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官僚政治是大陸古代上層建築的重要構成部分，但由于官員個人品質上的參差不齊，A錢腐敗也成為長久困擾各王朝統治者的嚴重治理問題。
論及大陸曆史上著名的“反貪鬥士”，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屬。其反貪力度之強，刑罰嚴峻，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其所采用的殘酷刑罰，卻并未能解決明初的貪腐問題。
除貪如何除淨？困擾整個明王朝的難題，反而在一百年後，由清朝的統治者雍正帝交上了一份滿分答卷。
一、 除惡務盡，嚴刑苛責的明初反貪
明初立法，規定凡官員A錢六十兩以上銀子者，立即處斬。即便在百廢待興的明洪武初期，六十兩也并非巨額贓款，僅是朝廷二品官員一年的薪俸。
後來，朱元璋更是修改法律，稱凡A錢者，隻要接到舉報，全部處死。除了法律規定，明太祖還專門為A錢官員設立駭人聽聞的刑罰。
明初所有酷刑幾乎全部用在A錢官員身上，剝皮抽筋，鐵刷淩遲，凡涉貪者，比謀逆叛國還要嚴重，均處極刑。
當時的地方衙門中堂，還設定特殊的“土地祠”，地方官員貪腐被抓，則剝皮示衆，懸挂于祠堂，以儆效尤。
相傳，明初宗室親戚朱亮祖與他的兒子朱暹包庇惡霸，涉嫌A錢，最終竟被活活鞭死于朝堂之上。
明初著名的“空印案”與“郭桓案”被列為洪武四大案中的前二，為治貪官，朝廷伏屍數萬，流血千裡。僅空印案一案中，全國一千多個縣的所有主印官員被殺，案件牽連總人次達到幾千人。
郭桓案牽連更是高達三萬餘人次，據說殺戮人數之多，導緻朝廷上下較為富庶的官員之家全部家破人亡。
一時之間，人心惶惶在職的官員早晨都要與妻子告别，交代土地财産，甚至購置棺材，然後才敢登堂辦事。
最終還是在馬皇後的極力勸阻下，朱元璋才收斂了自己的殺戮行為。
二、 阻不如疏？耗羨歸公與“養廉銀”
盡管制定了整個中國曆史上最為嚴酷的反腐法律，明朝A錢問題還是未見收斂。貪官越殺越多，犯罪行為不見收斂，酷刑甚至帶來了嚴重的人員缺口。
洪武四年，通過科舉錄取的候補官員共三百六十四人，一年後，六人因A錢問題被判處死刑，還有三百五十八人亦因作風問題被處戴死罪，流徒罪。
所謂戴死罪，便是因為人員不足，而讓犯罪的官員戴罪辦案，案件結束後再行發配處死，出現了“堂上戴枷審堂下”的尴尬場面。
也就是說，在朱元璋的嚴刑限制下，貪官不減反增，在洪武四年這一年内，三百六十四名新官，竟然無一清白之身。
新帝登基，A錢盛行，朝廷難治……在朱元璋之後，此等難題在明王朝曆代君王之間循環轉遞，但從未得到真正合理化的解決。
直到清雍正年間，為肅貪腐，實施改革，才真正以相對積極的手段處理了A錢問題。
汲取前人經驗，雍正帝深刻意識到，治官如治水，比起嚴刑恐吓，不如開流疏通，用更加溫和有效，直指根本的政策。
他所采用的肅貪手段，主要包含兩大部分：
其一，是所謂的“耗羨歸公”。
與科技發達的現代不同，古代稅收，依靠的是官府收取糧食，糧食轉為銀錢，銀錢再鑄官銀。由于收取實物，在運輸鑄造過程中就難免會有“損耗”，這些所謂損耗産生的差額，就給了官員們可乘之機。
例如，有的地方官在收取賦稅時，會采用一種叫做“淋尖踢斛”的手段，即通過用力踢擊裝糧食的容器，灑落糧米，将掉下的部分歸為損耗來從中擷取“好處”。
官府在收取銀錢賦稅時，也會多收一些，稱為“火耗”，即紋銀鑄造過程中會有一定虧損，是以要老百姓多交賦稅，為官府的火耗買單。
雍正帝上台之後，第一時間解決的便是火耗問題。雍正帝提出“火耗歸公”，将所謂的附加稅額當做正式收入，專設機構統計，派稅收專員督察，對每個地方每年的火耗進行統計。
然而，在當時，官員出現“火耗”、“淋尖踢斛”等行為，主要是由于朝廷開給的工資太低。
清初承明舊制，官至極品俸銀不過180兩、祿米180斛，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州縣官員要養官府師爺，還要購置出入車馬，其工資難以承擔日常開銷。
是以，其二便是随之出台的與“火耗歸公”制度綁定的“養廉銀”制度。這些被充入公庫的銀錢在國家統一管理下用于官員表彰，發給那些清廉優秀的文官。
官員待遇提高，A錢途徑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清初貪腐，得以遏制。
三、 反貪除根，明清反貪的成敗對比
明初反腐何以使用此等酷刑？若要解答這個問題，需從個人情感與現實需求兩方面原因入手。
其一，是朱元璋政策中的強烈個人感情色彩。
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戶之家，自幼時起，全家便飽受元王朝貪官污吏的坑害。
《明史·太祖本紀》記載，元至正四年（1344），黃河決堤，河流沿岸數十萬百姓淪為難民，又逢淮河沿岸遭遇嚴重瘟疫和旱災，元王朝的官員腐敗問題，導緻大量難民餓死，朱元璋的家人便在這場災難中不幸罹難。
短短半月之内，所有至親血脈死于饑餓，讓朱元璋自幼年起便極為痛恨官員腐敗行為，兒時經曆帶來的怨憤，在朱元璋登基之後化為了明初嚴刑反貪的情感基石。
而導緻明初嚴刑反貪的根本原因，是當時明王朝初立，百廢待興，民生凋敝的社會現實。
在元朝渲染之下，官場貪腐已成習性，而經過二十餘年的混戰，此時的民間已是餓殍遍野，田地荒蕪。
恢複生産成為當時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而控制貪腐，保障民生，無疑是促進農業穩定的一大重要舉措。急迫的現實需求與太祖本人的情感因素，導緻了明初反貪的兩大敗筆：手段急躁，待遇過低。
而出身皇家的雍正帝，在體諒民間疾苦的同時，比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更懂駕馭之術，也更有深刻的眼界，很好地抓住了“官員貪腐無關人性善惡，而是由于收入不足”這一關鍵點。
解決了根源，貪腐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結語
懲治腐敗涉及面廣，不可一蹴而就。
以史鑒今，當今反腐工作，應該建立反腐長效機制，完善人才選拔制度，健全監督，在加大對貪腐的懲治力度同時，重視教育，多方面統一，最終實作反腐目标。#曆史開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