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尤金少将】
長期以來，反對恐怖主義都是各國的核心安全議題之一。但遺憾的是，在世界範圍内，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報道和宣稱的權力，在近二十年内幾乎一直為西方政府所把控。而為了服務歐美對中東的占領和掠奪政策，其控制的媒體及其國内傳聲筒亦采取選擇性報道，導緻無論是國内還是國外，對非洲地區的恐怖主義發展情況都顯得一知半解，甚至無從了解。
本篇文章将主要講述非洲地區幾支較強的恐怖勢力及其近期的發展狀态。但在正篇内容開始前，還是先申明一點：恐怖分子并非西方新聞報道下臉譜化地被煽動起來的、隻會使用暴力手段的暴民。
正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于2017年發表的報告《通往非洲極端主義之路：招募的動力、動機和臨界點》中所涉及的内容一樣：貧困、剝削、邊緣化和政府治理不力，才是恐怖主義在非洲蔓延且不斷發展的核心所在。隻要這些社會與治理問題依舊存在，恐怖主義的根源就不會消除，反而還會向其他擁有相同問題的地區和國家外溢……
在明确了這一前提和令人擔憂的未來發展之後，讓我們以從北向南、從東向西的順序，逐一介紹非洲目前較大的恐怖主義勢力。
“索馬裡青年黨”（al-Shabaab）
索馬裡青年黨的前身，是索馬裡當地的類穆兄會組織“伊斯蘭法院聯盟”。1991年1月索馬裡的西亞德·巴雷政權倒台時，該組織的影響力仍極為有限。但随着當地軍閥混戰的加劇，以及“基地”組織的介入與支援，該組織規模開始迅速膨脹。
當聯合國對各路軍閥重拳出擊在前、撒手不管在後的災難性政策，索馬裡徹底進入無政府時代，其石油資源的收益被外國石油公司完全掠奪，遠洋漁業資源也被歐洲代理公司瓜分。索馬裡群眾日漸窮困，走投無路之下，加入恐怖組織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就像其他國家的黑惡勢力一樣，當缺失政府遏制時，擁有資金和武力的暴力犯罪組織就會逐漸發展為利維坦，“索馬裡青年黨”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裡迅速發展成索馬裡的“影子皇帝”，整個索馬裡中部和南部地區的所有城鎮和村莊幾乎由他們統治。
恐怖組織“索馬裡青年黨”/資料圖
但這些還遠遠滿足不了該組織的胃口。在2008年前後，“索馬裡青年黨”開始介入海盜與資源貿易産業，向自己控制區内的外國公司索取保護費，整合各個部落的小海盜團夥，并将自己從控制區招募的人員整訓後編入大型海盜團夥。從2008年到2013年間，通過對貨船的綁票勒索，“索馬裡青年黨”擷取了可觀的收入，甚至還從捕獲的軍火船上截獲了大量武器。
随着國際護航體系的發展，各國艦艇開始出現在索馬裡周遭海域。即便在沒有護航艦艇保護的情況下，商船隊也會雇傭職業衛兵和安保人員對船舶進行保護，海盜們擷取的收益也因而大打折扣。“索馬裡青年黨”的主要盈利方式也從原本的搶船綁票，轉變為在特定區域向過往船隻索取保護費。
就像早期爬行動物伴随氣候變化在海洋和陸地間反複橫跳那樣，“索馬裡青年黨”也在這個時間點上将目光重新轉回大陸。他們先後控制了索馬裡18個主要地區中的10個，并對這些區域的戶口與公民資産進行登記，接着對自己控制區内的人人口資産以每年2.5%的稅率征收“天課”稅。同時，在大道上不斷發動襲擊，逼迫人們繞行大路，改走不容易被衛星和偵察機監控且容易設伏的小路，并在小路上設卡對過往行人和商人征收車船稅，拒絕在檢查站付款的商人或不遵守“天課”要求的人口則會遭到掠奪和屠戮。
