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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創宏觀·張瑜團隊】全球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海外論文雙周志第19期

作者:總是餓的研究員張瑜

文:華創證券研究所所長助理 、首席宏觀分析師 張瑜(執業證号:S0360518090001)

聯系人:夏雪(微信 SuperSummerSnow)

核心觀點

本期海外論文雙周志聚焦全球化,選擇了一篇NBER的工作論文。《全球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探讨了疫情和俄烏沖突爆發後備受關注的去全球化問題,主要解答三個問題:1)世界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2)若是,原因是什麼?3)若是,後果會怎樣?

報告摘要

一、全球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

(一)世界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

從三個角度觀察:1)三個用于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關鍵名額——全球貿易、全球資本流動和移民。2)貿易政策環境的變化。3)新聞或文章中某些術語的出現情況,用于分析公衆對于全球化的态度變化。

上述三個觀察角度之間的領先滞後關系:政策變化或滞後于公衆态度變化,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關鍵名額變化則可能滞後于政策變化。

結論是:政策環境和公衆情緒的變化可能是一種新型全球化的先兆。其中最突出的是對國家安全的擔憂等,這些擔憂主要源于地緣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是以,我們可能正在進入一種新型全球化——一種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主導而非市場力量推動的全球化。

(二)導緻潛在的去全球化的原因是什麼?

政策變化,而政策變化反映的是公衆的反全球化情緒。公衆反全球化情緒背後可能有6個因素:1)金融危機。對于反全球化情緒起源于金融危機的假設,有兩個反面論據。詳見正文。2)來自低工資國家的進口競争。3)氣候變化和碳稅。4)疫情和對提高韌性的需求。其中一個關鍵是如何衡量韌性,該論文借鑒文獻給出三個衡量企業層面供應鍊韌性的名額,詳見正文。5)俄烏沖突與能源危機。6)軍民兩用商品及對國家安全的擔憂。

(三)潛在的去全球化趨勢可能導緻什麼後果?

該論文考慮了6方面因素。1)對供應鍊韌性的影響:不确定。2)對效率、創新和長期增長的影響:下降。3)對通脹的影響:上升。4)對國内不平等的影響:不确定。5)對全球不平等的影響:或加劇。6)對全球和平的影響:或不利。

風險提示:論文翻譯和了解偏差

報告目錄

【華創宏觀·張瑜團隊】全球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海外論文雙周志第19期

報告正文

本期海外論文雙周志聚焦全球化問題,選擇了一篇NBER的工作論文《全球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該論文探讨了疫情和俄烏沖突爆發後備受關注的去全球化問題,主要解答三個問題:1)世界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2)若是,原因是什麼?3)若是,後果會怎樣?

一、全球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

該論文旨在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世界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該論文提供了三個觀察角度:1)三個用于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關鍵名額——全球貿易、全球資本流動和移民。2)貿易政策環境的變化。3)新聞或文章中某些術語的出現情況,用于分析公衆對于全球化的态度變化。結論是政策環境和公衆情緒的變化可能是一種新型全球化的先兆。

第二,導緻潛在的去全球化的原因是什麼?政策變化,而政策變化背後是公衆反全球化情緒的發酵。

第三,潛在的去全球化趨勢可能導緻什麼後果?該論文考慮了6方面因素。1)對供應鍊韌性的影響:不确定。2)對效率、創新和長期增長的影響:下降。3)對通脹的影響:上升。4)對國内不平等的影響:不确定。5)對全球不平等的影響:或加劇。6)對全球和平的影響:或不利。(一)世界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從三個角度觀察:1)三個用于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關鍵名額——全球貿易、全球資本流動和移民。2)貿易政策環境的變化。3)新聞或文章中某些術語的出現情況,用于分析公衆對于全球化的态度變化。

上述三個觀察角度之間的領先滞後關系:政策變化或滞後于公衆态度變化,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關鍵名額變化則可能滞後于政策變化。

結論是:政策環境和公衆情緒的變化可能是一種新型全球化的先兆。其中最突出的是對國家安全的擔憂等,這些擔憂主要源于地緣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是以,我們可能正在進入一種新型全球化——一種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主導而非市場力量推動的全球化。

1、全球化衡量名額:或不是“去全球化”,而是“慢全球化”

