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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盛期，實行自治的德莫不僅在城邦政權機關、公民登記以及軍事方面起着基層權力機關的作用，而且在土地配置設定和财政方面也發揮着積極的職能和作用。
第一，政權機關方面。
政權機關方面的職能及作用主要展現在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和陪審法庭這三個權力機構方面。
此時，作為城邦的最高權力機構或立法機關的公民大會(ekklesia,ecclesiatheassembly)是由德莫成員參加的全體公民的大會。
所有的成年男性公民有權參加公民大會，選舉官員和五百人議事會議員，出席法庭，自由而公開的發表評論。
任何一個雅典人都可以送出議案、修正案或參與辯論。”可見“城邦的所有決策是公民大會中的大多數人決定的。
公民大會的選舉是非強制的自願行為。
奧斯邦認為:“經由德莫，理論上的直接民主制，于實踐中得到最好的見證。”五百人議事會如前所述，是由德莫抽簽選舉代表組成的最高行政機構。
其辦法是先由德莫選出候選人，每個德莫的議事會議員的人數是由德莫的成年男性公民人口的多少決定的。
平均每個德莫可選出3-4個議員。
但是，大約有30個德莫的議員席位每年隻有1個，有8個德莫每年的議員席位為10個或更多，大的德莫阿卡每年有22個議員席位。
可見，在選舉中，每個德莫按照既定的數額推選議事會議員的。
而三一區就成了聯結德莫和部落的重要橋梁。
五百人議事會還與陪審法庭一起負責執政官等重要公職的資格審查，資格的最後決定以陪審法庭的判決為準。
值得注意的是，審查資格的問題也是與德莫、部落有關。
各個德莫同樣也有自己的神廟及守護神或英雄,并選出侍奉他們的祭司。
德莫的最高權力，屬于德莫特大會。”
這樣，德莫雖然具有自治的性質，但與城邦的中央政權是一種有機的統一關系。
戴維·懷特赫德就把村社與中央政權之間的這種關系稱作是“地方政治與城市政治”(localpoliticsandcitypolitics)，将德莫視為城邦“友好的合作夥伴”(companionableassociates)和“公權力的基礎”(thedemeaspoliticalpower-base)。
第二，公民登記和軍事方面。
公民權的裁定始終決定于德莫的登記、稽核、表決和軍事訓練，接受一個人作為其公民的組織還是德莫。
根據亞裡士多德的記載，雅典兒童14歲時由德莫登籍于“德莫長保管的冊籍”。
17歲時為“及齡公民”，至18歲時為成年公民，每個成年公民都要在德莫的名簿中登記。
登記必須接受德莫大會對其年齡和自由民身份等進行稽核和投票表決。
如果投票沒有通過其合法的自由民身份的認定，他可以向陪審法庭申訴。
如果其勝訴，村民必須讓其完成登記。
完成登記的公民其父在部落大會上宣誓。
之後，部落大會為他們選出2個競技教練和一些教師，教他們重裝步兵操練和使用弓、投槍和投石器。
在18歲至2歲期間主要進行守衛和軍事訓練。
哪些人參加訓練也是根據德莫的公民人口登記來決定的。
克裡斯提尼時代，德莫不僅登籍公民，也登籍定居在城邦的異邦入。
克裡斯提尼曾許可若幹異邦人和奴隸入籍于德莫，但依照雅典和希臘各邦的傳統觀念，異邦人不應同本族等量齊觀，奴隸更不可為公民，克裡斯提尼的變革因而被亞裡士多德指責為破壞了成規。
但是，亞裡士多德同時也說，無論是否符合規矩，公民依法取得公民資格之後就隻能承認其合法性。
克裡斯提尼為了掩蓋新入籍公民和自然公民在出身上的差别，進而使新的德莫成為一個平等團結的集體。
隻有德莫認定的公民，才可以參加村社德莫大會和城邦公民大會以商定國策，或者可以通過抽簽擔任公職，以及充當陪審法庭的陪審員，參與到城邦的行政、司法和宗教等各種事務之中，并領公民大會津貼和公職津貼。
在公民權的适用中展現了機會平等和輪流執政的民主制原則，參與城邦政治統治成為雅典人珍視公民權利的重要原因。
此外公民還可以參加城邦的文化活動，領取觀劇津貼。
根據亞裡士多德的記載，“凡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的人，我們可以說他是城邦的公民”。
盡管參加議事會的人大多是社會中的中上等階層，普通的群眾隻有在特殊會議時才可能與會，但是參加公民大會時，德莫和公民不會受到任何限制或者排斥。
德莫遍布城邦的城市和鄉村，公民不必必須到城市中才可以參與公共事務的讨論,而是可以通過德莫參與城邦政治。
如果人們希望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充分發揮作用，就有必要了解自己的德莫，并被德莫所接納。”雅典的所有公民都屬于德莫，并在德莫中行使公民權利。