野蠻且直接的掠奪讓他們擷取了巨量資金。在使用這些資金招募兵員及進行武裝的同時，“索馬裡青年黨”似乎也使用這些資金投資地方的中小型企業與水産加工業；甚至有部分情報顯示，該組織的情報部門Amniyat還通過中間人參與到國際期貨貿易中，并以此牟利。據聯合國估計，索馬裡每月約有1.55億筆移動貨币交易，價值約27億美元，這其中約90%屬于“索馬裡青年黨”。
除了橫征暴斂和投資外，“索馬裡青年黨”也利用政府的腐敗無能和任人唯親。在無法直接控制的北方地區，“索馬裡青年黨”的特工一面大肆賄賂收買腐敗官員、警隊、軍人和媒體，以此為基礎在城市和其他區域施加影響力、提供情報并進行間接掠奪；一面派出訓練有素的殺手，刺殺反對自己的政客、民意代表及不願被收買的官僚。摩加迪沙約30%的警隊、24%的稅務部門都受到他們的滲透；2019年，他們甚至一度使用武力和官僚幹預雙管齊下的方式，對房地産和商貿産業實施不正當競争。
“索馬裡青年黨”的上一個發展高潮是在2021年左右。埃塞俄比亞由于陷入内戰，其邊防力量一度變得空虛，使得“索馬裡青年黨”可以進入埃塞俄比亞境内活動。他們既從當地招募武裝人員、擷取因戰亂缺乏管理的技術裝備與武器彈藥，也在當地發起恐怖襲擊以奪取人口和生産資料，甚至夥同當地部落一起參與襲擊活動。
經過這些行動，“索馬裡青年黨”在當地更是名聲大噪，也讓他們無論是訛詐勒索，還是從流民中招募士兵，都變得更加容易。
在此過程中，“索馬裡青年黨”已經從一個有着極端思潮的輕武器武裝團夥，演變成一支具備較全面的行政部門與情報系統，直接控制上萬名武裝人員，裝備了相當數量的重武器和先進裝備，且擁有極強地區影響力和破壞力的政治實體。如今，“索馬裡青年黨”已經成為世界排行第五的恐怖組織，從現階段情況來看，即便域外勢力大國發起大規模幹預活動，恐怕也很難将該組織及其支援者進行有效清理。
在聯合國的幹預和支援下，新組建的索馬裡政府在行政效率上有所提升，武裝部隊戰鬥力亦得到提高。在2023年1月到4月的交鋒中，索馬裡政府軍隊已擊斃300餘名武裝分子，逮捕100餘名恐怖分子及其同夥。但即便如此，想要逐漸邊緣化、乃至清除“索馬裡青年黨”，不是一件輕松的事。無力的政府需要改革，腐敗需要監察部門遏制，鎮壓惡徒的軍隊需要更有效的武器裝備，民生也亟需改善……這些問題都需要資金才能解決。
聯合國提供的一點援助屬實杯水車薪。索馬裡最能賺錢的石油産業的收益，并不掌握在索馬裡人手裡，唯一能在短期内緩解問題的辦法可能是外部的大宗投資。但“索馬裡青年黨”，顯然不會坐視這些資金進入政府和老百姓的口袋。
恐怕至少在最近十年内，“索馬裡青年黨”依舊會使用殺戮和掠奪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博科聖地”（Boko Haram）
相較于上世紀80年代末出顯露雛形、2004年後才開始興風作浪的“索馬裡青年黨”，“博科聖地”誕生得更晚，其誕生地為奈及利亞博爾諾州的首府邁杜古裡，主要活動範圍為奈及利亞北部地區。
這一原教旨主義組織的政治訴求是反對西式教育和作為殖民者遺産的現代法律，要求進行教法制和宗教理政，并廢除女性權力；主要組成人員為信仰伊斯蘭教的豪薩族和一些其他小民族。
西方世界一度稱其為“非洲塔利班”或“小塔利班”，但其骨幹力量實際上是基地組織位于馬裡北部的訓練中心所教育訓練出來的，其核心組織與決策層基本都是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的進階知識分子，且一直與基地組織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盡管決策層有着較高學曆，但其宣傳的觀點卻極端反智與缺乏理性。他們的教法官們有着堆積如山的暴論，包括但不限于說月亮是奶酪做的、天空不過是一張幕布等等。
