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為女》，[英]海莉·魯本霍德著，小水譯，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355頁，68.00元
2020年11月16日淩晨，在日本東京澀谷附近的公共汽車站，一位名叫大林三佐子的六十四歲女性被人打死。真相很快查明：這位女性是一名無家可歸者，以打短工為生，去世時口袋裡隻有八日元——這或許便是她隻能在公共汽車站過夜的原因。而兇手吉田和人是住在附近的一名獨居中年男子，靠出租父母留下來的房屋過活。他對自己居住區域周邊的“衛生”極為偏執，經常因住所附近的垃圾雜物問題與鄰人起争執，而大林三佐子當晚栖身的公共汽車站恰好在他家窗戶的視線範圍之内。于是在那個深秋的夜晚，吉田和人意欲驅趕大林三佐子，後者不從——結果慘劇發生。
這一事件很快引起人們關注。拜現代新聞業與傳媒技術所賜，很快有記者挖掘出死者生平資訊，而旁觀者們也紛紛通過各種管道了解到這個女人平凡但不斷下落的人生，以及她年輕時的照片——自然，這樣直接的圖像資訊很容易帶來共情沖擊，“她就是我”的評論很快出現在各類社交平台之上。日本廣播協會（NHK）很快制作了講述大林三佐子青春時代的紀錄片，随後導演高橋伴明基于這一事件拍攝了電影《在公共汽車站直到黎明》，令這一事件受到新一輪關注。
大林三佐子無疑是不幸的，但比起曆史上太多無名的不幸者，她又多少有一絲幸運——至少，她的故事沒有徹底隐入塵煙，更沒有因為記錄的缺位而淪為傳說的背景。然而1888年在倫敦白教堂附近接連橫屍街頭的五名女子則沒有這樣的“幸運”——盡管官方記錄中有她們的名字，但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她們隻是連環殺手“開膛手傑克”的陪襯，是五個微不足道的“妓女”。
英國曆史學家海莉·魯本霍德的《生而為女》（原作名“The Five”，下文未标注書名之引用皆出自中譯本）正是為填補這一空白而寫。“我之是以提起筆，是希望如今的我們現在可以聽清她們的故事，并将那些一度從她們生命中被殘酷奪走的東西交還給她們——那就是尊嚴。”（15頁）通過對有限史料的挖掘與梳理，魯本霍德最終還原了這五位女性的生平，反駁了包括認定她們皆是性工作者在内的諸多誤解。更難能可貴的是，通過了解這五位普通女性的故事，我們足以管窺當時社會的諸種現實。于是“開膛手傑克”不再是主角，他不過是“悲慘世界”的劊子手——在那樣一個世界裡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以及在後來的社會中被玩弄與被消費的，其實是所有人的尊嚴。
《生而為女》英文版封面
另一個維多利亞時代
“開膛手傑克”案發生在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在普遍觀念裡，這是一個充滿進步與浪漫的時代，女王本人的華麗形象與時代高度重合；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産力飛躍，人口不可避免地迅速增加，并開始向大城市聚集，進而帶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圖景，“1891年，西德尼·韋伯注意到，倫敦的人口比愛爾蘭多，大緻相當于威爾士和蘇格蘭的總和；倫敦人的數量也超過挪威人、希臘人、澳洲人，或者瑞士人”（[愛爾蘭]尼古拉斯·戴利：《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汪精玲譯，譯林出版社，2022，第4頁）。由此自然帶來“烈火烹油”的繁榮發展，但城市問題也必然接踵而至。
