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内卷雖為人所诟病，但也說明以努力為信念的人還是多。然而，美國遺傳學家佩奇·哈登卻以科學實證表明，基因的影響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智商、情商、學商……各種優勢早在孩子出生前，就伏筆于他們抽到的“基因彩票”中。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樣重新審視教育與公平？基因與環境，到底哪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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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柯察金 編丨Leon
有關公正的議題何其複雜，但人們對此至少有着樸素的了解——凡事憑本事努力，而不是“外挂”。
世襲貴族的“外挂”退出曆史舞台後，經濟優勢接棒。而收入的差距，又往往與教育的不平等密切相關：
在美國，沒有大學學曆的男性，工資（按實際購買力而言）在過去60年裡都沒有增長；
來自美國最富有的1/4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學學業的可能性，是最貧的那1/4的将近4倍。
此類資料不勝枚舉。即便常春藤再怎麼标榜多元化，也無法掩蓋名校學子大多家境優渥的現實。如此看來，每個人來到這世界前就在刮彩票。
然而，美國心理學家、行為遺傳學家凱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教授提醒我們，關乎人生的彩票可不止财富這一張。她通過研究确信，先天遺傳差異對于人們的生活，包括孩子的教育，都有着極為深刻的影響。
“在過去幾年中，新的分子技術已經開始支援這樣一個基本發現，即我們的個人軌迹，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我們的基因。”
DNA的影響滲透在每個角落，天生繼承的因素無處不在，隻是社會對它的認知還不夠而已；而“基因彩票”不僅涉及智力，甚至還關系到孩子的社會情感技能……
哈登教授的著作《基因彩票》（The Genetic Lottery）一經問世，便引起相當熱烈的反響，并被《經濟學人》評為年度最佳書刊。
凱瑟琳·佩奇·哈登，及其著作《基因彩票》
問題來了：倘若基因彩票真的存在，那些“手氣不佳”的普通孩子，是否還有努力的必要；孩子是否天然地要被劃分為優生、差生；所謂教育公平，又是否隻是如夢幻泡影？……這些問題，可謂關乎我們對于教育最本質的信念。
基因抽彩：70萬億分之一
遺傳學涉及到海量學術詞彙，很容易使人讀得頭腦發昏，但完全不觸及，則連探讨之門都進不去。這裡我們不妨隻去涉獵最要緊的幾個概念，其中之一，便是“多基因指數（Polygenic Index）。
說起來，這個術語在某種程度上，有着政治正确的考量，目的是盡可能地避免讨論基因時預設價值判斷。此前廣泛的說法，叫“多基因評分”（Polygenic Score）——從字面上也更容易了解，比如，“身高多基因評分”低的人，就很難長成姚明。
“多”字，則提醒我們注意遺傳學近十年來的一個共識：遺傳表征不可歸結到某個特定的、單一的基因上，而是與千上萬個基因的變異有聯系。舉例來說，即便是身高這樣高遺傳率（80%由先天決定）的表征，決定它的也并非某個“巨人基因”，相關基因至少有10萬個。
總之，從社會群體層面來看，多基因指數呈現抛物線式的分布規律。自低評分起、到高評分落，越靠近兩個極端的人數越少。
多基因指數呈現“高爾頓闆”式的正态分布
哈登很喜歡舉NBA身高之霸（2米29），球員肖恩·布拉德利的例子。肖恩的增高遺傳變異數量，高過普通人4.2個标準差，比全世界99.999%的人高。他落在了抛物線稀稀落落的最右極裡。
NBA球星肖恩·布拉德利
即便我們不去否認肖恩的籃球技術抑或勤奮努力，如此驚人的身高，無疑對他那2700萬美元的優渥資産有着重要貢獻。
而在基因抽彩環節中，肖恩可謂連續中獎：
首先，他恰巧投胎到一對高個子的雙親家庭，父親2.03米，母親1.83米；
其次，即便有父母遺傳的加持，也未必能保證後代一定高。很多親兄弟姐妹之間，身高差異大的也很普遍。例如哈登自己便遺傳了高個子基因，而她親弟弟的身高則低于美國平均值。
肖恩的奇特之處在于，令他拔高的基因比普通人多，而有變矮風險的基因又比一般人少——據遺傳學家估計，産生肖恩這種基因組合的機率接近于零，即便在“巨人”群體中，機率也僅為10%~30%。
