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創刊的《地域文化研究》發刊詞将地域文化定義為：“我們觀念當中的地域文化，是在一定自然地理範圍内，經過長期曆史過程形成的，為當地人民所熟知、所認同，帶有地方文化符号特點的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具體說地域文化是特定區域的生态、民俗、傳統、習慣等文明表現。帶有地方文化符号的文化必然主要根植于地方文化産品之中。而全面系統地記述一個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曆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地方志，毫無疑問地就是這類地方文化産品的代表。明代巨獻《永樂大典》現今雖殘存不足千冊，但儲存了大量亡佚的典籍。《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從殘存《永樂大典》中輯錄出失傳已久的地方志有900餘種，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約180餘種，其餘700餘種亦均為明代初期的地方志。《永樂大典》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号，地方志則是這個重要符号的組成部分。地域文化研究需要地域文獻、典籍作支撐，地方志編纂因其幾千年綿延不斷在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必定成為專家學者研究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文獻。
國家圖書館藏嘉靖年間的《永樂大典》
地方志為地域文化現實意義的研究明确了方向
地方志是發源于兩漢時期的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創舉，曆經2000餘年傳承，儲存下來的各種方志占中國現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地方志不僅僅是我們中華文明成果的重要載體之一，而且它本身就是中華文明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方志作為連續而詳實的資訊記載，為國家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重大水利項目建設、地質勘探、資源普查、地震監測、氣象預報、工程選址、文化場館建設等方面，古老的地方志在當今的資訊時代，依然煥發出無盡的生命活力。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2010年夏，三峽工程建成後，迎來了首次較大洪水的檢驗，洪峰峰值超過了令世人震驚的1998年的每秒7萬立方米，但洪水過後堤防固若金湯。探究險中取勝的背後原因，清代孤本《萬城堤志》和《萬城堤續志》走入人們的視線。兩部志書記載了1870年夏天讓兩湖平原成為汪洋的一場罕見洪水。這場洪水緻使位于現在三峽大壩下遊4公裡的黃陵廟前的長江水位高達81米并在黃陵廟大殿的16根廊柱上留下了永久的水痕，也在它所波及的各個地方的志書中留下了記錄。最終水利專家以這次長江洪水資料為依據将當今三峽工程防洪設計标準确定為每秒10萬立方米流量，應該說兩部古志是確定大江安瀾的功臣。2022年8月，坐落于吳江東太湖的蘇州大學未來校區一期校區投入使用。這座有着百年曆史的大學在未來校區的設計上不僅複刻了原東吳大學校門的牌樓，将濃厚的傳統元素融入到每一個教室的設計風格中，還将蘇大未來校區門牌号命名為“久泳西路1号”。“久泳”二字來自于浙江嘉興地區舊時的地方志書記載。目前可見文獻中，接續唐人陸廣微所撰《吳地記》的《吳地記後集》中，首次出現“久泳鄉”的地名。當年久泳鄉——今天汾湖片區的範圍之内，恰好是蘇州大學未來校區所在區域。“久泳”意為對文學藝術作品的鑒賞，應該沉浸其中，反複玩味和推敲，以獲得其中之味。其寓意與蘇州大學“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立校精神相契合。幾百年前的舊地名再度受到青睐，凸顯蘇州曆史文化底蘊的深厚。
