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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煌煌60年乾隆盛世中乾隆帝取得的成就

作者:河北文聖

乾隆皇帝誕生于18世紀之初,去世于18世紀的最後年代。可以說中國的這段時期,乾隆長期站在最前列,運籌帷幄,驅遣群僚,叱咤風雲,在他的巨大身影下,中國翻過了一頁又一頁的曆史篇章。他的思維、言行都深刻地影響着那個時代。

​後世對乾隆帝的評價總體來看是功大于過的,至少在他統治的前期,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了最高峰,其繁榮程度也大大超過了包括漢唐在内的所有王朝。下面就從這幾個方面進行介紹:

經濟方面

之是以說乾隆時代經濟發展超越曆朝曆代,這可以從人口數量進行分析。乾隆朝以前,曆代人口的最高峰值大約在六七萬人,盡管許多人認為這個統計比實數偏低,明朝後期中國人口已達1億人。即便如此,乾隆六年時人口數量已經突破1億4千萬。其後繼續增長,至乾隆六十年達2.97億人。

人口增長必須以農業生産的相應增長作為前提,也就是說,乾隆之前中國社會最多産生了足夠養活1億人口的糧食,而到了乾隆末,中國已能夠生産足夠養活3億人的糧食,大大超過了曆史上的最高水準。

​乾隆時期農業生産力之是以有如此的巨大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會安定,中原地區長期沒有戰亂;二是清廷重視農業生産,獎勵墾荒,減免賦稅,興修水利;三是農業新品種的推廣,主要是番薯、玉米、花生等高産作物在明末傳入,在18世紀廣為傳播;四是邊疆的開發,在政府的倡導下,中原地區過剩的人口向四周輻射遷徙,耕地面積有較大的增長。

封建社會以農業為本,農業生産力的巨大增長是乾隆時代經濟發展的基礎,這也是乾隆一朝超過曆代的主要标志之一。

同時,在手工業方面,如絲織業、制瓷業、礦業等行業中有了手工業工場,經濟生活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尤其在長三角、珠三角以及若幹商業城鎮内,向全國輻射開來。盡管這些手工業還不足以取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但新的因素畢竟已經出現,并且手工業的水準也超過了前代。

​政治方面

清王朝承襲了傳統的封建專制體制,皇帝駕馭全國,享有無上的權威和尊嚴。皇帝之下有一整套金字塔式的官僚機構,皇帝站在塔頂,通過谕旨的傳達,貫徹指令、執行政策,使龐大、複雜而極不平衡的社會各個部分,互相協調,按照秩序和節奏運轉。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體制留下了種種弊端和毒瘤,母後、外戚、宦官、宰相專政或藩鎮、朋黨的争奪,使得統治階級内部充滿了無休止的傾軋與紛争。自康熙以後,清王朝十分注意吸取前朝教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範,使得這些弊端減輕到最低程度。

因而,有清一代,無外戚、宦官、宰相之專政,藩鎮割據也在三藩之亂後徹底終結。母後擅權發生于晚清慈禧太後身上,但總體而言,也無漢唐兩代嚴重。

乾隆帝即位後,對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進,努力使中央集權更加集中。即位之初,最高統治圈内,有鄂爾泰、張廷玉的門戶之争,但這不足以威脅皇權,乾隆帝仍然高踞這些官僚之上,牢牢地控制着生殺予奪的大權,不和任何人分享權力。他自稱:“朕為天下之主,一切慶賞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

​乾隆皇帝很重視君臣關系,重視中央集權,他寫過一篇文章反駁宰相的地位和作用,曰:“所謂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暴于宰相,則吾不能無疑也。”、“是則一國之政,萬民之命不懸于宰相而懸于為君者明矣。”

乾隆後期,因重用和珅導緻風氣敗壞,A錢賄賂公行,而乾隆也試圖挽回這一江河日下的趨勢。他指令檢舉整頓,屢興大獄,嚴厲打擊A錢不法行為,盡管他沒有根本扭轉腐敗的風氣,但大案疊起,嚴刑峻法,還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

軍事方面

乾隆一朝武功極盛,揚威海内,為完成國家統一、保衛領土主權而進行的戰争,比前朝規模更大,意義更重。乾隆帝自诩有“十全武功”,實際上,乾隆發起的戰争遠遠不止10次。曆次戰争的背景、起因、性質、規模、意義也不盡相同。有的是為實作統一或抗擊侵略的正義戰争,有的則是鎮壓農民起義。對此,應當分别看待,具體分析。

乾隆朝戰争頻繁,但從本質上而言,乾隆帝并非是一個好大喜功、窮兵黩武的帝王。相反,他常以“佳兵不詳”、“息事甯人”自勉和告誡子孫。在乾隆統治的前期重大的軍事行動并不多。他說:“予自少讀書,即欽天地愛物之心,深知窮兵黩武之戒,是以繼位之初,即謹遵皇考之訓,許準噶爾之求和,罷兵甯人,将二十年矣。”

當然,在必須用戰争手段來保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且有利的戰機到來時,乾隆也從不猶豫,他能迅速下定決心,做出正确的判斷,如平定準噶爾之役便是典型。

此外,乾隆朝反擊廓爾喀入侵也是一場保衛祖國領土的正義之戰,也是中國曆史上最艱苦卓絕的一場戰争。面對山高天寒、軍行困難、糧饷不濟的逆境,乾隆帝堅持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不容他人侵犯,“若付之不問,何以安衛藏而靖邊圉”。他毅然決然搬兵入藏,驅逐侵略者,捍衛領土完整。

同時,乾隆帝在用兵方面也有不少的失誤,而且越陷越深,難于自拔。例如停止對緬甸、安南的征讨,在碰得鼻青臉腫後幡然醒悟,議和修邊,邊界得以安甯。

​文化方面

曆朝曆代的文化藝術各有造詣和特色,很難評價孰優孰劣。乾隆朝的文化成就較以往來說,并無遜色,除了大量編撰各種經說、方略、官書外,還編纂了大陸曆史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共收書3400多種,近8萬卷,分經、史、子、集四大類。此書保羅宏富,浩瀚廣博,為大陸古代思想文化遺産總彙。

此外,乾隆朝民間文學藝術的發展也極為興盛,以惠棟、錢大昕、江永、戴震、王念孫、阮元等為代表的考據學家,如日中天,盛極一時,被稱為“乾嘉學派”,他們著作繁多,影響深遠。史學方面還有趙翼、全祖望、章學誠等;地學方面還有齊召南、祁韻士、徐松等,他們都有突出的成就。

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均成書于乾隆初年,是大陸文學寶庫中的瑰寶。詩歌方面,沈德潛的“格調詩”,袁枚的“性靈詩”,翁方綱的“肌裡詩”;散文方面,方苞、姚鼐的“桐城派”、張惠言的“陽湖派”,如奇花異葩,競放于詩壇文苑。

繪畫則有“揚州八怪”及文人畫、宮廷畫、西洋畫;書法則有張照、鄧石如、劉墉、永瑆等名家輩出,乾隆帝刻印的《三希堂法帖》集中了曆代書法之精華,為後世臨摹的範本。戲曲方面,昆腔與亂彈并行,正處于脫變時期;乾隆末年,徽班進京,大陸最大的劇種——平劇,于此時形成。文化學術和文學藝術,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

​我們研究、評論一個曆史人物,尤其像乾隆這樣的帝王,不可有單憑一面之詞,要從他的思想、行為、政策方面出發,也要研究他的經曆、性格、才能、愛好、心态。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要着眼于那個時代,毫無疑問,中國的18世紀就是乾隆皇帝一個人的舞台,他是主角,其他的都是陪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