如果我們讨論的不是身高這樣遺傳率較高的表征，抽彩的不确定性就更大了。要知道，任何一對父母基因型（genotype）的組合數量，都多達70萬億個——這還是不考慮基因突變的情況。
因而，把一個孩子所遺傳到的表征稱作抽彩，真是毫不誇張。無數的組合在冥冥中影響了孩子的人生，這不是運氣又是什麼？
正如哈登所說：“運氣不僅僅是降臨到我們身上的外部事物。它也被‘縫’在我們體内。任何一對父母可能産生的獨特基因組合是70萬億種，而父母的每一個基因組，又是他們父母的DNA所有可能組合中的70萬億分之一，以此類推到人類曆史的最早期。”
基因彩票給幸運兒大開“外挂”
遺傳影響身體特征很好了解，但基因對于孩子能否在學校取得成功，真的也有影響麼？
面對這個問題時，很多人在感性上會覺得很不舒服。不論是西方人崇尚的“白手起家”，還是東方人常說的“天道酬勤”，都強調奮鬥而非先天的價值；
同時，人們在理性上也會懷疑：教育是如此複雜，受環境之影響千變萬化，豈能與身高、血型、瞳孔顔色等膚淺的表征相提并論？
哈登表示，一點沒錯，孩子的教育結果受很多因素影響，其中關聯确實很難捕捉。
比如在一項家庭研究中，為了更好地排除噪音，超過160個科學家團隊來了場頭腦風暴，試圖羅列出所有可能影響孩子的變量。
結果令人震驚。每一個科學家團隊，都提供了關于孩子及其家庭超過1.2萬個的變量。
可盡管困難重重，科學家們仍通過各種方式捕捉到基因的影響。
01
關聯是微乎其微，還是很大？
首先是“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
人的基因那麼多，但有一些是具有代表意義的、最常被分析的個别元素（SNP）。科研團隊就把它們，跟人的可測量特征關聯起來。
前幾年，有研究小組通過超110萬人的樣本量，捕捉到1271個與受教育程度有顯著關聯的SNP。
所謂關聯，可以用R²值（關系強度）來表示。從受教育程度GWAS中建立的多基因指數，通常能捕捉到教育結果中10%~15%的差異。
10%~15%的R²值，看上去不多，但也絕非微不足道，不信，我們對比另一些關系強度：
男性比女性的體重通常更重，關系強度（R²）為12%;
海拔高的地方通常更冷，關系強度（R²）為7%；
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從大學畢業，關系強度（R²）為11%……
基因的R²值，已經可以跟家庭經濟狀況因素打擂台了！
哈登進一步提醒我們，正如經濟優勢是影響教育結果的結構性力量——在教育軌迹的每個節點上，富裕家庭都可以動用“鈔能力”，使得他們的孩子獲得更好的成果——DNA也是如此。即便是一個不算大的R²值，經過一次又一次優勢的重複，小的影響也會慢慢積累到大。
更何況，在另一種研究方式裡，基因影響教育的程度顯得更大，這就是雙生子研究。
雙生子，簡單來講就是同卵和異卵雙胞胎。調查雙生子的好處顯而易見：最大程度地控制了變量（剛才我們已經提到，至少有1.2萬個）。
雙生子研究出的R²值是多少呢？高達40%！
兩種研究方法的估值為何存在如此不同，學界尚無定論，并是以留下被稱作“missing heritability”（遺傳率缺失）的問題。但無論如何，DNA差異會導緻教育水準的不同，已是無可辯駁。
02
有哪些先天教育“外挂”？
假如孩子的教育多基因指數，幸運地落在抛物線的右極，他會獲得哪些“超能力”呢？
外挂一，智力/認知能力
智力？沒錯，不過哈登的表述為“綜合執行能力”，在内涵上更豐富一些，包括多種重要的認知能力：
孩子更善于調節自己的注意力；更善于從一種規則切換到另一種規則；能很好地實時更新資訊，并擅長在工作記憶中隻儲存少量的資訊。
“綜合執行能力”與學生考試成績的相關性，高達40%~50%，可在很大程度上預測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哈登對數百名8~15歲的雙胞胎測試後發現，“綜合執行能力的遺傳率，與眼睛的顔色或身高的遺傳率相當。”
外挂二，社會情感技能/非認知技能
不止如此，遺傳效應也涉及非認知技能，或稱社會情感技能。
部分勵志作家熱衷于宣揚：對孩子成功非常重要的性格優勢，并非運氣或基因的結果；孩子真正的天賦，是勤奮地練習……等等。然而，多條研究路線顯示，在了解遺傳如何影響與不平等相關的特征時，非認知技能并非一張“免罪金牌”，它也受到遺傳的影響。
被捕捉到的社會情感特質包括：
堅毅：追求遠期目标的激情和毅力；
成長型思維模式：相信智力是可塑的；
求知欲：願意思考難題或新問題；
掌握取向：為了學習而學習的動力；
自我概念：相信自己很聰明、有學習能力；