一個地區的文明越悠久，留下的地方志就越多，可供地域文化研究的文獻也就越多。如四川省《榮縣志》，就有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和民國五種版本。榮縣幾百年的自然、經濟、社會、文化的曆史在幾部地方志中得到接續不斷的記載，傳統文化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永續傳承。對榮縣地域文化的研究也會從榮縣的地方志中得到源源不斷的養分。中華文明的發祥地黃河、長江流域是地方志編纂成果最豐富的地區。國家方志館黃河分館建成就印證了這一點。全館展陳區面積10928平方米，整個場館展陳緊扣黃河文化這一主題，再現了黃河流域的曆史人文特色，場館的主要資料支撐就是黃河流域的曆代地方志。将曆史文獻内容轉化為展館内容，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不僅傳承了黃河流域文化，其生動鮮活的手段也對當下之人起到了教育的作用，增強了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展現出地域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
《榮縣志》（光緒重刻本）
系統研究地域文化，可以把本土自然、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特點挖掘出來，讓本土居民了解和認同，讓當地的人們從特色中找到加快發展的路徑，認清發展的優勢，做大做強。如西湖的龍井茶、景德鎮的瓷器、遵義的茅台酒、蘭州的百合、和田的玉器等都是獨特的地方産品，在地方經濟中占有一定份額。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散發着迷人的魅力，具有磁鐵一般的力量，吸引着八方來客。例如人們去嘉興最想看的是代表紅色文化的南湖紅船、到江浙一帶必去的地方是代表水鄉文化的周莊和同裡，到黑龍江不能不去看代表冰雪文化的哈爾濱冰燈和太陽島雪雕，到西藏一定要看代表高原文化的布達拉宮，這些都是吸引國内外遊人的獨特文化符号，也極大地促進了當地旅遊業的發展。地域文化研究是地域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是傳承地域文化的有力推手，是提升文化認同的梯子，更有助于提高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說“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的形成是一個多因素影響、長期積累的過程。其中，文化認同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和源泉。沒有文化認同，就不可能堅定文化自信。地方志之是以流傳千年，就是因為被各地的人們一代代接受和認同，進而得到傳承并不斷地編纂下去。地方志蘊藏着豐富的地域文化資源，地方志服務現實的案例鮮活多彩，為地域文化現實意義的研究明确了方向。
地方志為地域文化中物質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資料基礎
我們祖國幅員遼闊，因為經緯度的不同，東西南北的自然環境呈現出明顯的特點，山地、平原、丘陵、江南水鄉都具有各自獨特的風貌，甚至一個地域内的自然風光也各具情态，如同處黑龍江界域，牡丹江市和五大連池市的風貌截然不同。有人把中國地域文化區劃分為新疆荒漠-綠洲文化、内蒙古草原文化、東北黑土地文化、青藏高原文化、黃土高原文化、華北平原文化、四川盆地文化、江南水鄉文化、雲貴高原文化、華南媽祖文化，每一種文化都代表着一種自然地理特征。
各地因經緯度不同，氣候迥異，生長着不同的動植物，影響着居住在這塊土地上人們的飲食結構，呈現出不同的飲食特色。内蒙古草原牛羊成群，牧民們喜食牛羊肉；沿海省份漁業發達，食物中魚類、海鮮占很大比例，為便于儲存也有晾曬海産品的習慣；東北是高寒地區，半年冬天，多願腌制酸菜、鹹菜，還會晾曬幹菜；江南一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鮮蔬菜；西南一帶還有晾曬臘肉的習俗。
不同的自然環境又決定着人們的衣着。東北地區一年四季分明，尤其是冬季，20世紀冬天離不開大棉襖、二棉褲、棉帽子、棉鞋、棉手套。現在條件好了，羽絨服成為普通百姓過冬的首選，條件好的穿裘皮過冬的也不在少數。緯度低一些的河北地區雖也屬于北方，但不穿棉鞋也能度過冬天。南方冬天室内溫度低，即使穿羽絨服也不需東北的高含絨量。
不同的自然環境還影響着人們居住的房屋的特點。地窨子是東北舊時傳統民居，當地居民選取附近有水源的山坡，在山坡上開挖2—3米深的長方形凹地建屋，屋子大半部分在地下，這種屋子冬暖夏涼。窯洞是黃土高原上特有的漢族民居形式，其中靠崖式是在天然土崖上橫向挖洞，寬3—4米，深可達10多米。蒙古包是蒙古族同胞的民居，其造型獨特，又友善移動，是蒙古遊牧民族為了飼養的牛羊食草需要随季節變化不斷遷徙而發明的特殊建築。
自然地理、飲食、服飾、居住環境、生活習慣等都屬于地域文化中物質文化研究的對象，在地方志中幾乎都能夠找到這些内容的所有記載。