在《生而為女》的開篇，魯本霍德便有意建構這樣的對比，她從1887年寫起，提供了針對這一年曆史叙述的兩個版本，“一個家喻戶曉，另一個則不為人知”：
第一個版本是印在大多數曆史書中的版本。這是那些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想要追憶的版本，是他們帶着懷念的微笑向孫輩們講述的版本。這是一個關于維多利亞女王和紀念她登基金禧慶典之夏的故事。（中略）市政廳舉行了一場華麗的舞會，威爾士親王和王妃在那裡招待來訪的王室親屬，以及波斯王子、教皇特使、暹羅王子和印多爾的霍爾卡大君。所有上流社會的人都在旗幟和瀑布般垂落的芬芳花簇下跳舞。鑽冕和領帶夾在鏡子裡閃閃發光。初入社交界的名媛們被引見給般配的公子。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在夢幻般的華爾茲旋律中一圈又一圈地旋轉。
這個發生在1887年的故事，是大多數人想要忘記的。時至今日，隻有寥寥一些曆史書記述了這個故事，許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發生過，然而在那一年，這個故事在報紙上所占的篇幅比王家遊行、宴會和節慶的報道加在一起還要多。那年的大慶之夏尤為溫暖少雨。萬裡晴空成全了無憂無慮的野餐和露天聚餐，卻也使得水果歉收、田地幹涸。雨水短缺，農活難覓，加劇了已經日益嚴重的就業危機。（中略）興奮的心情、集體感和免費餐點使倫敦流浪漢的數量激增，流浪漢帶來了警察，警察又帶來了記者。記者在廣場上衣衫褴褛的人群中遊走，收集這些原本無人知曉的侵占者的名字和故事。（第1-3頁）
開篇的對比為全書奠定了基調：魯本霍德所要寫的“開膛手傑克”案，是發生在“另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故事，是整體性混亂中的插曲。換言之，“繁榮的維多利亞時代”與“混亂的維多利亞時代”并非包含關系——後者并非前者的污點，二者平行存在，甚至——技術地——互為因果。正如我們所熟悉的城市崛起圖景，“（倫敦的）勞工階級在看不見的東區，或者在西區的樓梯底下，但是在任何一個繁榮的城市裡卻從來也不會完全徹底地消失，而且城市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更擴大了貧富間的差距”（[英]約翰·裡德，《城市的故事》，郝笑叢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275頁）。但對于當時的進步主義觀察家而言，将混亂歸咎到貧困者自身，進而将他們視作進步之敵，卻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義務。“改革家查爾斯·布斯手下的社會調查員認為……除去一些中産階級外，白教堂的大部分居民都被認定為‘貧窮’‘非常貧窮’或‘預備犯罪’。”（10頁）
正是在這樣的想象與“義務”之下，于1888年8月至11月間在白教堂附近連續發生的底層女性被害案件，才逐漸演變成傳說，甚至擁有了一絲莫名的正義與浪漫色彩。“某種程度的，我個人相信，開膛手傑克會被視為某種清潔隊員某種孜孜勤勤的環保工作者，在一般人安睡的時刻還辛苦地加班清理倫敦大街的髒亂。”（唐諾：《開膛手傑克的結案報告》導讀，[美]派翠西亞·康薇爾著，王瑞晖譯，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8頁）恐懼當然是有的，但如果人們能夠在厄運與貧窮之間找到必然聯系，進而确認自己的生活“還算湊合”，他們甚至會坐下來，端起小酒，為恐懼的蔓延添一把柴。
作為本能的“受害者有罪論”