第一,全球貿易:進口、出口、中間品的進口

(1)進口

全球進口額在過去30年内迅速增長(圖1)。盡管2020年因新冠疫情,全球進口出現短暫下降,但是2021年後又出現大幅增長。

不過,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進口額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引發了人們對2009年後世界已開始去全球化的擔憂。但是由于全球進口占GDP比例的下降幅度太小,或不足以證明“去全球化”趨勢的存在,“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似乎是更恰當的表述。

(2)出口

從主要國家出口占GDP的比例來看(圖2 panel A),印度對全球經濟的依賴程度有所下降,其出口占GDP的比例均有所下滑,當下均穩定在20%左右;德國出口占GDP的比例則持續上升,當下約為50%。美國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穩定在10%左右。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占GDP的比例約為30%。

(3)中間品的進口

進一步觀察中間品的進口占GDP的比例(圖2 panel B)。對于參與全球價值鍊(GVC)的國家來說,中間品的進口是出口的必要投入(是以中間品的進口占比較高可能意味着對于GVC參與程度更高)。從主要國家看,1)印度的中間品進口占GDP的比例正在下降,反映出印度對全球經濟的依賴程度逐漸下降。2)德國和美國的中間品進口占GDP的比例也有下降趨勢(雖然不如印度明顯)。3)世界其他地區的中間品進口占GDP的比例略有上升。

第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圖2 panel C),可衡量資本市場的全球化程度。

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外國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高達60%,且未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

第三,移民數量,用于衡量勞動力市場的全球化程度(圖2 panel D)。

1)德國和美國的移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持續增長。2010s,德國經曆了“難民潮”,移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了美國。2)與之相比,印度的移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則非常低,而且似乎保持穩定,沒有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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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以得到兩個主要結論:

第一,從貿易角度看,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占GDP比例的增長顯然已經停滞。但是,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則呈現出不同的趨勢,或許表明現在談論“去全球化”還為時過早。全球貿易占GDP比例的增長放緩似乎是前期快速增長後的自然發展趨勢。

第二,去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存在較大的國别差異。雖然美國似乎正在降低對全球市場的依賴程度,但世界其他國家卻并非如此。2、政策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雖然衡量全球化的三大名額的走勢并未發生明顯的轉折,但過去五年裡,貿易政策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在美國。需要注意的是,衡量名額對政策的反應可能存在滞後。美國貿易政策的主要變化有三:

第一,美國加征關稅。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在貿易壁壘的減少以及世界貿易體系的形成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但是2018年,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宣布了針對幾個特定國家的首批關稅上調措施。盡管後續美國政府經曆了換屆,但在特朗普時期加征的大多數關稅至今仍然存在。

第二,美國阻止世貿組織上訴機構(WTO’s Appellate Body)任命新法官,導緻世貿組織的争端解決機制失效。美國阻撓世貿組織上訴機構新法官的遴選,導緻2019年底最後兩位法官任期屆滿時,世貿組織的争端解決機制因缺員而陷入癱瘓。

第三,最近美國以加強供應鍊韌性和保證國家安全的名義,由自由化和多邊主義轉向采取産業政策。

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國家則采取了與美國相反的行動,導緻貿易呈現向區域化發展的趨勢。例如,1)東盟成員國簽署了RCEP,該協定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2)CPTPP的成員國範圍不斷擴大。3)非洲自貿區(AFCFTA)啟動。

此外,Fajgelbaum等人(2022)的研究表明,雖然由于中美貿易摩擦,加征關稅的目标産品在中美之間的貿易減少,但其在中美以外的第三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貿易卻有所增加,其中,參與了廣泛的貿易協定的國家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增長最大。是以,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并不僅僅會導緻全球貿易的重新配置設定(出口替代),還可能為其他國家帶來新的貿易機會。基于此,考慮到許多國家正在努力利用美國貿易政策逆轉可能創造的新機遇,美國貿易政策環境的變化對全球化的影響似乎更加微妙(即,未必完全是去全球化的)。3、公衆情緒:反全球化的情緒發展有三個階段PEW對全球化态度的調查資料顯示,公衆仍然認為全球貿易有利于經濟發展。然而,新聞報道卻顯示,公衆對于全球化的懷疑情緒已經越來越強烈。

觀察新聞報道中一些特定關鍵詞出現的頻率(用出現關鍵詞的文章數占文章總數的比例表示),來分析公衆對于全球化态度的變化。

1)“韌性”:金融危機以來,“韌性”一詞在新聞中出現的次數不斷增加(圖3 panel A),可能反映出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全球供應鍊使國家和企業的供應鍊面臨風險。

