁道原則的普遍性，則似乎缺乏根據。如前所述，孔子強調孝悌為仁之本，其真正的旨趣并不是以狹隘的血緣關系來限制仁道原則，而在于将原始的（最初的）自然關系加以人化。就其本質而言，人的文化總是意味着普遍化，它展現的乃是人的普遍的族類本質。事實上，在孔子那裡，以孝悌為本與肯定仁道原則的普遍性，并不存在内在的緊張，毋甯說，前者乃是後者的邏輯前提。從孔子的如下論述中，我們便不難看到這一點：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
在此，孝悌作為原始自然關系的人化形式，構成了人類普遍交往的出發點；從親子手足之愛到群體之愛（泛愛衆），表現為一種合乎邏輯的進展，而仁道原則本身則在這一過程中進一步升華為一種普遍的規範。後來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展現的大緻是同一思路。
就其要求超越自然而言，仁道原則無疑表現出天（自然）人（人文）相分的趨向。然而，天人相分并不意味着天人隔絕。在孔子那裡，以泛愛衆為内容的人道原則盡管突破了自然之域，但始終沒有割斷與自然的聯系。這一點，從孔子對三年之喪的闡釋中，即可窺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父母去世後，子女往往飲食而不覺味美，聞樂而不覺悅耳，這是思念父母之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三年之喪便是基于這種自然的心理情感。孔子以為三年之喪是天經地義的，這當然不免有些陳迂，但他把服喪與人的自然情感聯系起來，則有其值得注意之點。按孔子之見，服喪作為孝的形式，本身即是仁道的表現，既然三年之喪以人的自然情感為内在根據，那麼，以孝悌為本的仁道原則，也就相應地合乎人的心理情感的自然要求，而并不表現為一種人為的強制。在此，孔子事實上從心理情感的層面上，對仁道原則與自然原則作了溝通。以“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等形式表現出來的心理情感固然并不能完全與自然的本性等而同之，因為它在一定意義上已或多或少被“人化”了，然而，不能否認，其中确實包含着某種出乎天性（自然）的成分。事實上，即使是情感中的人化因素，也常常是以一種自然（第二自然）的方式表現出來。
與上述看法相聯系，孔子在強調超越自然的同時，又提出了“則天”的主張：“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所謂則天，也就是順乎自然。當然，這并不是要求從文明的社會回到自然狀态，而是指不應當把人文的規範，變成壓抑人的律令。在孔子看來，超越自然絕不能被了解為反自然，自然的人化同時應當看作是對自然的順導與升華。《論語·先進》中有如下記載：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馑，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铿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相對于子路、冉有、公西華的社會抱負而言，曾點所向往的，是一種自然的境界。這種境界當然不是與鳥獸同群，但通過“浴乎沂，風乎舞雩”而陶冶、宣暢情感，畢竟更多地展現了人與自然的聯系。它意味着，在人化自然的同時，人本身也應當自然化（則天）；文明社會的原則，不應隔絕于自然。“吾與點”的感歎所蘊含的，正是如上含義。
從價值觀的角度看，孔子對自然原則的肯定，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作為價值的主體，一方面，人總是首先要經曆一個從自然到人化（社會化）的過程，唯有超越了自然，人才能獲得内在價值（使自身成為目的）；但另一方面，作為人化結果的社會準則，特别是其中的倫理原則，也不應當敵視自然，相反，它需要逐漸内化于主體，成為主體的第二天性（第二自然），後者也就是所謂人的自然化過程。社會的規範（包括仁道原則）如果脫離了自然的原則，那就容易或者衍化為一種虛僞的矯飾，或者蛻變為外在的強制。孔子在提出仁道原則的同時又肯定自然的原則，無疑已注意到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不應當彼此排斥。
當然，就總體而言，在天人之辯上，孔子基本的價值取向是突出人文（仁道原則）：對孔子來說，自然原則的最終意義，便在于更完滿地實作仁道的原則（使之避免蛻變為人為的強制）。可以說，正是仁道原則，從總的趨向上定下了儒家價值體系的基調，并賦予儒家以不同于其他學派的特點。相對于儒家之注重仁道原則而言，後起的道家所突出的，主要是自然的原則。他們以人的自然狀态為理想境界，主張“無以人滅天”，要求由文明（人化狀态）返歸自然。這種看法注意到了文明進步所帶來的某些消極面，并有見于文明社會的規範與準則不應當違背自然，但同時卻未免忽視了自然的人化及人的尊嚴問題。與道家強化自然原則不同，法家将暴力原則提到了至上的地位，強調“當今争于氣力”（韓非子），并把刑法等暴力手段作為調節人際關系的唯一準則。如果說，道家的自然原則表現出非人道的特點，那麼，法家的暴力原則則具有反人道的性質。相形之下，由孔子奠基的仁道原則，盡管仍帶有抽象的形式，但畢竟更多地展現了原始人文主義的人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