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國家人文曆史 202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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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持未定各為君，秦政山河此地分。力盡烏江千載後，古溝芳草起寒雲。
——（唐）許渾《鴻溝》
夕陽下的漢霸二王城遺址遠景
惠王決斷
“鴻溝”一詞，往往令人想到中國象棋的棋盤，在對壘的紅方和黑方中間，就隔着一道“楚河漢界”。而它的曆史淵源，正是《史記·項羽本紀》記載的“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的那條大名鼎鼎的“鴻溝”。
表現戰國時開鑿鴻溝的雕塑群。戰國時期，魏惠王在大梁附近開鑿鴻溝，也稱大溝。“鴻溝”之名，在戰國中期就已存在
而在曆史上，鴻溝的故事，恐怕要從戰國時代說起。先秦儒家經典《孟子》裡的第一句話，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就是魏惠王（魏罃，前370-前319年在位）。“梁”字從何而來呢？魏罃在位時，把國都從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是以魏國又叫梁國。另外因為三家分晉時，魏國得到晉國本部精華所在，是以戰國時期也有把魏國叫作“晉國”的用法，比如《韓非子》提到名将吳起受排擠離開魏國的時候，寫的就是“吳起因去之晉”。
至于魏惠王，也是将自己當作晉國繼承者來看的。“孟子見梁惠王”時，惠王一副灰溜溜的樣子，說春秋時期的晉國是天下最強大的國家——“晉國，天下莫強焉”，到他手裡，居然會糟成這個樣子，看看别國的君主也不見得特别高明，真不曉得究竟是什麼原因。隻可惜，孟老夫子專講仁義道德，不分析列國相争形勢，自然沒法說出一個是以然來。不但如此，魏惠王還挨了孟子一句嘲諷，“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俨然成了個無能之輩。
不過話說回來，《逸周書·谥法》載，“愛民好與曰惠。柔質慈民曰惠”。可見“惠”算是一個“美谥”。先秦時期的谥法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實事求是，尚有諸如“厲王”“幽王”這樣的“惡谥”，不像後世越來越淪為谄媚皇權的工具，就連說出“何不食肉糜”的白癡皇帝司馬衷都成了晉“惠”帝。魏罃的谥号裡既然有個“惠”字，可見絕不是毫無作為的庸主。
就拿遷都大梁這件事來說，有一種看法認為，這是因為魏國感受到秦國的威脅，為避其鋒芒而不得已遷都。誠然，公元前364年，秦軍進攻魏國，在石門（今山西運城西南）大破魏軍，斬首六萬。這是戰國時秦對“三晉（魏趙韓）”作戰最早的一次大勝。接着，秦軍在陝西正面沖到沿黃河西岸的重要據點少梁（今韓城西南），俘虜了魏軍的主将。但魏遷都大梁後，“魏惠王十五年（前355），魯衛宋鄭君來朝”，惠王其實是很神氣的。根據《戰國策》的說法，商鞅還對秦孝公說：“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可見當時秦國國力仍舊較之魏國遜色很多。何況魏國在黃河以西還有不少地方，秦的威脅不見得是遷都的主要原因。
實際上，魏惠王遷都大梁的主要目的，還是要把魏國的中心移到河南，想在中原有所發展。大梁位于黃河與江、淮之間的大平原上，周圍分布着宋、衛、鄭、魯等弱小國家，若能将其兼并，就可大大地擴充魏國疆土，增強魏國國力，對角逐中原霸權大為有利，是以戰略意義十分重要。由于大梁一帶川原平曠，河流衆多，正是發展水運交通的好地方。魏惠王十年，遷都大梁不久魏國就着手實施一項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也就是開鑿鴻溝。《竹書紀年》載：“梁惠成王（即魏惠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當時大約是因其溝幅比較寬闊而稱為“大溝”，“大”與“鴻”同義，故而後來出現了“鴻溝”。《戰國策》載：“蘇子為趙合縱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這說明戰國中期已有“鴻溝”之名。
開鑿鴻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隻能算是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從北面的黃河引水入今中牟縣的圃田澤（當時的一個大沼澤湖泊），然後從圃田澤開大溝向東至大梁。這樣圃田澤“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成為天然調蓄水庫，源源不斷往大梁輸水。今天，在鄭州西北30多千米的黃河南岸有座廣武山，山上有一條直入黃河的巨大口子，名為廣武澗，澗深200米，寬100米，口寬約800米，據說這就是當年鴻溝的起點。
