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頭政治影響下的被釋奴群體
羅馬共和晚期的政治動蕩可謂是在較短的時期内促進了 被釋奴群體的發展，尤其是在寡頭政治的影響下，促使一部分被釋奴得以走向羅馬政治舞台的中心。
寡頭政治是權力結構的一種形式，這種政體之下的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由于少數權貴集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權為一身，時常有擁兵自重的現象出現。
對于那些依附于羅馬顯貴的被釋奴來說，羅馬共和晚期無疑是他們出人頭地、展現才能的最佳時機。
蘇拉獨裁與被釋奴
公元前 82 年蘇拉建立軍事獨裁統治，其在形式上保留一些共和時期的機構和官職，以終身獨裁官的身份獨攬國家軍政大權，史稱“蘇拉獨裁”。
蘇拉的獨裁體制可謂是開創了羅馬一種新型政治統治形式，這一統治形式是與共和體制相違背的。
在前文就已提到古羅馬軍事将領會出于政治利益的考慮選擇釋放奴隸來增強實力，其實這也是顯貴用來加強自身實力的政策。
例如上文所說蘇拉在戰勝對手秦那後釋放了大量奴求為己所用。
據阿庇安記載，秦那聯合馬略攻陷羅馬之際，派遣傳令官到城市各處宣傳:可為投降到他這邊來的奴求提供自由身份，結果真的有許多奴隸投靠到他這一邊來，元老院都為此感到大為震驚，立馬改變敵對政策，派遣代表去與秦那議和。
“蘇拉與秦那的做法如出一轍，以恢複人身自由為宣傳口号去吸引奴隸加入自己的陣營中。
之是以針對奴隸宣傳是因為奴隸的生存處境極其惡劣，他們在羅馬社會壓根就毫無地位可言。
與之相反的是羅馬公民，他們有所顧慮，不願意打破現有的處境，因為羅馬公民一旦卷入到權貴們的内鬥中有可能失去的更多，更有甚者性命不保:而奴隸則不同，他們本身就身無分文，隻要有一方宣告提供食物甚至自由時，奴隸就會自然而然地倒向那一方，這便增加了對付敵人的政治籌碼。
當這些政治權貴們在增加自身籌碼的同時，卻無意間推動了被釋奴群體數量及勢力範圍的擴大。
史載蘇拉一人曾釋放了一萬名左右的奴隸，那麼就存在一萬名左右的被釋奴，在這一萬名被釋奴中會有一小部分人得到蘇拉的重用，這一部分人通過提拔逐漸走向羅馬的公權力中心，并成為其庇護人的黨羽。
事實上，拉攏被釋奴加入自己陣營可能對兩者都有好處，首先從蘇拉的角度看，比起元老和騎士階級，蘇拉更傾向于選拔平民黨中的人才，一萬名被釋奴都成為了他的親信，無疑這也是蘇拉可以掌控的一支常備軍隊。
寡頭黨手中有任其調遣的常備軍隊，而且這支軍隊屬于私人所有，其不受元老院的控制。
軍隊本屬于羅馬國家，寡頭擁有私人常備軍要是出現在羅馬共和早期則會被人诟病且會遭到元老院的口誅筆伐，然而這種現象在羅馬共和晚期則屢見不鮮其次，蘇拉在實行恐怖政策之際助長了被釋奴的經濟實力。
當初，蘇拉為了處置被沒收的财産，便設法鼓動羅馬公民共同購買這些财産，在此狀況下，這批沒收的财産遭到貶值賤賣。
蒙森指出蘇拉其本人就讓自己的被釋奴購買這項财産甚至有時竟然可以免付買價的全部或一部分，“例如，他的一個脫籍人(被釋奴)據說以二千賽斯特買得值六百萬賽斯特的财産，甚至在蘇拉攝政期間，一位律師就問道，貴族是以從事内戰
是否專為使他們的脫籍人和奴隸發财?”“雖說羅馬内戰并非是隻是要讓被釋奴和奴求發财，但從中可以看出，共和晚期的一些被釋奴由于内戰和寡頭政治自是積累了一定數量的财富,這也間接解釋了在特殊的一段時期内被釋奴為何那麼富裕的原因，羅斯托夫采夫認為“在帝國經濟生活中，共和國時期的大資本家似乎仍然占着優勢:他們之中有些人屬于元老院議員階級，有些人屬于騎士，而大多數人都是過去的奴隸，即免奴”。
“三頭政治”與被釋奴
公元前六十年克拉蘇、龐培以及凱撤秘密達成協定組成前三頭同盟，與之相應的是公元前四十三年由安東 尼 (Antony)、屋大維和雷必達(Lepidus)組成的後三頭同盟，所謂“三頭政治”是指先後由三位權貴人物組成的政治同盟。
“三頭政治”是羅馬從共和走向帝制過渡時期的統治形式，他們互相劃分勢力範圍進行統治，從本質上來說它是蘇拉獨裁體制的延續與發展。
三頭同盟能夠成功的建立主要是由于有個共同的目标，即繞開元老院的指令，與元老院互相抗衡。
從蘇拉獨裁再到後三頭同盟的解體期間，貴族寡頭與元老院的較量一直是互不相讓，寡頭之間的内鬥也持續進行得如火如荼。
在這場激烈的對抗中，權貴的黨羽也就是所能依靠的親信無非就是經自已提拔的騎士、被釋奴以及奴隸，唯有這三類人方可得到寡頭的信任，其中，被釋奴最為特殊，他們是從奴隸轉化而來，通常情況下寡頭被釋奴的地位要高于羅馬的平民大衆(普通羅馬自由民)，這與羅馬法律賦予被釋奴的權利與地位是背道而馳的，且他們卻能得到庇護人的信任進而在行政機構中擔任各種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