2)“國家安全”:其使用頻率的增加可能反映出人們對全球化的懷疑情緒正在加劇。令人驚訝的是,當下“國家安全”在文章中出現的次數比“911”、“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北約進行利比亞軍事幹預之後還要多。很難确定2013年、2017年“國家安全”出現頻率激增的原因,對于後者,民族主義者特朗普的上台是一個可能的解釋。不過,雖然2021年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後,“國家安全”一詞的使用量急劇下滑,但其仍是2000年使用量的近兩倍。

3)“回流”:2010年開始,“回流”(“onshoring”或“reshoring”)被頻繁使用,或表明公衆對于全球化懷疑情緒的發酵發生在特朗普上台前。

4)“友岸外包”:2021年,美國商務部長Gina Raimondo引入了“友岸外包”的概念,與“回流”相比,“友岸外包”反映的對全球化的态度更加溫和,即全球化應該并可能繼續深化,但隻針對部分“友好”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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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總結:政策環境和公衆情緒的變化可能是一種新型全球化的先兆第一,從全球化的主要衡量名額看,雖然國際貿易占GDP的比例顯示出全球化放緩(并非逆轉)的趨勢,但外國直接投資和移民的資料反映出的情況則恰恰相反(仍在快速增長)。總的來說,到目前為止,在資料層面還沒有确鑿的證據表明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去全球化的新時代。

第二,政策環境以及公衆對國際貿易的态度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别是美國),這可能是一種新型全球化的先兆。其中最突出的是對國家安全的擔憂、遠離“非友好國家”實作供應鍊多元化的需求,以及相信隻應該促進與“友好國家”的貿易。這些擔憂主要來自于地緣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是以,我們可能正在進入一種新型全球化——一種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主導而非市場力量推動的全球化。(二)導緻潛在的去全球化的原因是什麼?1、什麼導緻了可能發生的去全球化:技術or政策?(1)技術

一些人懷疑金融危機以來,貿易占GDP的比例下滑是由技術驅動的。對于這一論點,人們提出了兩個論據:

第一,全球價值鍊(GVC)和貿易擴張導緻的生産分裂已達到其技術極限。

1)一些人将中間品貿易額占GDP比例(如圖2所示)的下降作為生産分裂已經結束的證據。然而,正如Goldberg(2019)所言,這個證據還不夠有力。一方面,目前中間品貿易額占GDP比例的下降幅度太小;另一方面,中間品貿易額還會受到大宗價格變化等因素的影響。

2)第二個可用于衡量生産分裂的名額是制造業貿易中零部件貿易量(注意,是數量)所占份額。該名額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溫和增長,金融危機後也沒有顯示出任何逆轉的迹象。

綜上,對于第一個論點,既有支援性的論據也有反對性的論據,難以證真。

第二,近期的技術進步,如自動化、3D等可以支援生産活動的回流,因為其降低了生産對于低學曆勞工的需求。但是,這一論點經不起推敲,原因有三:

1)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世界發展報告》,近期的技術進步也創造了額外的貿易空間。事實上,随着生産規模的擴大,受自動化技術發展影響最大的部門(如汽車)的中間品進口規模有所擴大,特别是從開發中國家的進口。

2)外國直接投資存在沉沒成本,意味着外包和回流的規模将是不對稱的——即使在海外生産的激勵可能不像上世紀90年代那樣強烈(如,在海外生産的相對成本優勢沒有過去那麼高),但由于過去的對外直接投資産生了巨額沉沒成本,GVC(全球價值鍊)不會直接放棄在海外的生産活動(Antras,2021)。

3)資訊和通信技術的進步有可能促進由服務貿易驅動的新一輪全球化浪潮。

綜上,目前來看,對于反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是由技術發展驅動的。

(2)政策

鑒于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技術的變化驅動了去全球化趨勢的發展,政策可能是全球化趨勢發生變化的主要解釋。但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若去全球化的趨勢是由政策變化驅動的,那什麼能解釋政策的變化呢?國家政策實際上是對公衆情緒的回應。正如第一章讨論的,2010s中期以來,美國公衆對全球化的态度逐漸惡化。下面将探讨公衆對全球化的态度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2、什麼導緻了公衆對全球化的強烈反對:考慮6個因素對全球化的強烈反對态度的發展大約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2010s中期,極右和極左的政界人士均将美國制造業就業下降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滞歸咎于國際貿易,特别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第二階段是疫情期間(2020-2022年),對全球供應鍊韌性的思考引發了人們對國際貿易的擔憂。第三階段始于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核心問題是國家安全。可以看到,每個階段中,驅動反全球化情緒發酵的都是特定因素而非共性因素。