二十年後，魏國又開始引圃田澤水東南行、與淮河溝通的二期工程。一方面，魏人在大梁城北開鑿大溝并繞至城東，引圃田水東流，與大梁城東的汳沙水（汳水與沙水的合流段）相接。其後，汳水東流，沙水則南下；另一方面則開鑿管道引水出荥澤後向東南流，經今尉氏縣東、太康縣西至淮陽，分兩支，一支南入颍水，一支東入沙（蔡）水，流入淮河。鴻溝是以成為古代最早溝通黃河與淮河的運河。
勾連黃淮
在中國曆史上，中原地區最早的運河是西周時期在陳國和蔡國之間開鑿的。《水經·濟水注》引《徐州地理志》記載：“……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為号，自稱徐偃王。”陳都于今淮陽，蔡都于今上蔡，二者分别緊鄰淮水的兩條支流（沙水和汝水）。以此推斷，徐偃王開鑿的這條運河大約便是聯通沙水和汝水。隻不過，此條運河在何位置，于史已渺不可稽。史書上還記載，徐國是東夷裡的大國，偃王之世，“江淮諸侯，從者三十六國”。這自然引起西周朝廷的恐懼，迫使周穆王親征，并借助楚國軍力打敗徐國。随着徐偃王的敗北，其所開鑿的運河随即湮廢而不為人所提及。
而鴻溝，作為中國古代最早溝通黃河和淮河的運河，則被認為是中原地區第一條人工修建的大規模運河。古代沒有火車、汽車，水運是最先進、效率最高的交通運輸工具。魏惠王搞這樣的大工程，雄心顯然很大。随着開鑿鴻溝大功告成，“荥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鴻溝就像一條四通八達的水上走廊，從大梁向四周延伸，連接配接着豫東大平原上衆多主要河道，形成黃淮之間的水運交通網。自大梁而南通過鴻溝連接配接的颍、渦諸水，分别進入淮、泗，再由江淮間的邗溝可達長江下遊和太湖流域，自大梁而東順濟水而下，向東可達齊國都城臨淄；東折菏水由泗水可達魯國舊境，再南下入江淮地域。自大梁而西，逆濟水而上，溯河而西，可達關中地區。
憑借豐盛的黃河水源補給，又有圃田澤蓄水，鴻溝航運暢通無阻。譬如，魏惠王之子魏襄王七年（前312），位于南方的越國派遣特使向魏國贈送乘舟（君王乘坐的大船）、三百隻戰船、五百萬支箭以及犀角、象齒等貴重禮物，用以支援魏國并向魏國表示友好。當時越國都城在今天的蘇州，從水路運送這批水戰軍用物資到魏都大梁，走的就是由邗溝運河入淮水，再由淮水溯其中某條支流，再經鴻溝運河抵達大梁的水道。
鴻溝水運交通的繁盛促進了黃淮流域工商業的發展，一些沿河的重要商業城鎮應運而生。第一個受鴻溝影響而繁榮的是魏國都城大梁。戰國後期的魏公子信陵君有一次與魏王談到魏國的河内、河外，即大梁附近的黃河以南與以北，“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由此可見，鴻溝帶來魏國的富庶以及大梁都會經濟的繁榮。另外，睢陽（今商丘）因為城南的睢水和城北的獲水與鴻溝通連，不斷運來江淮間貨物，而成為南北貨物交換的繁華城市。工商業發達，居住着許多手工業、商業者，是一個“百工居肆”的城市。還有陳（今周口市淮陽區），也因為鴻溝的支流狼湯渠和颍水在此相會，而成為南北貨物交流的碼頭和場所，并使陳的人民多習商作賈。戰國後期，楚國都城由郢都遷到陳，主要也是因為當地交通友善、商業繁榮。位于濟水、菏水交彙處的宋地陶（今山東定陶）更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的商業城市。此地順菏水可到江淮，沿濟水可到臨淄，由濟水入洛水可到洛陽，沿濮水向北行則可到濮陽。衛都濮陽地處濮水之濱，在戰國時期也是一個相當有名的經濟都會，當時人們以“陶衛”并稱。時人欲得封地，目标便是工商業發達之城市，當時便有“請裂地分封，富比陶衛”的說法。前286年，齊軍滅宋，引起諸侯恐懼。兩年後，燕、秦、魏、韓、趙，五國伐齊。于是趙取濟西，魏占宋地，秦得原在宋境的定陶。當時穰侯魏冉專權，在秦軍取得陶地後便據為其封地，以緻“穰侯之富，富于王室”……實際上，這些城鎮的富裕，并不是靠耕種田地，而是因為占據了鴻溝水道的交通要沖。
在航運之外，鴻溝水系的形成也大大改變了中原地區的灌溉條件。用司馬遷在《史記》裡的話說，“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魏惠王曾對孟子說：“河内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内，河東兇，亦然。”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河内（今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地區）如果發生災荒，就将那裡的部分百姓遷移到河東（今山西省境内黃河以東的地區），并将糧食運送到河内救濟留在那裡的百姓；如果河東發生災荒，也采取同樣的辦法。