正是這樣的公民資格審查和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增強了雅典人的公民權意識，城邦民主得以真正實作。
德莫由此成為了城邦對地方進行管理的代理機關，也被叫做“微型城邦”(mikrapolis)。
總之，就德莫本質而言，它是城邦的區域空間和公民權力的基礎，公民是屬于“城邦的人”，也是屬于德莫的人。
是以，從制度上說，德莫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德莫為民主政治提供了最直接的組織方式和運作實踐。
此外，德莫在民主政治中還有其他功能。
德莫在公共仲裁人的選舉中保留了其功能。
可能有一些60多歲權威的男性被從所有的德莫召來，并列出這些人的名單。
仲裁人依據部落的不同劃分為幾個小組，他們可能為其他的部落做仲裁，而不是為自己的部落，盡管不清楚是否有一些固定标準制約由哪個仲裁人接收哪個案件。
如果允許的話，一個擁有當地相關知識的人可能會被選作那個地方的仲裁人。
第三，土地配置設定和财政方面。
經登籍審查後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具有世襲的特權，如分享城邦共有土地、享受城邦對公民身份和權利的特殊保護政策等等。
克裡斯提尼改革以後，德莫作為城邦最基層的政治機關，對土地所有權給予制度上的保障。
亞裡士多德認為，城邦最大宗、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稅和市場交易稅，再次是其它收入;而家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也同樣是農業，其次才是其它收入。
當時，阿提卡地區的總面積為2650平方公裡，其中耕地約占1/4，約有6-8萬公頃。
其中包括公有地和私有地兩部分。
公有地是指國家、寺廟以及雅典的各類公民團體所占有的士地。
德莫既是公有地中的一種類型，也是私有土地的登記機關。
公有地在阿提卡耕地總面積中約占1/10可見私有地在城邦土地所有制中占據主導地位。
阿提卡的土地私有者可分為大、中、小三類，而德莫負責将土地分給德莫中的人。
德莫的農民是土地所有者，他們連同小手工業者，共同構成德莫的經濟主體。
也就是說，任何執政者必須對德莫居民負責，以德莫為基礎的民主政治成為農耕經濟占主要地位的古代世界的一大成果。
管理德莫土地配置設定的人是德莫長，除配置設定土地外，德莫長也負責行使德莫的财政任務。
除了他們不能違反法律的一般要求，德莫對他們并沒有正式而嚴格的限制。
第一，德莫長不僅要確定按照德莫集會的指令配置設定錢，還要從德莫的非德莫群眾所有的土地征收稅款。
與此同時，德莫長還可以減免個體的應繳稅額。
第二，德莫長在租出德莫的财産中起主要作用。
至少在一些情況下，租金為他所得:在阿提卡某些德莫中，德莫長也管理着從租借的土地上移除橄榄的工作。
第三，德莫長負責向他們的成員發放貸款，并且依據法律懲罰他們的違反行為。
所有這些職責都是在德莫的經濟運作中起作用的，但與這些職責相關聯的執行辦法卻并不容易。
德莫長追讨債務的職責似乎是聲名狼藉的。
德莫群眾Euxitheos宣稱，就是因為德莫長過度熱情地執行這項任務，才不受他的德莫同伴歡迎。
隻有在上法庭的威脅支撐之下，才能有效地讨回債務。
是以也就不奇怪，德莫長負責列出公共債務人和其他欠債人的财産清單，登記在案以備充公。
比如發生在德莫中的一個例子，德莫長和一個平民就債務和抵押品問題對簿中央法庭。
在文獻記載的清晰的案例中，德莫長被帶去依照中央合法程式解釋德莫的決策。
案例包括有關德莫的成員資格，作為德莫記錄的持有者，德莫長自然成了衆矢之的。
可見，德莫長的職貴跨度非常地大，有些是德莫中的一些簡單的例行公事，其他一些則承載着很大的影響和責任。
德莫長不僅是德莫内不可或缺的行政官員，而且也承擔中央政府各種工作的主要任務。
這也就不奇怪，在任命和解雇的過程中，德莫長似乎被當作中央官員一樣重視。
除德莫長外還設定了糧食管理者，負責配置設定公民的食糧。
而管理者不僅屬于城邦更是德莫選舉出來的。
在雅典，“谷物監管員是10位，由抽簽選出，5位在比雷埃夫斯5名城”來有“20位在城15”城村分别設定糧食管理者，他們的職責是在市場上監管糧食價格以及面粉、面的價格等等。
德莫制度對阿提卡地區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德莫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城邦公民的權利得到保障;在經濟上，小農經濟得到了制度保障，進而延緩了奴隸制的蔓延。
直到伯羅奔尼撤戰争後及公元前4世紀的城邦危機才使德莫制度逐漸解體或者說奴隸制才敗壞了公民共同體和德莫制度以及公民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