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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魯濱遜的日記
編輯丨魯濱遜的日記
“泰勒使命”出台前，總統與教皇之間的溝通需借助美國主教、美國天主教組織和華盛頓宗座代表，且該過程複雜而耗時。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契機，為争取和平、減輕戰争受害者的痛苦，羅斯福總統在美國主教和國務院的積極推動下，宣布向教皇庇護十二世派遣一名私人代表，即邁倫泰勒，并對這次派遣進行了一番精心設計。
美國之外的各國，尤其是梵蒂岡，極力稱贊“泰勒使命”。但美國國内各界卻對這次派遣褒貶不一。美國新教徒更是對“泰勒使命”進行了長時間的抗議。
“泰勒使命”出台的原因
美國天主教會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期。西班牙傳教士首先在１５６５年建立的殖民地一一聖奧古斯丁傳教。
英國清教徒的湧入，讓天主教日漸處于被敵視的狀态。隻有在１６３４年建立的馬裡蘭殖民地，天主教才得到官方認可。
馬裡蘭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後，天主教遭禁。到美國獨立戰争時期，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羅馬天主教徒人數僅占當時人口的１％。
天主教的糟糕處境一直延續到１７８９年。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頒布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天主教的處境好轉。随着移民的大量湧入，美國天主教徒的數量大量增長。
１８９０年，美國天主教徒數量為８９０９０００，１９９０年增至１２０４１０００。在接下來的十年，天主教徒的數量達到１６３３６０００。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天主教徒數量幾乎迖刭２０００００００，到１９３０年，則增長為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二戰結束後，美國天主教徒的數量超過２４００００００。到１９世紀６０年代，羅馬天主教會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教會之一。
截至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國天主教徒數量已占全國總人口的２０％。
随着信徒數量的增加，美國的主教轄區不斷增多，天主教會的管理體系也日趨完善。目前，美國天主教會采取三級管理機制，分别是基層教區、主教轄區和大主教轄區，神父、主教和大主教是對應的管理者。
羅馬教皇通過華盛頓宗座代表對美國天主教會加以監菅。主教和大主教都屬于高層神職人員，由教皇直接任命其領外，主教和大主教可任命輔理主教協助其工作。在本轄區内，主教和大主教可在不違背教廷訓誨的前提下，制定本教區的各種方針政策，包括行政、教務和财政等多個方面。
基層教區是美國天主教會自上而下、三級管理體制的基礎，一般由一名或多名神父，在固定的教堂牧養一批基本穩定的信徒。神父一般也有執事加以輔助，擔任探訪教友、協助社群發展和做彌撒等宗教服務。
而信徒的捐助則是基層教區的主要收入來源。除了完善地區建制，美國天主教會還不斷走向聯合，成立了全國性的機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天主教世界》的主編約翰伯克，意識到美國其它團體的全國化趨勢，認為天主教若想在一戰期間實施有效的行動，就要進行全國性的合作。
同時，也為了更好地保護教會利益，他決定召集由所有天主教組織參加的會議。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１－１２日，５８名主教區和較大天主教團體的代表齊聚美國天主教大學。
在會上，伯克及其同伴起草了“天主教戰時聯合會”章程。“天主教戰時聯合會”的主旨是在政府的監督下，同其它教會團體協作，協調天主教的行動。
它的主要任務是：為軍中天主教徒提供随軍宗教服務，協助政府進行後勤保障工作等。一戰即将結束之時，美國的主教階層試圖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永久組織來推廣天主教徒的福利，在征得教皇本笃十五世的同意後，美國成立了“天主教全國福利大會”。
為避免引發誤解，“天主教全國福利大會”名稱中的Ｃｏｕｎｃｉｌ被更改為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即“全國天主教福利會議”，仍筒稱ＮＣＷＣ。
“全國天主教福利會議”的組織規模、管理方式和實際效能都大大超過前者，其總部設在華盛頓，每年就全國天主教徒普遍關心的問題作出讨論和決策。
“全國天主教福利會議”享有極高的聲譽，能制定全國性的天主教政策，有權代表美國全體天主教會釋出牧函，是培養全國天主教徒統一意識和團結意識的有效工具。該組織也成為日後美國和梵蒂岡互通消息的重要管道。
