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王朝中有很多朝代都存在着大臣輔政的制度，清朝也不例外，康熙朝是清代幼帝時期大臣輔政的開端。
長達八年的四大臣輔政時期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民族關系和軍事，以及社會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影響，同時也影響着康熙皇帝的治國理念。
一、四大臣輔政的确立和影響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順治帝病逝，他在遺诏中确立了四大臣輔政的體制，指令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鳌拜四個人為輔臣，輔佐政務。
索尼等人在接到旨意後，甚是惶恐，。他們手拿着順治的遺诏，跪在諸王和貝勒的面前說道：“先皇留下遺诏，指令我們四個人輔政。國家事務從來都是皇室宗室處理的，我們都是異姓臣子，怎麼能輔佐朝政呢？輔政這件事必須要和諸王和貝勒一起做。”
諸王和貝勒認為先帝之是以把這樣重要的任務交給索尼等四個人，肯定是因為明白他們對國家的忠心，認可他們的能力，既然遺诏已經頒布，那就沒有人敢幹預和違抗，希望索尼等人不要再推辭。
有了諸王和貝勒的支援和信任，索尼等人将這件事奏明孝莊太後，并在順治的靈位前宣誓，保證他們一定會誓死效忠國家，兢兢業業輔佐政務，不徇私枉法，不貪戀福貴和權力，不結交朋黨，不收受賄賂，以報答先帝的恩情。
雖然索尼等人對輔政的事毫無心理準備，但四個異姓大臣進行輔政絕不是偶然，也不是順治帝的心血來潮，而是清廷經過一場慘烈的皇嗣之争後，孝莊太後從叔王攝政權力過大，威脅到皇帝的權力中獲得了教訓，故而采取措施強化皇權的必然結果。
順治帝青年時期就去世了，康熙登基的時候還是個孩童，缺乏行使皇權的能力，而當年的開國功臣有的已經去世，沒有去世的也已經年邁，沒辦法再幫助康熙處理政務。
并且孝莊太後也有着很大權力，甚至可以左右朝政。康熙繼位以後，有大臣上書提出讓孝莊太後垂簾聽政，但遭到了孝莊太後的拒絕，她覺得這樣做有違祖制。
孝莊太後經曆過激烈的皇權鬥争，她認識到造成皇權統治不穩定的主要因素是宗室内部功高蓋世并且大權在握的諸王，要想鞏固康熙的統治，必須終止之前實行的親王攝政體制。
采用異姓臣子輔政，可以避免功高蓋主和權力過大等問題，便于控制，不僅可以輔佐皇帝處理政務，報效國家，也可以鞏固皇權統治。
順治和孝莊太後之是以會選中索尼等四大臣，是因為他們都隸屬于上三旗，是開國功臣，當年在戰場上曾立下赫赫戰功，并且在朝中擔任要職。
索尼和遏必隆還是皇親國戚，他們在多爾衮攝政時期備受打壓和迫害，但是備受順治的寵愛和信任，對順治帝很是感激，對皇室很忠心。
長達八年的四大臣輔政時期制定了很多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政策，對清初社會的各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響。
四大臣輔政時期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對清朝初期的政局有着很大的影響，比如廢除十三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宦官專權局面的出現。罷内閣、翰林院、複設内三院措施很大程度上強化了皇權。
四大臣輔政時期所制定的蠲免錢糧的經濟政策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促進了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四大臣在輔政時期重新設立理藩院，促進了民族關系的融合，也加快了清朝統一全國的步伐。
四大臣輔政期間，他們對滿族各階層人民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和鎮壓，還大力打擊漢族缙紳，導緻了很多慘案的發生，讓滿漢關系緊張起來，也讓漢族知識分子對清朝政權産生敵意，并與之對立。
二、四大臣與皇帝的權力失衡
輔政四大臣不僅功績卓越，還身世顯赫，索尼是四朝舊臣，遏必隆和鳌拜是公爵，蘇克薩哈是内大臣。鳌拜居功自傲，盛氣淩人，很多人對他都很忌憚。
四大臣輔政的八年時間裡，四大臣之間的争鬥越來越嚴重，主要以鳌拜和蘇克薩哈為主要人物進行抗争，問題主要集中在鑲黃旗和正白旗圈換土地上。
索尼平日裡對蘇克薩哈非常厭惡，他看到鳌拜胡作非為地誅殺蘇克薩哈陣營裡的人也完全不阻止，遏必隆與鳌拜沆瀣一氣，對鳌拜言聽計從。蘇克薩哈的威望不如其他三人，也沒有與鳌拜争鬥的能力。是以在四大臣的内讧中，形成了三對一的局面。
在這樣的形勢下，鳌拜越來越放肆，也違背了當初擔任輔政大臣時自順治帝靈前宣讀的誓言，野心開始泛濫，并企圖獨攬朝政。
在四大臣的争鬥中，蘇克薩哈逐漸落于下風，康熙六年時，他請旨去駐守先帝的陵墓，為先帝守靈，鳌拜借機為蘇卡薩哈立下了二十多條罪狀，請求康熙帝将蘇克薩哈以及他的長子處死，并沒收家産。
康熙知道鳌拜和蘇克薩哈之間的恩怨，也明白鳌拜的這一建議是在公報私仇，是以就沒有應允他。但鳌拜并不死心，連着多日上奏康熙帝，将蘇克薩哈處死，最後鳌拜如願處死了蘇克薩哈。
四大臣輔政是在順治早逝，康熙年幼的情況下設立的體系，與八旗的演變和太皇太後輔佐幼主的現實是相适應的，是鞏固新生政權的有效舉措。