當然，作為整體的“階級安全論”，對于大衆而言還是過于籠統。畢竟，就算“開膛手傑克”隻殺窮人，也僅僅意味着少數人才能取得豁免權。于是，在慘案接連發生的同時，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人們憑借經驗與草率的調查結果，便為受害者确定了身份。她們都是妓女——“不過是妓女”。
魯本霍德本書的一個側重點便是駁斥這一成見。在“開膛手傑克”案的五名受害者——人們經常把這一時期更多死于非命的女性歸結到這位兇手名下，但真正有确鑿證據的隻有五名——中，有三位其實與皮肉生意毫不相幹。第一位受害者瑪麗·安·“波莉”原本擁有完整的家庭，後因婚姻破裂淨身出戶，隻能先後委身于父親家、濟貧院和寄宿屋，最終流落街頭，成為開篇提到的特拉法加廣場上“無人知曉的侵占者”中的一員——當人們知道她的姓名時，她已經淪為一具殘缺不全的屍體；第二位受害者安妮·查普曼與一名馬夫結婚，丈夫後來“高升”，開始為貴族效力，安妮的生活是以一度充滿希望，然而早年貧困生活中染上的酒瘾卻讓她在豪華莊園中成了礙眼的存在——于是安妮也失去了她的婚姻，進而踏上與瑪麗·安相似的“下墜之路”；第四位受害者凱特·埃多斯曾與丈夫一道在街頭兜售歌謠冊子，當時“倫敦的叫賣”或與今日直播帶貨異曲同工，丈夫寫詞，凱特則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歌唱天賦，但這段琴瑟和鳴的日子還是被貧窮攻陷，二人最終分道揚镳——但直到被害之前，凱特仍有固定伴侶，他們隻是太窮了，當晚的錢不夠兩人同時在寄宿屋栖身，于是隻有她的男友安全地睡到天明。
五位受害者
然而即便如此，警方在調查過程中卻試圖通過蓄意引導，甚至是不經調查，便為她們的身份“定性”。譬如在波莉遇害一案的調查中，“當驗屍官向愛德華·沃克詢問他的女兒在婚姻破裂後與他同住時的表現時，他問波莉是否‘很放蕩’”（76頁）。再如安妮一案中，“由于警方堅持認為白教堂謀殺案的犯人要麼是敲詐勒索的皮帶幫，要麼是專殺妓女的獨行殺手……H分部的警察大筆一揮，便在安妮表格的‘職業’一欄寫上了‘妓女’”（136頁）。盡管親屬或熟人——那些真正認識被害者的人——會基于事實為她們的“品行”辯護，但當時的各大報紙卻經常出于種種原因——“記錄馬虎、聽錯證言也好，故意添油加醋、編造細節也罷”（76頁）——歪曲陳詞，将受害者塑造成品行不端的形象——也許，那正是大衆所期許的假象。
而說到底，就算是案件中确實從事過性交易的女人，即第三位受害者伊麗莎白·克裡斯蒂安娜與第五位受害者瑪麗·簡，她們的一生也不該如此收場。伊麗莎白來自瑞典，出身于一個虔誠的路德宗家庭，在十幾歲時依照傳統離開家門，成為一名見習女仆。這段經曆原本将幫助她積累經驗，為日後嫁做人婦打下基礎，但不知出于怎樣的原因，伊麗莎白懷孕了——于是她在雇主家和自己家都成了不受歡迎的存在，隻能流落風塵。後來她渡海前往英國，想要開始一段全新的生活，而她也的确做到了。她和一位木匠結婚，一度生活美滿，可是很快，她的生活開始沿着同波莉與安妮相似的軌迹每況愈下，直至來到相同的終點。
至于瑪麗·簡，她是五位受害者中最年輕的——二十五歲——也是唯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性工作者。她曾為一位老鸨效力，而這位老鸨一度打算把她賣到異國。沒人知道那意味着什麼，但瑪麗·簡幸運地逃脫了。回到英國的瑪麗失去了生活來源，在“好心”收留她的房東的勸說下，她隻能重操舊業，并且找到了一位長期伴侶。當“開膛手傑克”連續作案，恐懼在城中蔓延時，瑪麗甚至打開家門，讓無家可歸的“姐妹”得以在暗夜中栖身。然而這一切，最終也在一位深夜訪客到來之後戛然而止……