2009年，該組織領袖穆罕默德·優素福在約貝州發起大規模叛亂，試圖奪取地方政權，被當地警察與安全部隊迅速鎮壓，優素福本人也被打死。但該組織的架構并未受到嚴重影響，甚至還在不久後進入發展快車道。
恐怖組織“博科聖地”/資料圖
就其實力和國内的影響力而言，博科聖地遠沒有“索馬裡青年黨”那般誇張，主要活動區域基本上僅限于奈及利亞東北部和北部的約四省地區，在其他地區則缺乏民意基礎和滋生土壤。這其實和“博科聖地”的指揮綱要息息相關，他們的教義比原教旨主義還要更勝一籌，許多信條帶有争奪清真寺、教法解釋主導權的意味，進而難以被大部分信教群衆接受，也無法在合法的宗教人士中獲得支援。
當然，這并不意味“博科聖地”是盞省油的燈。奈及利亞作為一個擁有2億人口、幅員遼闊的大國，卻僅有12萬人的軍隊，還要防禦漫長的邊境線，導緻奈及利亞軍隊在任何單一地區的兵力都十分有限。博科聖地總是可以輕易形成局部的絕對優勢，一次圍殲掉小股正規軍，并在行刑式的處決俘虜後掠走所有繳獲物資。據不完全統計，僅在2019年的前8個月，奈及利亞就至少有615名軍事人員被“博科聖地”殺害。
不同于目标明确且擁有龐大經濟産業的“索馬裡青年黨”，“博科聖地”的行為邏輯更像是一條“瘋狗”，他們會極為随機的選擇襲擊方式與地點，任何非本族群和宗教的事物都屬于被攻擊目标，即便已交過保護費或贖金，也不會在他們的屠刀下幸免：省青年足球賽的球場、歸家途中的牧羊人、慶祝婚禮的村莊、送葬隊伍、上門安裝設施的勞工和外國遊客，無數可憐人成為這一恐怖組織的刀下鬼。有時候，“博科聖地”的武裝人員甚至還會對幾個毫無反抗能力的遊客使用自殺式炸彈襲擊……
除了善于以多打少的突襲和自殺式襲擊外，該組織也同樣善于使用路邊炸彈（IED）和定時炸彈對基礎設施和人群實施襲擊。更滲人的是，“博科聖地”并非奈及利亞唯一的恐怖威脅，還有另一支從其中分裂出來、破壞力與其不相上下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西非省”(ISWAP)。
“博科聖地”曾使用的武器被奈及利亞政府軍繳獲 圖自澎湃新聞
“伊斯蘭國西非省”(ISWAP)
2015年，“博科聖地”頭目謝考（Abubakar Shekau）宣布效忠當時風頭正盛的“伊斯蘭國”（ISIS）最高頭目巴格達迪，為了表達效忠意願，他将該組織更名為“伊斯蘭國西非省”。不過，随着“伊斯蘭國”的不斷壯大，其最終在特定區域建立統治的戰略目标并不為原“博科聖地”的大部分人所接受。很快，原“博科聖地”的一大批武裝人員再次變回“博科聖地”，而剩下的一小部分更有組織紀律的武裝人員則繼續維持伊斯蘭國西非省”的名稱與架構。
“博科聖地”頭目謝考（Abubakar Shekau）
不同于濫殺且缺乏戰略目标的“博科聖地”，ISWAP的戰略和戰術都受到“ISIS”的影響。這一組織很可能接受了部分原本在利比亞作戰的“ISIS”人員，以及已被埃及宣布非法的穆兄會成員。更優異的指揮人員讓他們甚至有能力進行極為複雜的戰術活動，比如在圍攻一座兵營的同時伏擊前去支援的正規軍，并準備多支預備隊應對伏擊部隊和圍攻部隊的突發狀況。
由于擁有專業的技術兵種，該組織甚至可以使用繳獲的政府軍“維克斯”主戰坦克實施破襲與僞裝偵查行動。同時，他們的襲擊活動也更重視政治影響力和經濟收益，較少發動有勇無謀的自殺式襲擊，甚至不太會攻擊奈及利亞本國的民事目标，對外國人也多采取綁架并尋求高額贖金的方式。
被擊毀的隸屬于ISWAP的“維克斯”MKIII主戰坦克
ISWAP的統治區域内基本不存在“博科聖地式”的粗放管理，他們在一些區域建立起行政系統與管理機構，在提供社會服務的同時擷取資金和群眾支援。除此之外，該組織還擁有一條有效的走私管道，用于向控制區内走私軍火；由于人員較少，他們甚至将大量走私入境的軍火進行轉手貿易，以此獲得更多的經費。