(1)金融危機

鑒于金融危機後,全球貿易增長便有所放緩,人們很容易将反對全球化的情緒發酵歸因于金融危機。但是,對于反全球化情緒起源于金融危機的假設,有兩個反面論據:

第一,時間錯位。雖然2008/09年期間,國際貿易占GDP的比例急劇下降,但随後國際貿易占GDP的比例立即恢複,直到2015/16年,才再次快速下降。

第二,金融危機給居民帶來的痛苦并不是普遍的,且這種痛苦并未集中在先前就厭惡全球化的群體中。一方面,金融危機期間,一些國家在經濟增長和減貧方面表現良好(特别是一些開發中國家)。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也沒有導緻美國和歐洲的公衆對全球化的态度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雖然金融危機導緻了經濟困難,但這種困境并不集中在先前就非常厭惡全球化的、低學曆且偏保守的群體中。

(2)來自低工資國家的進口競争

起初,對全球化持反對态度的公衆集中在受到進口競争影響的社群中,這些社群的特征符合Bonomi等人(2021年)描述的情況:由低收入、低學曆、偏保守的家庭組成,受到重大的經濟沖擊後,這些社群越發極化和保守,拒絕全球化。

此後,随着時間的推移,反對全球化的情緒進一步發酵,貿易和全球化成為2016年競選活動的主要議題,最終導緻2018-19年中美貿易摩擦。而且此前評論人士預計,拜登上台後,美國的貿易限制政策将有所逆轉,但事實并非如此,表明人們對全球化态度的變化比原本預期的更為持久。

(3)氣候變化和碳稅

全球化可能是導緻碳排放升高的潛在因素,主要是三方面原因:1)全球價值鍊(GVC)的跨境貨物運輸意味着額外的包裝和運輸燃料消耗。2)各國有不同的環境标準,可能會導緻産生“污染的避風港”(盡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支援這一假設)。3)貿易與增長有關,而目前來看增長就意味着更多的污染。

不過,由于俄烏沖突及其引發的能源危機,氣候變化的有關議題被暫時擱置。是以,雖然氣候變化可能是未來影響國際關系的主要因素之一,但當下它還未發揮主要作用。

(4)疫情和對提高韌性的需求

疫情爆發帶來了一個新的貿易問題:全球價值鍊的韌性。一些人認為,一條具有多重環節的價值鍊的韌性取決于其最薄弱環節的韌性,當某個位于外國的環節受到當地沖擊的影響而中斷,那麼全球價值鍊都會受到影響。是以,一種增加供應鍊韌性的方法就是讓供應鍊“回流”,即,使供應鍊盡可能多地依賴國内生産。

事實上,這并不是全球價值鍊的脆弱性第一次引起人們的關注。Boehm等人(2019)和Carvalho等人(2021)研究了2011年日本地震對全球供應鍊的影響,Barrot和Sauvagnat(2016)則從公司層面出發,研究了自然災害造成的特殊沖擊的影響。然而,日本地震和自然災害都沒有導緻類似于疫情期間的公衆對全球價值鍊和全球化的持續批評。特别是,我們還要考慮到疫情沖擊并不是針對特定國家而是全球性的沖擊,這實際上削弱了“回流”的合理性。

那麼,對于供應鍊韌性的需求究竟是真得出于對全球供應鍊脆弱性的擔憂,還是隻是一個新穎而友善的借口,實際上是為了尋求舊式保護主義(背後是對于全球貿易影響國内就業市場和不平等的擔憂)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界定“韌性”的概念。參考《The Resilient Society》中的定義,韌性是指面對沖擊時能“彎曲而不折斷(bend but not break)”。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講,bend but not break可能意味着,若一個經濟實體(例如企業、行業等)能在經曆經濟沖擊後幸存下來,就表明其有韌性;若其在經濟沖擊後不複存在,就表明其沒有韌性。更進一步,即使是在經曆經濟沖擊後幸存下來的經濟實體,如果其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全恢複到沖擊前,可能也意味着其沒有韌性。但這又産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多長時間才算“很長”?總之,目前我們仍缺乏對“韌性”标準的明确定義。不過,我們可以明确列出一些在判斷經濟實體的韌性時需要考慮的因素:l沖擊的性質和程度i. 供給沖擊還是需求沖擊,或兩者都有。