美國天主教勢力的壯大，自然吸引了梵蒂岡的關注。它也一直試圖與美國政府再次建交。當１９２９年梵蒂岡恢複世俗統治地位時，它就派時任華盛頓宗座代表的紅衣主教彼得羅弗瑪索尼－畢翁弟向美國國會遞交了《拉特蘭條約》的影印件。
梵蒂岡認為，既然教皇的世俗統治地位已經恢複，美國可能會考慮同梵蒂岡建交。當赫伯特胡佛總統在１９２９年７月接見畢翁弟時，許多美國人認為政府打算承認梵蒂或向它派遣外交代表，因而向華盛頓投遞了許多抗議信件。
公衆的強烈反應促使畢翁弟、美國政府高層及國會否認了兩國建交的意圖。胡佛政府也從此盡量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
羅斯福當選為總統後，對美梵關系采取了更加有利的态度。１９３３年，梵蒂岡派遣經驗豐富的外交家希高納尼擔任華盛頓宗座代表。據稱，他是教皇庇護十一世為華盛頓職位特意挑選出來的，收到了推動美梵建交的訓示。
隻是，一些美國主教在同梵蒂岡建交一事上态度消極。一些主教直言不諱地表明，教會和民事司法之間應有嚴格的分界線；一些人甚至認為，即使在華盛頓，教廷大使也會成為政治家們在其選區實作目标的工具；
其他人則認為美梵建交根本不會給教會帶來任何好處。他們聲稱，教會不會影響政治，但政治将影響教會。
同時，也有一些美國天主教領袖，如芝加哥大主教喬治芒德萊恩，紐約大主教斯佩爾曼等積極在羅斯福任内推動美梵建交。
他們的努力也得到了梵蒂岡的大力支援。１８７２年７月，芒德萊恩出生于曼哈頓。他在拉塞爾學校和曼哈頓學院讀書時，結識了後來成為紐約大主教的帕特裡克海耶斯，與他成為好友。
從曼哈頓學院畢業後，芒德萊恩就讀于羅馬宗座傳信大學。１８９５年６月，他被授予聖職。１９０９年６月，芒德萊恩被教皇庇護十世任命為布魯克林輔理主教。１９１５年，他成為芝加哥大主教，１９２４年又被提拔為樞機主教，日漸成長為美國天主教會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他是一名堅強又精力充沛的主教，大膽宣揚關于社會改革的自由觀點。他不但支援羅斯福及其新政，還支援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他推動美梵建交的努力在１９３６年之後十分突出。
１８８９年，斯佩爾曼出生于馬薩諸塞州，１９１６年在羅馬被授予聖職，在那裡供職七年。在１９２７年的德國之旅中，斯佩爾曼同金尼奧帕切利，後來的教廷國務卿，也是後來的教皇庇護十二世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１９３１年，斯佩爾曼受教皇庇護１Ｈ世委托，将通谕《我們不需要》帶出意大利，以防止受到法西斯政權的鎮壓，這為他臝得了公衆的注意。
20世紀３０年代，當歐洲似乎又要爆發戰争之時，教廷國務卿帕切利認為同美國建立某種形式的官方聯系是必要的，是以１９３２年７月，斯佩爾曼被任命為波士頓大教區的輔理主教。
帕切利讓斯佩爾曼加入美國的主教階層，不僅是出于對朋友的照顧，也是要他擔任同美國政府聯系的媒介。在波士頓，斯佩爾曼就和朋友讨論過美梵建交的話題。
１９３４年１月，斯佩爾曼記載道，帕切利的密友，工程師恩裡科？加萊亞齊，焦慮地叫他敦促美國承認梵蒂岡。
斯佩爾曼試圖通過羅斯福總統的同僚傑克凱利和郵政部長詹姆斯法利來完成這項工作。但事情進展得并不順利。接下來一年，斯佩爾曼似乎沒有采取進一步行動。
直到１９３５年晚期，斯佩爾曼才通過後來的駐倫敦大使約瑟夫肯尼迪開始了同白宮的非正式談判，并愉快地得知羅斯福總統對此感到同情。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間，斯佩爾曼無數次地向肯尼迪和羅斯福總統的兒子詹姆斯羅斯福暗示了美梵建交。
１９３６年教廷國務卿帕切利對美國的通路，是美國主教推動美梵建交的一大助力。帕切利在訪美期間，與再次當選總統的羅斯福進行了會晤，促成了美國和梵蒂岡更加親密的關系，可以被視為美梵關系的轉折點。
這次出訪活動當然也離不開美國主教的幫助和推動。
在帕切利訪美的消息見諸報端之前，波士頓輔理主教斯佩爾曼，已認證其好友公爵夫人吉納維夫布雷迪，得知了這一計劃。他也許是美國最早得知該消息的人。
得知該消息後，斯佩爾曼并沒有對此加以評論，但他不認同公爵夫人的計劃：讓帕切利一直待在與世隔絕的長島較高價的電梯大廈。
他認為，梵蒂岡教廷國務卿第一次通路美國絕不應該毫無聲息。因而，他緻信羅馬，反對布雷迪的一些計劃，其建議得到采納。
接着，斯佩爾曼基本掌握了帕切利的訪美行程。很快，教廷國務卿帕切利訪美的消息受到美國各大媒體的争先報道。梵蒂岡官方稱，“帕切利去美國僅僅是為了度假。他大部分時間，将呆在公爵夫人布雷迪的長島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據帕切利本人所說，“我隻是去美國度假．．．．．．我的旅行不具有任何政洽色彩”。
但美國報業對此作出了多重解讀。有的認為，帕切利通路美國是為了遏制共産主義；也有的猜測他此次訪美是為了尋求同美國建交；也有的認為他是來處理反對政府各項政策的電台神父庫格林。
不管出于何種動機，帕切利的訪美計劃如期進行。１０月９日，帕切利抵達美國。迎接他的不僅有華盛頓宗座代表希高納尼，還有近５０名美國新聞工作者，他們都期待拍下這曆史的一刻。
在波士頓輔理主教斯佩爾曼的陪同下，帕切利通路了美國東部的紐約、費城、巴爾的摩和華盛頓等城市。
出于宗教因素考量，帕切利在斯佩爾曼的建議下通路了美國中西部。他也由此成為第一位乘坐飛機在北美旅行的樞機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