測試動機：在測試中努力。
是的，你沒有看錯，這些通常被認為是後天達成的認知能力，其實也能被遺傳。
當智商、情商、學商……各種能想到的“商”的密碼，早已暗藏在DNA之中，我們所說的平等，究竟意味着什麼？
基因并無“優劣”之分，
環境更為重要
講了這麼多基因帶來的先天性不平等，顯得哈登教授像個種族主義者似的（她确實被一些人這樣誤解）。但作為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作者）的鐵粉，她當然不會是“優生學”的擁趸。
哈登反複呼籲的，是社會一定要客觀理性地看待基因。既别做基因盲，故意忽略一切先天因素；也别太神話基因、搞尊卑那一套。
首先我們要明白，所謂好與壞、優與劣，實則都是社會預設的種種架構。
憑什麼高個子才是“好的”?無非是社會的經濟、文化各層面，普遍對高個子有偏向，所謂顔值、體型等亦如是。可是換個社會環境如何？比如電影裡的“霍比特人”國度，倒又以高為極不便利了。
哈登批評現代社會的評價機制太簡單粗暴，将人的内在價值，與特定能力（例如教育成就）挂鈎，并由此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然而，人的内在價值沒有優劣之分，大自然創造的每一種基因組合，都有各自的作用。
例如，一些軍隊專門聘自閉症青少年，去從事衛星圖像掃描，因為他們對視覺細節和圖案的靈敏度和專注度遠超常人。
Harden強調，“人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社會頑固地不願以一種允許他們參與的方式來安排。”
何況，研究發現，很多看似“優勢”的遺傳變異不見得一定是好事——與非認知技能相關的SNP，被證明與若幹精神疾病存在關聯，包含精神分裂症、雙向障礙、神經性厭食症、強迫症等等；
又或者，某些“優勢”的基因一旦多複制或少複制了一個，就會轉而成為身體裡的隐形炸彈。（故而哈登指出，通過基因編輯來提高兒童的智商，在科學上不僅是不可行的，也是荒謬的。）
其次，先不說有沒有必要拉着99.9%的普通人，和那0.1%的“天選之子”死磕——如果把基因的重要性放到整個大環境中談，隻能說還是太“嫩”了點：
01
環境決定教育的下限
如果說基因彩票産生了一些天才（姑且稱為教育的上限），決定教育下限的，一定是環境。
哈登講了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在冷戰期間，愛沙尼亞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自由選擇，大學學位也不怎麼受到重視，整體的教育環境“壓抑匮乏”。
猜猜怎麼着？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基因彩票差不多失靈了，即便是那些幸運兒，也更多地泯然衆人矣。
再比如，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教育多基因指數與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關系很微弱——理由很簡單，以前的環境壓根不鼓勵女性接受教育。
正如哈登指出：“可遺傳的表型，對社會變革（環境）是沒有免疫力的。”
是以，我們當然還是希望教育環境變得更好，而不是“向下拉平”。
02
基因決定不了孩子人生的底色
哈登把基因比作食譜，而多基因就像是一個龐大的食譜集。
但是孩子的人生是什麼呢？是一整座餐廳。不光是飯菜好不好吃、做得漂不漂亮；餐廳内的裝潢、服務态度、座位的布置乃至播放的背景音樂……都會影響到它在“大衆點評”上的評分。評分高的餐廳，絕不隻是因為食譜高超。
這個比喻很生動地說明，基因做不了“算命先生”，也決定不了孩子人生的底色。
即便沒有遺傳到所謂的“優勢”基因，當然也不意味着孩子失去了未來。身高沒有優勢的，未必做不了作家；理科沒有天賦的，未必做不了畫家；學說話比别人慢的，未必做不了詩人……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博士張笑宇評價：“好的理想社會，是發掘每一個人的每一種可能性，而不是讓那些在基因上赢了的人赢兩次。”
03
環境也是一種結構性力量
我們之前提到，基因和财富一樣，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會在不斷累積中顯現作用。那環境又何嘗不是呢？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是基因起作用的，未必不是環境在暗中影響。