ii.特定部門沖擊還是特定國家沖擊,或兩者都有。

iii.特殊沖擊還是系統性沖擊。l時間範圍(短期、中期或長期)i. 取決于部門(對于食品和藥品:時間最為關鍵)

ii.取決于偏好(公共交通不發達的富裕國家的消費者可能認為汽車是必要的)l觀察的層次i. 經濟層面

ii.行業層面

iii.公司層面

iv.家庭層面

舉例說明考慮上述因素的必要性。

1)考慮需求沖擊。例如,失業率上升或健康問題導緻總需求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供應鍊究竟是國家性的還是全球性的,對韌性而言都不重要。

2)考慮供應沖擊,如一場自然災害或一種流行病爆發。如果沖擊發生在特定國家,那麼供應鍊的多樣化将使其更具韌性;如果供應沖擊發生在多個地區,那麼供應鍊的多樣化對提高其韌性沒什麼作用。如果沖擊源于國内經濟,那麼供應鍊的“回流”将使其韌性下降;如果沖擊來自國外,那麼供應鍊的“回流”将增加其韌性。

利用上述思考架構來分析經濟體對疫情沖擊的韌性。觀察關鍵商品全球貿易額的變化情況。比如口罩,2020年全球口罩進口額急劇增加,在此情況下,若沒有國際貿易,那些口罩進口大國對口罩的需求就難以得到國内供應商的滿足(圖4 pane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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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nna等人(2022)提出了兩個通過公司間交易量衡量韌性的名額:(1)企業是否容易找到新的供應商;(2)公司是否與供應商保持聯系。

第(1)個衡量名額可以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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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示的是一家企業的新供應商數量占供應商總數的比例。如果entry rate在遭受沖擊後沒有下降,就說明市場是有韌性的。

第(2)個衡量名額可以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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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示的是退出一家企業的供應鍊的供應商數量占該企業供應商總數的比例。如果separation rate在遭受沖擊後沒有增長,就說明市場是有韌性的。

綜合entry rate和separation rate兩個名額,可以定義Net separation rate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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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評估美國供應鍊在疫情期間的韌性,該文作者測算了美國進口産品的entry rate、separation rate和net separation rate。資料源是Panjiva。

從entry rate、separation rate這兩個衡量名額的角度看,第一波疫情期間(2020年3月-5月),美國的供應鍊具有韌性。彼時,盡管美國進口數量同比下滑了13%,但entry rate仍飙升至42%,separation rate也有所下降,net separation rate亦有所下降。這表明,在疫情期間,美國企業似乎與原有貿易夥伴保持着供應聯系,甚至還在尋求新的供應關系(entry rate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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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上述現象,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疫情同時沖擊了供給和需求。一方面,國際供應商面臨封鎖,帶來供應下降。另一方面,家庭在預期将經曆長期封鎖的前提下,擴大了耐用品消費支出,同時大量購買口罩等衛生保健相關用品,導緻企業去尋求新的供應商,帶來entry rate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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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從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疫情期間美國的供應鍊是具有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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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迄今為止,并沒有證據表明全球供應鍊在疫情期間沒有韌性,也沒有證據表明若減少對外國投入和國際貿易的依賴,世界經濟就會更有韌性。

(5)俄烏沖突與能源危機

俄烏沖突後,由地緣政治動蕩激發的對韌性的需求,成為人們重新思考全球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帶來了對供應鍊“回流”的需求以及貿易政策中的一個新概念——“友岸外包”,即主要與友好國家進行貿易。

在這一階段,公衆反全球化情緒發酵的催化劑是俄烏沖突,其引發了人們對于地緣政治風險下全球供應鍊脆弱性的普遍擔憂,帶來美國與被美國視為“不友好”的國家脫鈎。在此背景下,一個問題是:除了政府制裁外,市場因素是否也在推動與“友好”國家進行貿易?