這兩個組織在2019年前後都達到巅峰，甚至開始越過邊境，對喀麥隆、查德和尼日爾的“異端”實施襲擊，甚至還在查德湖建立了數量可觀的走私與軍事據點。但這些瘋狂的行動最終促使整個西非地區組建聯合部隊，對其實施全面圍剿。
随着聯合反恐部隊的成立，奈及利亞也得以把邊防軍解放出來進行改組，投入到反恐行動中。2021年後，随着中國軍售的裝甲車輛與航空兵器的陸續抵達，随着受訓留學軍官的陸續回國，奈及利亞軍隊的戰鬥力大幅提升，精确制導武器與無人機的投入也極大提升了這支軍隊的遠端打擊與戰場控制能力。
到2022年夏季，“博科聖地”與“ISWAP”已經失去了發動三位數以上人力襲擊的能力，數千名恐怖分子被消滅，另有上千名恐怖分子及其家屬走出被圍困的森林向政府軍投降。至2023年，有關該組織發起襲擊的報告已難尋蹤迹。
當然，這并不意味着這兩支恐怖組織完全退出曆史舞台。他們中的一部分武裝人員很可能依舊躲藏在北方人迹罕至的森林深處，而在奈及利亞的部分城市，一些與“ISWAP”有關的幫派殘黨亦時有活動，對外國人實施綁架勒索的行為也時有發生。作為非洲第一大人口國的奈及利亞正在遭遇各種社會問題，随着國家發展，民族和階級沖突可能會加劇，而這些已經被大緻消滅的恐怖主義思潮也随時可能卷土重來。
“聖靈抵抗軍”/“聖主抵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
比起上述三個恐怖組織，“聖靈抵抗軍”的起源更為古早，其恐怖主義行徑所覆寫的地區更為廣闊、思想上也更為危險。該組織的雛形“聖靈運動”始建于1987年初，上司人為約瑟夫·科尼(Joseph Kony)，其父親為一名天主教傳教士，本人則是一位巫醫，1976年，科尼加入反對派，并于1987年加入“烏幹達基督教民主軍”，由此開始了自己的罪惡之路。1991年，科尼成功爬上了叛軍頭目的寶座，将這支軍隊更名為“聖靈抵抗軍”，并宣稱自己的政治目标是在整個非洲建立一個遵循十誡的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政府。
不同于絕大多數恐怖分子，獨特的出身與家庭背景讓科尼非常善于使用宗教和藥物的雙重手段蠱惑人心。他與他的部下擅長使用原始的緻幻劑和毒品洗腦孩童，使之成為自己發洩欲望和發起襲擊的工具，同時通過這些手段神化自己的權威。據不完全統計，自1986年以來，被科尼強行征募的兒童約為66000人，為了防止這些孩子被“血緣導緻的軟肋”——也就是家人喚回，科尼還會指令被綁架的兒童殺死自己的親屬與鄰居，烏幹達的很多無人區就是被這樣制造出來的。
恐怖組織“聖靈抵抗軍”頭目約瑟夫·科尼(Joseph Kony)
烏幹達内戰期間，該組織進行了上百次慘無人道的襲擊，造成數十萬人死亡，200萬人流離失所。這些泯滅人性的襲擊活動絕大多數由孩童發起，而真正的襲擊制定者則隐藏在幕後，以至于國際社會根本無法弄懂該組織的結構與運作方式，甚至不了解除了偶爾在鏡頭前抛頭露面的約瑟夫·科尼之外，還有哪些人是該組織高層。
“聖靈抵抗軍”與原始宗教和天主教走得很近的屬性，使之非常容易在民智未開的農村地區獲得信任。烏幹達物産豐饒的雨林以及兒童較小的食物需求，又進一步降低了“聖靈抵抗軍”的補給難度。這些先天條件導緻“聖靈抵抗軍”位列二十世紀末十大恐怖組織之一。
在20世紀末的最後幾年裡，随着烏幹達局勢的緩和與政府行政效率上升，“聖靈抵抗軍”的根據地與基本盤急速萎縮，總兵力下降至約三千人，武器裝備十分缺乏。為了避免被消滅，約瑟夫·科尼的隊伍開始進入蘇丹發展。或許是經過長期調研，這個魔頭改變了組織的信仰與架構，将原教旨天主教思想改為極端伊斯蘭教思想，并有效利用當地存在的原生沖突。
“聖靈抵抗軍”起死回生，他們一方面接受北蘇丹地區軍閥的雇傭與支援，對烏幹達及其他南北蘇丹的軍閥發動襲擊，另一方面在北蘇丹招募支援者，劫掠地方以強化自身武裝。不過，這一走鋼絲政策最終觸怒了蘇丹政府，蘇丹與烏幹達和解，甚至組建聯合部隊，對“聖靈抵抗軍”進行清剿。