首輪《哈爾濱市志·地理志》記述了哈爾濱典型的北方氣候：“哈爾濱與全國其它省會城市相比，所處緯度最高，冬季氣溫最低。哈爾濱市整個冬季均在極地大陸氣團控制之下，夏季則主要受副熱帶海洋氣團影響，春、秋二季為冬、夏季風交替季節。其氣候類型為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哈爾濱冬季長達5個月之久，氣候嚴寒、幹燥。平均氣溫低于10℃的日期始于10月3日，終于4月30日，曆時210天。最冷的1月份平均氣溫為-20.3℃，極端最低氣溫為-38.1℃。”而位于大陸南部的南甯則是完全不同的，據首輪《南甯市志》記載：“南甯市地處低緯度，太陽終年輻射強，氣溫高，降水豐富。其特點是夏長高溫多雨，冬短溫暖幹燥，無霜期長，屬南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域年平均氣溫21.6℃，極端最高氣溫40.4℃，極端最低氣溫-2.1℃。”兩地氣候特征在首輪志書中都有記載。
首輪《黑龍江省志·方言民俗志》這樣記載當地人的居住特點：出于冬季禦寒取暖的需要，“火炕”成為北方地區各民族房屋設定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黑龍江外記》卷六記載：“屋内三面皆炕，燒之室自暖，不然，雖煨紅爐、寒氣不散。地下四時堅凍，即三伏，炕必一、二日一燒，否則腰膂間易緻疾，疾甚，須以熱炕烙之。”并說“久燒之炕，洞中積有煤炭，往往随煙出筒，燃燒廬舍，故炕必一歲一掏，謹修之乃無患”。在記述服飾中寫道：“皮張制服，是黑龍江省諸多民族服飾的突出特點。這與北方寒冷的自然環境和原始的漁、獵、牧、畜業生産有着必然的聯系。”
首輪《南甯市志》在綜合卷記述了當地的服飾“唐代以後一直流行唐裝。南甯漢族群衆的衣着一般選用苎麻或棉花為原料織成的布料縫制，隻有少數富家豪門使用絲綢。衣服為自紡自織自染自縫，染料亦以當地種植的藍靛加工制成。鴉片戰争爆發後，外國棉紗幾乎取代了傳統的手工紡紗，人們都用它來織布縫制唐裝，染成藍黑色。遇到親戚喜慶或喪事，必着長衫前往，以表敬意。”對居住條件也做了描述：“自古以來，漢族居住建築形式以庭院式硬山擱檩結構為主要特色。清代以前，其建築材料多為土磚砌牆茅草蓋頂的懸山式平房，平面呈‘口’字形，中間為露天庭院，四周為房間，後排流行三開間，正中為廳堂，是主家待客、就餐、祭祀之室，左右兩側為卧室;前排兩側為廚房和儲藏室。也有的三開間為組合，中間為堂屋，兩側為卧室兼儲藏室，前面為廚房和豬圈或牛欄，兩邊築以圍牆，形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庭院。清代以後，建築材料逐漸流行青磚砌牆、木構梁架及小瓦蓋頂……鄉村漢族流行聚族而居，自成村落，一村一姓或兩姓，同姓（即同家族）住房互相毗鄰或相連。”
自然環境情況也是古代方志記載的重要内容。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安徽人郎遂編寫了《杏花村志》，此志共有16個子目，全面記述了杏花村的自然、人文、社會等方面的情況，并配以12幅杏花村美景圖，《杏花村志》是被《四庫全書》唯一收錄的村志。在中國五千年曆史中，省、市、縣的疆域都處于變化之中，而村鎮卻可能幾百年、幾千年沒有改變，杏花村就屬于這樣的村落。2021年進入安徽省千年古鎮、千年古村落地名文化遺産認定候選名單的古鎮有11個、古村21個。清代陶煦纂《周莊鎮志》、康敷镕纂《青海志》和《杏花村志》一樣都被專家學者認定為地理類文獻。研究地域文化不能不研究地域的自然狀況，而載有一地地理内容的志書為地域文化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除此之外，古今志中還記載了飲食、服飾、居住生活習慣等。
地方志把記述的對象限定在一個特定的區域之内，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這個特定地域的物質文化。地方志是地域物質文化的重要載體，理應成為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依托。
《杏花村志》
地方志為地域文化中非物質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資料基礎
地域文化中非物質文化研究的對象是人類在社會曆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各種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建立在物質文化之上，也必将通過地理風俗、生活習慣、語言、建築風格、文學文藝作品、人物等有形可見的東西展現出來，進而提煉歸納出一地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倫理觀念、心理狀态、理想人格、審美情趣等精神成果。
志書中對非物質文化的記載内容也相當豐富。《漢書·地理志》中，将中國劃分為秦地、魏地、周地、陳地、趙地、燕地、齊地、魯地、宋地、衛地、楚地、吳地、粵地等13個風俗區。各地風俗不同，甚至一地之内的風俗也不同，如司馬遷所言：千裡不同風，百裡不同俗。