第一,整體來看:

利用YouGov(2017)的民意調查來評估美國是否真得在進行“友岸外包”。圖7中,橫軸是2022年美國從某個國家的進口額占美國總進口額的比例(作标準化處理),縱軸是認為某個國家是友好國家的美國人占全部受訪者的比例。可以發現,兩個變量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對于美國的大多數貿易夥伴,美國人認為它們是美國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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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重點商品角度看,重點觀察醫療産品和其他戰略産品(圖8)。

首先觀察美國在重點商品進口方面對“非友好”國家的依賴度,有以下三個發現:

1)在醫療産品中,口罩對非友好國家的依賴程度異常高。不過,對于青黴素,美國自“非友好”國家的進口占比不到20%;對于嬰兒配方奶粉,美國自“非友好”的進口占比不到5%。

2)對于口罩,疫情期間,美國從“非友好”國家的進口增強了其供應的韌性(2020年Q2,美國自“非友好”國家進口的口罩占比激增)。是以,與“非友好”國家脫鈎雖然可能會增強本國的供應鍊對特定地緣政治沖擊的韌性,但可能會損害它對其他與政治無關的沖擊的韌性。

3)對于其他戰略重要性産品:

①晶片,近年來,美國自“非友好”國家進口的占比劇增,背後是“晶圓代工”模式的日益流行,而許多代工廠位于馬來西亞、越南,在YouGov調查中,這兩個國家都被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是“非友好”國家。但近年來,由于美國制定了半導體行業的“友岸外包”政策,美國自“非友好國家”進口的晶片占比快速下滑。

②電池,近年來美國的進口依賴越發明顯。

③原油,近年來美國對“非友好”國家進口的依賴程度有所下降。頁岩氣開發帶來美國成為原油淨出口國,其自“非友好”國家的進口占比已經從60%下降到20%左右。

其次觀察美國重點商品進口的集中度,用美國從最大進口國的進口份額衡量,某一商品的進口集中度過高可能意味着該商品的供應鍊缺乏韌性。

美國對于重點商品的進口高度集中,不過鑒于目前這些商品的主要供應商都是美國的“友好”國家,可能意味着其供應鍊不易受地緣政治風險影響,但是也要意識到,其易受特定國家風險以及未來國際關系可能發生的潛在變化(如友好國變非友好國)的影響(圖9和圖10)。例如,嬰兒配方奶粉的進口中,愛爾蘭(45%)和墨西哥(30%)合計占美國總進口的比例約為75%。對于原油,2022年美國的進口中有70%來自兩個“友好”國家——加拿大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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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主要有以下幾個發現:

1)總體來說,美國對“非友好國家”的進口并不存在強烈的依賴。

2)在一些關鍵商品方面,美國對“非友好國家”的依賴度可能較高,但疫情期間的經驗資料表明,“非友好”國家的供應幫助緩解了美國供應鍊的緊張,而不是導緻其産生嚴重的瓶頸。

3)近年來,即使沒有政府幹預,私營部門似乎也在慢慢與“非友好”國家脫鈎,尤其是在半導體和原油領域。

4)需要注意的是,美國關鍵産品的進口來源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雖然是“友好”國家),可能導緻美國的供應鍊對于地緣政治風險外的其他特定國家風險的沖擊較為脆弱。(三)潛在的去全球化趨勢可能導緻什麼後果?需要注意四點:

第一,伴随世界經濟緩慢向新狀态過渡,預計潛在的去全球化趨勢在短期和中期内不會産生什麼顯著影響。

第二,需要區分全球化水準變化和方向變化的影響。盡管全球化的方向可能是向下的,但當下全球化的絕對水準仍然非常高。

第三,随着全球供應鍊在區域層面的重組,可能會出現一種新的國際體系,該體系嚴重依賴于雙邊協定、區域協定以及“朋友”之間的夥伴關系。這個過程可能為一些國家創造新的貿易機會,如Fajgelbaum等人(2022)的研究表明,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第三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額有所增加。

第四,從長遠來看,潛在的去全球化趨勢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能主要包括以下幾點:1、對供應鍊韌性的影響:不确定迄今為止的理論分析和資料論證表明,在潛在的去全球化趨勢下,未來的供應鍊韌性既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下降。

在理論分析方面,Elliott等人(2022)最近的研究分析了現代生産網絡如何導緻了潛在的供應瓶頸。在這種情況下,關鍵行業的供應鍊“回流”可能是合理的(有助于增加供應鍊韌性)。