我們當然不應對人的本能過多苛責——當恐懼蔓延，通過道德占據一個安全的制高點，至少可以帶來一時心安。然而“受害者有罪論”最大的弊端，在于它終究遮蔽了真相。具體到這一案件上，“這種人性的自私念頭隻要極‘正常’‘适量’地滲入就足夠了，社會集體，包括執法機關的警覺心和危機感就被遲滞了、不急了”（《開膛手傑克的結案報告》，第8頁）；先入為主的誤判也必然導緻案件調查陷入誤區，而留下大量犯罪痕迹乃至失誤的“開膛手傑克”最終能夠逍遙法外，恐怕與此不無關聯。而更根本地，這些受害者極平凡的一生，最終以噩夢收場，她們其實并沒有真正做錯什麼——殺死她們的是性别與階級層面太過明顯的不平等。如果去掉戲劇性的結局，她們的遭際與當時社會的底層平民并無不同——但直到有這樣源自“受害者視角”的梳理，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察覺。
女性主義微觀史
從曆史書寫的角度來說，《生而為女》亦可歸入“微觀史”（Microhistory）的範疇。這部作品既是從先前并不為人着意的邊緣視角對既有曆史記錄的重構，亦是從個體層面對“宏大叙事”——神話（Myth）——的解構。通過這樣的書寫，作為這一神話主體的“開膛手傑克”本人變得不再重要——實際上，由于警方辦事不力，我們根本無從真正考察這個人的具體存在，因而對于他變态行為的動機究竟是“源自地獄”（From Hell，出現在據說是來自“開膛手傑克”寄給警方的挑戰書開頭）還是“衛生”的義務，其實從來都是捕風捉影——真正重要的隻有那五位乃至更多受害者。她們真切地存在過，而且反映了曆史上人類的普遍存在狀況——其間諸種苦難，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延續到今天。
“源自地獄”的信
這種存在狀況本身，首先是女性的——“女性是一種處境”（上野千鶴子語）。沒有什麼比瑪麗·安·“波莉”、安妮·查普曼和凱特·埃多斯在婚姻破裂後便不斷墜落的人生更能證明女性試圖獨自安身立命時所面臨的絕望現實，也沒有什麼比伊麗莎白的客死異鄉更能佐證“實際上，作為女性，我沒有祖國”（[英]弗吉尼亞·伍爾夫，《三枚舊金币》，引自《伍爾夫随筆全集》，王斌、王保令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141頁）。至于瑪麗·簡——她險些作為“商品”被交易到異國的遭遇，以及歸來後也隻能重操舊業的窘境——顯然預示了女性被物化的處境哪怕是在處處斷裂的“現代性”程序當中，也依然難以撼動，甚至愈發加劇。
因而《生而為女》中女性主義與微觀史的融合，其實是一種必然。正如朱迪斯·巴特勒對安提戈涅這一經典形象的創造性解讀——“安提戈涅的行為使理想化的親緣關系和政治統治之間的社會轉型開始出現”（《安提戈涅的訴求：生與死之間的親緣關系》，王楠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40頁），我們可以并不誇張地說，魯本霍德埋首故紙堆，奪回這些受害女性的死亡叙事并為她們“安葬”的嘗試，也是在呼應一種現實轉型——也許直到我們不再看到女性受害者作為賣點被陳列于新聞标題之上，或是女性不再需要通過道德考核，她的苦難便能得到客觀讨論，這樁事業才算最終完成。
“誰也無法确定，如果瑪麗·簡還活着，她此後的人生軌迹會是怎樣……她會發現她擁有的選擇并不會好過波莉、安妮、伊麗莎白、凱特，或任何其他生活在斯皮塔佛德家具房裡的貧窮女人。命運發給了她一手爛牌。這副牌與其他人的沒有什麼不同，確定了她永遠不會赢得這場遊戲。”（312頁）我們終究無法依靠神話，或是道德高地屏蔽“遠方的哭聲”。也許我們永遠不會擁有這樣一個社會——所有人都能在人生遊戲中機會均等，但至少，讓不幸者保有體面，是在保全我們所有人的尊嚴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