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的一天，在河南省焦作市九裡山鋼鐵廠的女工晉菊清得知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他的男朋友周榮慶竟然是周恩來總理的親侄子！
晉菊清
周榮慶也是九裡山鋼鐵廠的一名普通員工，晉菊清已經和他談了半年戀愛。但此前周榮慶從未向晉菊清透露自己的身份，晉菊清在吃驚之餘，又有些生氣，于是便跑去質問周榮慶：“你為什麼不早說你是周總理的侄子？你騙人，俺父母是農民，太不般配，不談了！”
周榮慶連忙解釋說：“周總理是我大伯又如何？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 我大伯要求嚴，不讓我說我和他的關系。”
周榮慶既然是周恩來的親侄子，怎麼會在鋼鐵廠當一名普通員工呢？這就得從他的身世說起了。
周榮慶的父親周恩溥是周恩來的親弟弟，在1944年底就不幸去世，母親王蘭芳很早就參加革命，在東北打遊擊時負過傷。新中國成立後，王蘭芳因為傷病不能正常上班工作，周恩來為了減輕國家的負擔，對王蘭芳說：“你不要拿國家的工資了，以後由我來照顧你。”王蘭芳聽從了周恩來的建議，便提前退休了。
周恩溥
此後周恩來每個月從自己的工資裡拿出50元資助王蘭芳，直到王蘭芳去世。周恩來曾專門交代周榮慶：“這50元錢是給你媽媽的，誰也不要用，你們花錢自己掙。”
周榮慶長大後參軍入伍，曾在北京志願軍醫院當宣傳文化幹事。1957年，周榮慶從部隊轉業，周恩來鼓勵他到基層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周榮慶便轉業到河南一家衛校當宣傳文化幹事，母親王蘭芳也跟着他一起來到了河南。
不久以後，周榮慶又調到焦作市九裡山鋼鐵廠，成為了一名普通員工，他在工廠裡一直牢記伯父對他的要求，從不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身份，是以後來晉菊清和周榮慶談戀愛時，隻知道他是從北京來的，并不知道他就是周恩來的侄子。
在周榮慶的印象裡，自己從未因私事去麻煩地方上司，唯一一次例外是母親王蘭芳身體不好，要去北京治病，那時焦作不通火車，要坐汽車到新鄉，再轉火車到北京。但當時王蘭芳已經病得很重，坐不了公共汽車，周榮慶隻好給周恩來打電話求助，周恩來這才讓秘書給當地政府打了電話，安排一輛車把王蘭芳送到了新鄉。
周恩來
當然秘書也沒有向當地政府透露王蘭芳和周恩來的關系，他隻是說王蘭芳是一位老革命，在戰争年代負過傷，現在要到北京去治病，請地方給予幫助。
再說回周榮慶和晉菊清，盡管周榮慶不停地解釋，但晉菊清的氣仍然沒有消，周榮慶沒有辦法，隻好請出母親，王蘭芳向晉菊清解釋說：“好孩子，咋能因為他伯父是總理就吹哩！我們來焦作時，總理一再交待，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要以總理的親屬自居啊！”
晉菊清覺得這番話很有道理，而且經過這半年的接觸，她感覺周榮慶為人謙和，身上沒有一點高幹子弟的架子，是以最終原諒了周榮慶。
1959年5月10日，周榮慶和晉菊清正式結婚，遠在北京的周恩來夫婦得知這個喜訊後非常高興，專門為他們寄去了賀信和禮物。婚後晉菊清育有2子1女。
1968年5月1日，王蘭芳突然對晉菊清說：“菊清啊，你陪我去一趟北京吧，我想你大伯和七媽了。”
晉菊清聽後興奮不已，她和周榮慶結婚9年了，還從來沒有見過伯父伯母呢！周榮慶因為有事不能同去北京，他便找了輛車把母親和妻兒一起送到了新鄉火車站。
由于王蘭芳等人到得晚，沒有買到坐票，上火車以後，晉菊清找了一塊硬紙闆，讓婆婆坐在車廂的接口處，她抱着2歲的小兒子，手拉着8歲的大兒子和6歲的女兒，在車上站了一天一夜，才熬到北京。
5月6日，王蘭芳帶着一家人走進了中南海，鄧穎超早早地迎了出來，她接過晉菊清懷裡的小兒子，親了親說：“多可愛的胖小子啊！”
鄧穎超和晉菊清
鄧穎超和藹的笑容讓晉菊清放松了不少，在随後的交談中，鄧穎超拉住晉菊清的手，親熱地說：“我也是河南人，咱倆還是老鄉呢！”原來鄧穎超是河南省光山縣人，這樣晉菊清就成了周氏家族中的第二位河南媳婦。