在資料方面,結論不一。一方面,幾乎所有部門現有的供應鍊都被證明對疫情沖擊是有韌性的。但另一方面,在俄烏沖突期間,歐洲的能源供應卻變得非常脆弱。

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國際貿易可能導緻各國對特定部門的沖擊變得更加脆弱(因為生産分工的專業化),但也會帶來各國對全國性的沖擊變得更有韌性(因為減少了對本國投入的依賴)。Caselli(2020)研究發現,近幾十年來,沖擊主要是全國性的,是以國際貿易幫助大多數國家降低了經濟波動。簡而言之,除非某一部門高度依賴于單一的進口來源(如歐洲能源部門高度依賴俄羅斯),否則國際貿易或有助于增強供應鍊韌性。是以,貿易限制政策不太可能提高各國的韌性。2、對效率、創新和長期增長的影響:下降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未來的增長前景堪憂。根據2021年US Chamber of Commerce釋出的一份關于中美脫鈎的成本及其對行業的影響的研究報告,中美脫鈎成本巨大。例如,若對中美之間的全部貿易額征收25%的關稅,意味着到2025年,美國每年的GDP将損失約1900億美元。

第二,在美國國内重建那些具有高度複雜性特征的産業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其可能減緩美國和全球經濟的增長。3、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上升自由開放貿易的主要好處之一是使CPI下降,主要是由于國際采購以及利用别國低工資的勞動力能降低企業的成本。是以,伴随潛在的去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工資和商品價格可能會上漲。4、對國内不平等的影響:不确定很難确定對國内不平等的影響。不過,過去兩年美國的資料可以提供一定參考。2021年1月-2022年12月,美國的名義收入增長了10%,但由于通貨膨脹高達14%,是以,美國居民的實際工資下降了4%。盡管可能還有去全球化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2022年美國勞工的境況并不比以前好。5、對全球不平等的影響:加劇過去的30年裡,受東亞經濟增長的推動,全球貧困人口急劇減少、全球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其中,長期封閉邊界的開放、國際貿易的增長、現代貿易體系的建立起到了積極作用。

往後看,在潛在的去全球化程序中,全球不平等減弱的趨勢不太可能持續。主要有三點:

1)對于大型發展中經濟體,如印度,若其依靠龐大的國内市場、采取恰當的政策,推進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一體化,仍可能找到發展的道路。但對于小型低收入國家,發展前景十分暗淡。

2)強調環境、勞工和産品監管(如衛生和植物檢疫标準)标準,将會提高較貧窮國家的進入壁壘,可能導緻越來越多的貿易發生在高收入國家間,而不是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之間。

3)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發達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分歧。如果具有相近利益和相似特征的國家(例如G7集團)組成了氣候俱樂部,那麼像印度這樣的高排放國家可能被排除在外,還有可能被征收懲罰性關稅。6、對和平的影響:或不利一種觀點是,促進自由貿易發展的最強烈動機之一是人們相信自由貿易能促進和平與政治穩定。Martin等人(2008)研究認為,上述觀點正确與否要取決于貿易是雙邊的還是多邊的。雙邊貿易會增加兩國之間貿易下降的機會成本,是以兩國不太可能爆發戰争。但多邊貿易減少了一國對任何特定國家的依賴程度,進而降低了雙邊沖突的代價,最終可能導緻各國更易陷入戰争。

還有一種觀點是,世界貿易體系破裂(多邊主義受損)導緻了俄烏沖突的爆發。從目前的貿易資料來看,多邊主義的衰落現象似乎還不明顯。不過,二戰提供了一個例子。De Bromhead等人(2019)研究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全球貿易情況,發現20世紀30年代,各國已從多邊貿易轉向了帝國内部貿易。1929年,英國從大英帝國的進口占比為30%,1938年該比例升至42%。一些人認為,這種貿易局勢的變化不僅反映出彼時的國際局勢之緊張,而且還起到了催化緊張局勢的作用。現在稱彼時為“交戰前(pre-belligerency)”狀态。過去五年全球化趨勢的變化與二戰前的“交戰前”狀态有着可怕的相似之處。

[1] Pinelopi K. Goldberg & Tristan Reed, 2023. "Is the Global Economy Deglobalizing? And if so, why? And what is next?," NBER Working Papers 3111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具體内容詳見華創證券研究所7月5日釋出的報告《【華創宏觀】全球經濟正在去全球化嗎?——海外論文雙周志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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