但四大臣輔政體制并沒有有效地監督和控制，他們在輔政的過程中擁有着越來越多的權力，到後來已經達到了難以駕馭的地步，不僅取代了内閣大學士入直和票拟的職責，甚至還可以行使皇帝朱批的權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四大臣的權力逐漸膨脹，鳌拜的野心也越來越大，最後達到了專權的地步，嚴重威脅着皇權，和康熙帝的統治。
其實，鳌拜專權有一個發展過程。第一個階段是從順治十八年（1661年）到康熙二年（1663年），這期間四大臣互相協同，步調基本一緻，貫徹順治帝的既定路線，繼續完成民族征服戰争，施行娠濟镯免，恢複和發展生産，整頓吏治，鞏固政權。
第二階段是康熙三年至康熙五年，這一時期鳌拜的野心在不斷膨脹，日益驕縱，不斷打壓朝中大臣，并專橫暴戾，處死了很多自己的政敵。
第三階段是康熙六年到康熙八年，這一時期，鳌拜結黨營私，實力不斷壯大，漸漸開始把持朝政。
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因病去世，更是沒有了可以壓制鳌拜的人，他的行為越來越肆無忌憚，同年七月，康熙皇帝親政，鳌拜逼迫康熙帝殺死了蘇克薩哈。
為了進一步實作專權，鳌拜私自決定朝中大臣任用的調動，擴大自己的陣營，增強自己陣營的實力，漸漸壟斷了中央部院的主要部門，控制了朝廷的中樞機關。
康熙帝自八歲登基之日就和輔政大臣一起料理國事，在加上孝莊太後的教導，他成長很是迅速，面對鳌拜的專權，年紀輕輕的康熙是看在眼裡的，也一直策劃着除掉鳌拜。
康熙六年七月，康熙為蘇克薩哈平凡，并找借口對鳌拜進行了處罰。康熙八年五月，和碩親王拟奏折，羅列了鳌拜的三十條罪狀，包括結黨營私，排斥異己，把持國政，藐視皇權等。
康熙八年，鳌拜被擒，其黨羽也被肅清。年僅16歲的康熙帝徹底制服了鳌拜，向衆大臣證明了自己的能力，由此結束了輔政體制。
三、八年輔政時期對康熙帝治國理念的影響
人生經曆、知識結構、道德素養，以及社會環境和時代特征都會影響到一個帝王的政治觀念。康熙帝的政治觀念與八年輔政時期的政治利益鬥争和鳌拜專權都有着很大的關系。
在輔政時期，康熙帝的年紀尚小，不同的群體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不斷發生争鬥，大臣們都借機為自己謀私，對國家和百姓的利益不管不顧。
在動亂的政局下，皇帝頒布的各項政策，安排的各種舉措都不能很好地實施，經常是朝令夕改，執行力很差。
在權力鬥争中，主要是鳌拜對皇權的僭越，以及滿漢官僚之間的政治沖突，這兩項政治鬥争對皇權有着巨大的威脅，是康熙帝統治的巨大隐患。
面對朝中的明争暗鬥，尤其是鳌拜專權對皇權的嚴重威脅，康熙帝得到了很多曆練，也在不斷成長進步，在此過程中，康熙帝還形成了具有個人特色和時代特征的治國理念。
首先，康熙帝形成了君主專制的治國理念。
在鳌拜專權的過程中，康熙帝深感君主專權的重要性，是以在擒拿鳌拜和肅清鳌拜的黨羽勢力後，他立刻将國家大權集中在自己手裡。
他認為天下大權應該統一在君主的手裡，國家的大小事務也應該由自己一個人處理。在他看來，皇權是至高無上的，是一切公權力的核心和來源，官僚可以适當參與朝政，也可以有發言權，但是決不能專權。而且，官員的發言權應該由皇權授予，并有權力随時收回。
在君主專制政治理念下，康熙帝将用人權支配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對用人權高度壟斷，避免官僚僭越，強化政治控制。
而且，康熙對大臣們結成的朋黨十分反感和忌憚，他設法将大臣們私下結成的朋黨分散在不同的崗位和地方，并多次警告大臣不許結交朋黨，否則就會追究到底，挖出所有朋黨，進行連坐，加以處罰。
然後，康熙帝形成了“教化為先”和“崇尚寬大”的治國理念。
鳌拜集團被肅清以後，輔政體制也就此結束，理學開始快速發展，在清朝政治社會中的影響急劇擴大，直至在清朝政治社會中發揮主導意識形态。
在理學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康熙帝的理學素養也日益深厚，他将教化視為立國之本，認為治國要治人心，隻有心服才能確定國家安定。
當時，滿漢民族沖突激化，各地反清鬥争不斷，特别是鳌拜專權時維護滿族利益，打擊漢族，導緻沖突愈發激烈。
康熙帝深受理學熏陶，他認為治國應該崇尚寬大，愛惜人才，是以他讓人民休養生息，對囚犯尚德緩刑，有着宏大的政治氣魄。
最後，康熙帝形成了“大一統”的國家觀念。
在四大臣輔政期間，四大臣為了維護滿族的利益，排擠打壓漢官，減少漢官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漢官的離心對清朝統治和穩定和鞏固形成了威脅。
為了鞏固軍權和統治全國，康熙帝親政後開始重用漢官，系統學習儒家文化，逐漸形成了“大一統”的國家觀念。
結語
清初輔政體制是在特殊政治時期形成的，對穩定清初政治統治和社會發展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這個體制也有很多弊端，因為四大臣的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督和遏制，是以造成了鳌拜專權局面的形成。
長達八年的輔政時期不僅促進了康熙帝的快速成長，還對他的治國理念有着重大影響，康熙帝在輔政時期形成的治國理念适應了曆史發展潮流，在可觀上促進了國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