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外戚和士大夫互相掣肘
宦官、外戚和士大夫是影響封建王朝的最大三股勢力，他們之間明争暗鬥、互相傾軋、内卷不止，導緻國家嚴重内耗。即使“内鬥就要亡國”，也要“亡國也要内鬥”。
東漢的“黨锢之禍”最為典型。光武帝為鞏固和強化皇權專制，在中央政體設定上進行了變革：首先，不設丞相，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權力，“三公之職，備員而已”，“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後漢書·仲長統傳》）。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轉移到尚書台；其次，提高“尚書”職權，将原尚書府提升為“尚書台”，尚書台官員直接聽命于皇帝，有很大權力；再次，尚書台官員由官階低的官員擔任，便于皇帝控制，不會因為官階高而對皇帝形成威脅。在“官小權大”的尚書台管理機制下，沒有“三公”，沒有丞相，隻有直接聽命于皇帝的低官階官員輔佐皇帝處理政事，更加強化了皇權專制。
凡事有利有弊，到東漢中期，尚書台内官完全由宦官來擔任，由于宦官有接近皇帝的優勢，又有直接向皇帝彙報的便利，便乘機攬權、肆意專斷。起初宦官隻是依托皇帝，狐假虎威，仗皇帝之勢，欺壓朝臣；後來，就職于尚書台的宦官增加“平尚書事”“錄尚書事”等頭銜，完全控制尚書台，掌控着準“丞相府”權力；最後，宦官竟能掌兵權，并封侯封地，連皇帝也被架空，宦官成了朝中第一大勢力。
東漢皇帝多數是年幼繼位，皇帝年幼，年輕太後臨朝，但大都缺乏政治經驗，于是她們便要依靠外戚力量來協理朝政，這就造成了外戚專權局面，外戚成了東漢時朝中的另一派重要力量。這就形成了外戚與宦官争權奪利局面，大抵外戚自恃親貴，驕橫擅權，無視幼主；幼主稍長，結納閹宦，奪回政權，成為外戚宦官互相消長的慣例。
東漢立國時建立太學，廣招生徒讀經書，培養了大量有文化的豪門貴族和地主階級儒生，他們抱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進入官僚體系，形成了士大夫階層。士族集團體量很大，能量驚人，地方官僚系統基本上被他們壟斷，中央也到處有他們的人，關鍵是他們還掌握着主流意識、輿論導向。可是到了東漢中葉以後，外戚、宦官輪流專權，特别是宦官把持朝政，任官唯親，買官賣官，宦官們“子弟親戚，并荷榮任”，基本堵死了儒生求官之路，有品行有才學的士人們無法擠進官場。中下層官僚家庭特别是儒生，與宦官集團的沖突大大加劇，士大夫們借助聲譽影響力，批評朝政，抨擊宦官，形成較強的“清議”力量。很多讀書人的功利心是相當強烈的，他們讀書是為了入仕、是為了掌權、是為了謀利，他們隻是把讀書當成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和途徑而已，當他們求而不得的時候就會亂來，能力越大的人走上歧途時，那種破壞力也是非常恐怖的。
漢桓帝時，太尉陳蕃痛快淋漓地上疏痛罵宦官之亂：“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内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複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泛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質、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于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谪，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桡，疾惡如仇，超沒侯覽财物，浮誅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财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馀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進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緻此刑譴，聞臣是言，當複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豈遠乎哉（現在，外面的盜賊，隻不過是人體四肢的毛病；而内政不能治理，才是心腹的禍患。我寝不能安，食不能飽，真正憂慮的是，陛下的左右親近，越發受到寵信，忠言卻越發稀少，内患一天比一天嚴重，外憂一天比一天加深。陛下從列侯超登，繼承帝位。即令是小民之家，好容易積蓄到百萬錢的家産，做子孫的尚且深以财壞祖先的産業為羞恥，更何況陛下祖先的産業，兼有整個天下。承受先帝的重托，然而卻打算松懈怠惰，自己把它看輕和忽視？即令陛下真的不愛惜自己，難道也不應該顧念先帝創業的辛勤勞苦？從前，梁姓家族的五位侯爵，毒遍全國，上天啟發陛下做出決斷，将他們收捕殺戮。天下人民的意願，希望能過上一段太平日子。往事鑒戒不遠，覆車如在昨天，可是陛下左右親信，重新互相勾結。小黃門趙津、大奸商張泛等人放肆A錢暴虐，谄媚陛下左右，分别被前太原郡太守劉、南陽郡太守成檢舉殺戮。雖然說赦令頒布後不應該誅殺，但應當原諒他倆的本意，隻在除去奸惡；對于陛下來說，怎會對此産生忿怒？然而邪惡小人的辦法很多，迷惑陛下的視聽，便使天威震怒，一定要加以處罰。這就已經過分了，何況更要從重處理，将他們誅殺。還有，前山陽郡太守翟超、東海國宰相黃浮秉公執法，不屈服于權貴，痛恨邪惡，猶如仇敵。翟超沒收侯覽的财産，黃浮依法誅殺徐宣，都遭到坐罪懲處，不能蒙受赦免和寬恕。侯覽恣肆橫行，沒收他的财産已是幸事。徐宣所犯的罪過，死有餘辜。過去，丞相申屠嘉征召鄧通當面責備，洛陽縣令董宣屈辱公主。然而，文帝出面請求從輕處理，光武帝加以重賞，并沒有聽說指控二人專擅，把二人處死。而今陛下左右一群宦官小臣，因為怨恨他們的黨羽受到傷害，多方設法，妄加誣陷，以緻遭受這樣的刑罰。他們聽到我的這些言辭，定會再向陛下哭泣申訴。我盼望陛下應該切斷和堵塞宦官參與朝政的本源，任用尚書台和朝廷大臣，精心挑選清廉高潔的人士，斥退和廢黜奸佞小人。如能這樣，則上天氣和，地下融洽，吉利和祥瑞的征兆，難道還需很長時間才能出現）！”（《資治通鑒》第五十五卷 漢紀四十七）但由于士大夫階層忽略了朝中權力的掌控，忽略了與宦官沖突很深的外戚結盟，更忽略對于兵權的掌握，在漢桓帝、漢靈帝時期，士大夫階級在與宦官集團的鬥争中全面落敗，無奈經曆了兩次黨锢之禍。
黨锢之禍其實就是權力鬥争，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某一方的既得利益、核心利益被另一方侵犯了，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關系立馬變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關系了。黨锢之禍嚴重損傷了東漢王朝的根本，朝廷内清正的官員基本被殺害殆盡，宦官為所欲為，魚肉百姓，最終天怒人怨，釀成黃巾之亂。
司馬光作為士大夫階層政治家，不禁感歎說：“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屬，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随以亡，不亦悲乎！ ”（《資治通鑒》第五十六卷 漢紀四十八）悲是悲了，但沒有看透黨锢之禍的實質。
士族集團一定比宦官集團忠君愛國嗎？一定比宦官集團高尚純粹嗎？并不一定！整個東漢曆史，忠心耿耿地護衛着皇權的人恰恰是宦官。而士族集團則更多是在牆頭草式利己，你忠君愛國怎麼不反外戚？你痛恨宦官，怎麼很多時候要和宦官合作，那不是同流合污嗎？你高尚純粹，怎麼會結黨營私，為捍衛自身利益而不擇手段？背後其實還是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