這種做法，表明魏國國家儲存着一定數量的糧食，從一個側面說明農業生産的發達。而大梁一帶的鴻溝運河流域，正是魏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當時的一般畝産為“歲兼美惡，畝取一石”。而《管子·治國》則說：“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早）生而晚殺，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貨，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這與鴻溝運河于農業灌溉有大利自然是分不開的。
鄭州桃花峪黃河公路大橋，位于河南省鄭州市荥陽市。大橋南側的隧道穿過廣武山（昔稱三皇山，ࣾ稱敖山，當地人稱邙山）
漸至湮廢
進入西漢後，鴻溝逐漸不複往日榮耀。經曆秦末劇烈戰亂後，關中居民流離逃亡很多，人口減少，對輸入糧食的需求大為減少。加上漢初提倡黃老之治，與民休養生息，一切設施隻求将就過得去。是以每年的糧食、物資消費有限，基本上取自關中地區，如有不足，則向關東地區征調一些糧食、物資，作為補充，故數量不多。據文獻記載，當時“漕轉關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先前十分受人注意的鴻溝，在漢初一段時間裡也顯得較為蕭條。當然，敖倉的價值猶在。漢高帝十二年，淮南王黥（英）布反，薛公與漢高祖劉邦論天下形勢，認為若黥布“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結果黥布有勇無謀，采取薛公口中的下策“東取吳，西取楚，歸重于越，身歸長沙”。結果這次漢初異姓諸侯王規模最大的一次造反很快失敗。恰如薛公之言，“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到漢景帝時，同姓諸王的吳楚七國之亂爆發（前154），其始作俑者吳王劉濞發動叛亂時，手下謀士應高就主張“守荥陽敖倉之粟距漢兵”。但劉濞不用其謀，全力攻梁，屯兵于睢陽城下。而漢将周亞夫則疾速出關，會兵于荥陽，扼住吳楚軍隊西進關中的要道，先使自身立于不敗之地，然後進軍反擊，一舉掌握戰局主動權。
到漢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鴻溝又遭到一次厄運。黃河在濮陽附近決口，向東南奔流，一直流到菏水、泗水，更下流到淮水。作為一條人工開鑿的運河，鴻溝本來就不如天然河道深，相比自然河道更容易淤塞。這次黃河決口，河水泛濫而出，淹塞嚴重，濮陽、定陶、睢陽、彭城等地經濟都會随之蕭條，定陶甚至從此一蹶不振。到公元11年，黃河經曆曆史上第二次大的河道改道，鴻溝水系的重要水櫃圃田澤也因黃河水患逐漸消亡。
“鴻溝”石刻，位于今河南省鄭州市荥陽廣武山地區。鴻溝是中國古代最早溝通黃河和淮河的人工運河，北臨黃河，西依邙山，東連大平原，南接中嶽嵩山，是曆代兵家必争的古戰場
由于黃河屢次決溢，鴻溝系統多次被淤淺，其航運不如以前暢通，航運的地位也逐漸被東面的汴渠所代替。嚴格說起來，汴渠原本就是汳水，屬于鴻溝系統的一部分。待到東漢時期王景治理黃河、黃河歸入正軌（約在70年）後，汴渠已取代鴻溝連接配接黃河與淮河間的水運作用。東漢朝廷建都洛陽，實際上是為了遷就關東的産糧區。東方漕運船隻，必須由汴渠入黃河，才能轉入洛水。是以，汴渠就為東漢政府特别注意。既不能讓黃河水再入汴渠，也不能使汴渠受他水侵奪，還不能使汴水溢出。為此，順帝陽嘉年間（132—135）對汴渠進行了治理，由汴口至淮口，沿岸以積石作堤，固其河道。靈帝建甯（168—172）中期，又在汴口增修石門，制約黃河水流入汴渠的流量。這些治理措施，保證了東漢時期汴渠的暢通。由于洛陽距離黃河較遠，洛水通漕不便，東漢初期又開鑿陽渠，是為從洛陽直通黃河的運河。這樣便形成了西起洛陽，從陽渠通黃河，再至汴渠的水運航線，構成了由陽渠、黃河、汴渠組成的一條新的漕運幹線。鴻溝的地位，遂被取而代之。其原來引出黃河水的“溝口”則被向南滾動的黃河水給沖沒了，僅僅剩下的一小段河道——漢霸二王城之間的廣武澗，到唐代也已是幹涸見底、野草叢生。
如今，鴻溝的遺址和遺迹還留存在沿線地區，成為中國古代水利工程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向世人展示中國古代人民智慧和勞動成果的偉大。而在中國象棋的棋盤上，“鴻溝”作為“分界線”代名詞，還将繼續存在下去。
2016年10月16日，首屆“楚河漢界世界棋王賽”在河南鄭州荥陽市黃河之南、鴻溝之側的廣武山上舉行實景開幕。中國象棋裡的楚河漢界也正是以“鴻溝”為劃分
參考文獻：
傅崇蘭：《中國運河傳》；
程有為：《黃河中下遊水利史》；
滕玲：《一條“鴻溝”曾将天下分為兩半》；
張燦：《荥陽故城水運興衰研究》；
宋傑：《敖倉在秦漢時代的興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