在浙江省海鹽縣現在還有兩種風俗，其一是早晨吃一碗羊肉、喝一杯白酒，在江南地區實屬罕見。因為在海鹽縣澉浦鎮曾經有一條叫澉水的河流，是南宋時期杭州灣最重要的港口，外來的、海外的客商比較多。當海船靠岸，一群船員會進店，要上酒肉，美美吃上一頓。久而久之這一風俗就流傳下來。其二是澉浦鎮有一種特殊的活動，過去結婚、春節都要搞，一個冬天幾十場，參加者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他們坐在一起吟唱古老的海鹽腔，這是明代以來南方戲的表演形式。據說，這種瀕臨失傳的唱腔是昆曲最早的原型之一。這兩個當地習俗都被南宋紹定三年（公元1230年）澉浦人常堂編寫的鄉鎮志《澉水志》記載下來。這是中國至今能看到的最早的鄉鎮志。
媽祖是護佑中華子民在航海、遠洋過程當中平平安安的海神，是被東南沿海、台灣、南洋群眾以及漂洋過海的移民崇拜的神靈。供奉媽祖既是一種風俗，也是一種信仰。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莆田舉人林霈任台灣鳳山縣教官，當時台灣府開始興建媽祖天後宮，而自認是媽祖後裔的林霈認為，僅僅修建幾處祭祀場所，似乎還不足以讓台灣群眾真正了解媽祖，于是求助父親林清标考察、搜集媽祖的生平事迹，編撰了《天後志》上下兩卷，經朝廷敕封得名《敕封天後志》。志書包括了媽祖的生平事迹、神迹傳說、曆代皇帝敕封等内容。不僅讓台灣群眾全面認識了媽祖林默，也成為今天了解媽祖文化最權威的文獻。媽祖文化自此在台灣盛行。可見，非物質文化對後世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
有專家說，“今天習稱的齊魯文化、中州文化、燕趙文化、三秦文化、關東文化、隴右文化、西域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兩淮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黔貴文化等地域文化形态，大多數是在秦漢風俗區域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每一種文化都在一個特定區域内各領風騷，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齊魯文化指向的地域與今天的山東省大體相當。而山東地方志在記錄、傳承齊魯文化方面可圈可點。山東地方志淵源可上溯到魯之《春秋》，但後人已不可見。于欽修于元代的地方志《齊乘》是山東現存最早的地方志，為全國名志之一，有元、明、清三種不同刻本，共六卷,含沿革、分野、山川、郡邑、古迹、亭館、風土、人物等八方面内容，精神文化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山東現存地方志尚有597種，占全國現存方志7%。除10種是全省的通志外，餘下按區域來講，分布在全省各府州縣和鎮鄉等117個行政機關範圍内。這些方志，大都是明代弘治至民國年間（1488—1936年）所修纂的。期間還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方志，如馬肅主修，顧炎武參修的《康熙鄒平縣志》，周永年、李文藻主修的《乾隆曆城縣志》等。《乾隆曆城縣志》共五十卷,首一卷。卷首有聖制、宸翰及圖。正文包括總紀二卷；地域考三卷，其中考一為沿革、星土、疆界道路、裡社，考二為戶口、田賦，考三為風俗、物産；山水考四卷；建置考四卷；古迹考五卷；藝文考四卷；金石考三卷；封建表一卷；職官表一卷；選舉表四卷；襲爵表一卷；貤封表一卷；宦迹錄一卷；列傳十四卷；轶事一卷；異聞一卷。堪稱曆城縣的百科全書，精神文化有關的内容盡顯其中。齊魯大地，人傑地靈，群星璀璨，數千年來，湧現出孔子、孟子、墨子、李清照、辛棄疾、蒲松齡等一大批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的傑出人物，既有政治家也有文學家，這些人物都是齊魯地域曆代地方志的着墨重點，也是點睛之處。他們的思想、歌賦傳承至今，啟迪着一代又一代國人，甚至影響着中國和世界。我們今天能認識、了解這些人物的事迹并繼續發揚他們的精神，都是地方志的傳世之功。
《複興文庫》叢書
習近平總書記在《複興文庫》的序言中指出，修史立典，存史啟智，以文化人，這是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的一個傳統。地方志的功能之一就是存史，存地方之史，成為記錄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研究地域文化的重要文獻。依托新、舊地方志開展地域文化研究必将取得豐碩成果，不僅能促進地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實作各地優勢互補，增強地域文化自信，還能豐富中華優秀文化寶庫，增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
（作者系中共哈爾濱市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