比如，基因抽彩的幸運兒在幼年時期，可能比同齡孩子更早、更多地說話，一開始隻是牙牙學語，很快越來越有模有樣；但是注意，這樣的孩子往往也得到了父母更多的互動，亦即家庭為他創造了一個不斷刺激的外部環境；到了學校和社會上，環境和資源向他的傾斜，也會進一步放大他的優勢。
這是不是反過來提醒我們，大部分普通的孩子，才更缺乏這樣結構性的環境推動？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普娃到了具有良好支援的教育環境中，照樣全面開花。環境中的腳手架，或者說腳手架搭建起來的環境，對于孩子的成長非常關鍵。
面對基因：謙遜與正視
對于如何使用遺傳資訊來幫助“手氣不佳”的人，哈登并未給出操作手冊般具體的指導意見。不過，她提出的對基因應有的态度，頗值得我們深思：
01
别把幸運誤認作有德
有的孩子天生更聰明，也更努力，甚至性格更好、更堅毅。但在哈登看來，這些幸運兒“在本質上并不更優秀，也并不是以就是更好的人”。
她認同約翰·羅爾斯的觀點，認為天賦的配置設定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社會的共同财産，并對西方主流的優績主義觀念做出批評。
哈登認為，建立一個更有同情心的社會，意味着高學曆的、在社會中占優勢的人們（包括她本人），應該提醒自己“運氣”是多麼重要，“為自己的好運心存感激，并承擔相應的義務”，而非沾沾自喜。
有人會反駁，為什麼人一定需要有同情心？不是所有人都買道德的賬。
哈登舉出羅爾斯著名的思想實驗“無知之幕”：
既然基因是一種抽彩，每個人的結果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幕布拉開後，才知曉自己（或後代）幸運幾何——如果沒有公正的機制作保障，社會豈非人人自危？
美國總統克林頓，曾以人類基因99.9%的相似度，作為“人人生而平等”的經驗依據，但仔細想想，這個邏輯的出發點便是錯的，平等不是實然問題，而是應然問題，不以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為轉移。
02
不應回避遺傳差異
哈登強調，基因造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我們應該做的，不是閉上眼睛回避遺傳差異，而是在此基礎上，尋求最有效的補救措施，促成更公正的社會。
比如，當一個人的近視是遺傳因素造成的，那麼這種視力缺陷就是“不應得的”，而補救的方法便是為他提供眼鏡。
然而，政策和輿論界的辯論，并沒有觸及如何使用基因資料改進政策，仍反複無謂地争論要不要考慮遺傳因素。
後果之一便是，很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刻意将基因資料排除在外，輕則會誇大其他因素的影響，重則會将問題的症結歸結到無關的事情上。
比如哈登的故鄉得克薩斯州，對于“青少年性行為和心理健康”的研究，直接繞過了有關基因的合理假說。哈登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一定說，基因對青少年的性行為和心理健康沒有關聯？如果缺失了這個變量，研究有多少參考價值？
與之而來的後果之二，是哈登觀察到，很多有關教育的幹預措施缺乏成效。哈登的同僚，幹預研究專家大衛·耶格爾說道：“幾乎所有過去的高中項目，包括輔導項目、學校重新設計等，都沒有顯示出對客觀結果的明顯改善。”
哈登直呼，基因盲和優生主義者同樣可怕。對基因資料的漠視，不僅使得社會科學多走彎路、浪費資源精力，且使得一些貌似善意但實則無效的幹預政策大行其道。
總之，哈登認為，教育公平不是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而是給那些最有可能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的孩子——無論他們是由于家境還是基因抽彩的偶然性——提供針對性的強化支援，使他們的學習盡可能達到更有優勢的同齡人，更容易達到的水準。
“我女兒的學前班教室有一張彩色招貼畫，寫着‘公平不是每個人都得到同樣的東西，公平是每個人都得到他為了成功而需要的東西’。這是5歲孩子也能了解的公平概念。”
如果說DNA是一部生命之書，每一個孩子都是孤本，每一本書都可以寫得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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