得益于蘇丹軍方的腐敗和已被政府招安的軍閥的通風報信，約瑟夫·科尼和“聖靈抵抗軍”盡管每次都會遭遇圍攻，卻總能帶領核心分子逃出生天。該組織在地方上依舊具有影響力，部分骨幹成員很可能留在了部落軍閥之中，為其提供精神武裝與戰術指導。
到2004年前後，這個組織的上司層還是成功鑽出了聯軍的包圍網，竄入了内戰正酣的剛果，并再次改變其宗教與民族定位。2005年9月，“聖靈抵抗軍”跨過白尼羅河侵入東方省，當地的武裝力量根本不是這群瘋子的對手，恐怖分子所過之處幾乎雞犬不留。
恐怖的實力和淋漓的鮮血讓“聖靈抵抗軍”在當地站穩了腳跟，迅速在這個沒有法度的國家裂土封疆，建立了屬于自己的“秩序”。此後，約瑟夫·科尼重操舊業，繼續将魔爪伸向兒童，并利用他們進行更大規模的破壞。
根據國際人權團體的報告，僅在2008年下半年，這個恐怖組織至少綁架了1400名兒童和400名婦女，殺害至少1200名剛果人，導緻約23萬人無家可歸。勢力再次增長的“聖靈抵抗軍”甚至還向烏幹達與蘇丹再次派出部隊，對兩國實施劫掠屠殺。
為了應對再次擴張起來的恐怖軍團，烏幹達、蘇丹與剛果組建聯合軍團，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支援下多路進剿。但一如既往的，由于圍剿部隊缺乏群衆基礎，對當地情況知之甚少，而“聖靈抵抗軍”對上司層的高度保密，恐怖組織的核心部隊于2009年夏季再次突破包圍，進入隔壁的中非共和國，繼續依托此前的政策在當地壯大。
2012年4月19日，烏幹達特種部隊士兵在與中非共和國接壤的邊境森林地區追殺聖靈抵抗軍武裝及其頭目。該分隊橫跨中非共和國、南蘇丹、剛果三個國家。圖自新浪
2011-2012年，聯合國維護部隊、美軍、蘇丹和烏幹達的部隊先後發起7次清剿行動，沿着蘇丹、烏幹達、剛果與中非共和國的邊境線迅速行動。不同于過去大張旗鼓的大規模進剿，這些行動都是基于相對可靠的通訊與偵察情報，對特定村落或林區展開突襲；但遺憾的是，最終也隻是剿除了一千多個“小蝦米”而已，科尼以及最高決策層依舊沒有遭遇損失。
2013年，在非洲聯盟的主導下，以烏幹達、蘇丹、剛果乃至西非以塞内加爾為首的多國，組建了一支擁有5000多名精銳士兵的聯軍，同時配套一支規模可觀的航空隊。非洲大陸終于有了徹底根除這支全非洲最臭名昭著的恐怖武裝的機會，但随着2013年中非内戰與2014年南蘇丹内戰的爆發，非盟聯軍不攻自破。
趁着這個亂局，“聖靈抵抗軍”仿佛再次找到了機會，頻繁在中非與南蘇丹之間流竄，試圖擴張勢力範圍和影響力。但由于内戰加劇，人人自危，居民們開始囤積武器劫寨自保；大量雇傭兵也受雇于各個企業，進入當地保護高價值目标；軍閥們的武裝團夥，更是在鄉間反複襲擊争奪地盤。
這些高武裝度的定居點和團體的存在，對隻以宗教狂熱見長、作戰水準不佳且主動離開長期躲藏地的“聖靈抵抗軍”而言，反而是難啃的骨頭。随着戰争導緻的失血，其原本地盤也逐漸被軍閥占據。既是因為不再相信約瑟夫·科尼的規化，也是為了苟且偷生，大量原“聖靈”成員（甚至可能包括核心成員）開始脫離核心組織，投奔剛果、蘇丹與中非的各路軍閥以及外部勢力代理人。就像曆史上的大部分流寇一樣，“聖靈抵抗軍”最終也無聲無息地消失在各國情報機構與媒體報告之中。
當然，這并不意味着該組織已完全消亡。時至今日，這個殘暴無比的恐怖組織的大量殘黨實際上依舊活躍在烏幹達、蘇丹、剛果與中非等地，隻不過隸屬的組織變為了軍閥、叛軍和地方武裝而已，其上司層也很可能在某一組織的庇護下。
畢竟，對于當地的當權者和代理人而言，這一恐怖組織尚有利用價值。而殘黨的行事手段及價值觀也深刻影響了他們所效命的軍閥勢力，藥物控制、使用兒童兵與濫殺無辜的“異教徒”，已成了當地軍閥與叛亂勢力的通行手段。