中午12點左右，周恩來回來了，他熱情地對晉菊清說：“你可是咱家第一個勞工階級，又是農民的女兒，我還得向你學習呢！”
晉菊清聽後激動地說：“伯伯，我向您學習！”
中午吃飯時，周恩來問晉菊清：“幾個孩子幾歲了？都叫什麼名字？”
晉菊清說：“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趕上您通路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當時婆婆夢見了茉莉花開，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通路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周恩來和家人一起吃飯
周恩來聽後樂了，他對鄧穎超說：“這名字起的不太好。”鄧穎超想了想說：“那就給孩子改個名吧，從大到小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紅、周志軍。”
從此以後，幾個孩子就按鄧穎超說的改名了，不過一段時間以後，晉菊清覺得女兒“周志紅”的名字有些不妥，便改回“周小莉”了。
60年代末，有人見周榮慶為人耿直，想整他，便給他扣了一個“反對周總理”的帽子，并把他關了起來。周榮慶被關後，仍沒有說出他和周恩來之間的關系。
晉菊清急了，找到那些人說：“老周是周總理的侄子，怎麼會反對總理呢？”
那些人卻嘲諷晉菊清說：“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鵝肉，竟敢攀周總理為伯父！”
晉菊清隻好回家拿出周榮慶與周恩來夫婦的合影，那些人才知道她說的是真的，最後放了周榮慶。
1976年1月8日，周榮慶一家正在吃飯，突然接到了鄧穎超的電報：
總理逝世，在京的親屬參加葬禮，在外地的親屬留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這是總理的安排。
晉菊清看完電報後放聲大哭，她吵着要去北京見伯伯最後一面。周榮慶把着門，流着淚說：“既然伯伯和七媽不讓去，那咱就得聽他們的話，免得讓七媽再生氣。”
最終周榮慶一家沒有去北京，不久以後，鄧穎超托人給他們捎來了周恩來生前穿過的一件襯衣、住院期間枕過的一個枕頭套和穿過的一條内褲，鄧穎超還留言說：伯伯不在了，讓你們睹物思人，化悲痛為力量，不要做對不起伯伯的事。
1992年對晉菊清來說，又是一個悲傷的年份。這年1月15日，周榮慶不幸病逝，享年63歲；7月11日，鄧穎超與世長辭，晉菊清從廣播中聽到了噩耗，她帶着3個孩子去北京送了七媽最後一程。不久以後，晉菊清和其他親屬一起乘軍艦，把七媽的骨灰撒向海河……
周榮慶之墓
晉菊清的3個孩子長大成人後，隻有周志勇有正式工作，這也全是靠他自己打拼出來的，周志勇早年參軍入伍，退伍後到焦作市城管支隊工作，在一線整整幹了20年，直到2010年才被提升為科級幹部。周志勇的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均沒工作，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維持生活，但他們從不打着周恩來親屬的旗号，去找政府提要求。
1989年，晉菊清正式退休，她退休後為了補貼家用，找了一份在市政府家屬院看管自行車的活兒，每月能多收入150元。家屬院的人聽說晉菊清是周恩來的侄媳婦後，都表示不相信：“周總理的侄媳婦能看自行車？騙人的吧？她一定是冒充的！”
晉菊清聽後卻笑着說：“我覺得看自行車沒啥丢人的，我不偷不搶，自食其力，心裡感到踏實。再說，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孩子，由于跟了老周，才有了這個當總理的伯伯！”
晚年的晉菊清（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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