時至今日，在中非與剛果缺乏維護的叢林公路上，還會經常出現用伐倒的樹木攔截卡車并實施掠奪的童子軍存在。沒人知道他們的隸屬，從幸存的當地人向維和部隊彙報的損失來看，除了生活必需品外，這些舉止怪異的孩子專注于掠奪床墊、淨水藥劑、發電機、燃油、加工裝置與太陽能電池闆，這顯然不單單是為了改善生存環境那麼簡單。而尚未從内戰中完全恢複的中非與剛果政府，對這些危險态勢置若罔聞。
2017年到2020年5月“ISIS”和“基地”分支在非洲發動的襲擊。圖自全球政策中心
其他
上文介紹了四個最為臭名昭著的恐怖組織團夥，但對于遍布苦難的非洲大地而言，他們也不過是冰山一角。在利比亞活躍的“穆斯林兄弟會”與“ISIS”殘黨，在整個西撒哈拉地區肆虐的“大撒哈拉伊斯蘭國”（ISGS），在多哥、馬裡、布基納法索及周邊國家蠢蠢欲動，每年都要造成近千人死亡的“伊斯蘭人民陣線”（JNIM）及其下屬的“馬西納解放陣線”(FLM)，連遠在好望角的南非和那密比亞都有部分以“ISIS”、極端種族仇恨主義者為核心的恐怖組織存在。
大約幾十萬年前，人類古老的祖先曾沿着地中海沙灘走出非洲；但在21世紀，來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勢力卻正在流向這裡。其中一些正在這片大地上休養生息，伺機恢複自己的勢力：例如“ISIS”，盡管其主力早在2020年前就被俄叙伊三國聯軍消滅，但根據2023年3月的最新報告，這個惡名遠揚的組織尚在非洲積攢人力與資金，并正試圖沿着西非省——利比亞——沙姆伊拉克——呼羅珊的路徑，複活自己曾經的跨大洲恐怖王國，目前這一程序甚至還在加速。
對此，我們無論是能說的還是能做的，其實都不是太多。近些年，非洲恐怖組織的發展與死灰複燃，由四個因素構成：
其一是歐美等老牌殖民國家的壓制，這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國家仍需要從原料和廉價輕工業産地的非洲前殖民地榨取資源，且寄望于在這種經濟貿易中處于優勢地位。為此，他們不惜專門篆養恐怖組織，其中比較典型的是馬裡、中非與剛果地區，由法英間接扶植的反對派武裝，以及與其有利益關系的恐怖分子。
其二，是前殖民時代殘留下來的民族與宗教沖突、領土沖突所造成的仇恨，并由此發展而來的恐怖犯罪，比如胡圖族與圖西族。殖民者人為劃分的階級與種族裂痕，時至今日依舊在人群中制造仇恨，阻撓當地的發展。
其三是由于非洲國家自身經濟發展所産生的新問題，進而成為新恐怖分子的滋生土壤，例如人口增加和外部戰争（如俄烏沖突）導緻的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農業現代化與工業技術疊代造成的傳統農民失地與失業，大學低門檻和缺乏進階企業造成的大量高學曆無業者等等。
其四，則是由全新的外來投資、現代式殖民與建設帶來的新恐怖主義思潮及人力。例如，土耳其将叙利亞和中亞的泛突厥原教旨主義者運往利比亞。再如，前文提及的“ISIS”大擴張，以及大量利用募集資金在中非、南非、西南非洲開礦賺錢的亞洲與高加索地區的恐怖分子等等。
以上四個因素并非彼此獨立，而是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除此之外，非洲大陸上從不受邊境線限制的戰亂、難以遏制的腐敗，也是這四個因素的催化劑。
豐富的自然資源、較高的出生率與快速進行的城市化現代化，為當地帶來了經濟增長的機遇。經濟發展能解決很多問題，但并非所有問題都會随着經濟發展而解決。相反，伴随着經濟發展所産生的信的社會沖突與階級沖突，反而可能成為鈎出老病、誘發惡疾的“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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