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至今百年有餘，研究這場戰争的曆史學家已幾經“疊代”。《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主編、耶魯大學曆史系教授傑伊·溫特（Jay Winter）在該書導言中這樣劃分研究一戰史的幾代人：
最早投身其中的“大戰一代”，是曾身為士兵或戰時政府從業人員的學者，如著名的曆史學家馬克·布洛赫，他們曾參與戰争，描繪他們親身經曆過的事件；
第二代人是“50年代以來”的一代，他們寫作的時間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20世紀60年代，所寫的内容不僅是高層政治和決定，還包括社會結構和社會運動的曆史；
第三代人可以被稱為“越南一代”，他們開始寫作的時間介于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英國、歐洲大陸以及美國正掀起反越戰的思潮，歐洲經曆着公衆對核威懾的反對，1939-1945年“正義戰争”的光輝消退了，人們普遍意識到戰争對戰勝者和戰敗者而言都是一場災難。
“現在我們是從事1914-1918年戰争曆史研究的第四代曆史學家。”傑伊·溫特寫道。作為“劍橋史”系列的新成員，《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英文版成書于一戰爆發百年之際，作者們可以被稱為“跨國的一代”，這一代曆史學家有着全球的視野。
所謂“全球”，不僅傾向于超出歐洲層面去撰寫戰争内容，還将戰争視為一種跨越歐洲、跨越大西洋之外的事件。傑伊·溫特寫道：“這是發生在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第一場戰争，波及中東、非洲、福克蘭群島（馬爾維納斯群島）和中國，參與歐洲中心作戰的兵源從溫哥華到開普敦，從孟買到阿德萊德。這次戰争中誕生了凱末爾上司的土耳其，也誕生了列甯和斯大林的蘇聯。戰争許諾的自決并沒有産生這樣的效果，但從戰争中出現了去殖民化的訴求。戰争直接引發了經濟困難，而經濟困難嚴重地削弱了老牌帝國主義在世界建立帝國和準帝國據點的能力。”
《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三卷），【美】傑伊·溫特主編，姚百慧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年
作為四代曆史學家研究成果的內建之作，《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三卷）近日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翻譯引進，并于4月14日在浙大城市學院舉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現代世界——《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新書釋出會”，浙大城市學院校長羅衛東、浙江大學出版社總經理金更達應邀緻辭，譯者代表、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姚百慧，複旦大學曆史系教授李宏圖，浙江大學曆史系教授呂一民分别作主題發言。
複旦大學曆史系教授李宏圖
李宏圖談到本書中譯的意義時表示，在學術層面上，國内學界對一戰的研究缺失尚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對世界史的梳理在“革命”與“戰争”這兩大主題上有所忽略：“我們講改革，革命就談得少；我們講和平，戰争就講得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各國對一戰紀念之隆重、反思之深厚。他提到英國曆史學家、劍橋大學教授克裡斯托弗·克拉克的著作《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作者認為，“一戰”是歐洲各國合力上演的一場悲劇，沒有某個特定國家蓄意發動一場大戰，但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在備戰。所有的參與者，無論是上司人、外交官、将軍都在“一戰”一觸即發之前懵懵懂懂、莽撞自負、懦弱多變，“夢遊”的結果就是戰争爆發。而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漸趨多極，國際關系日益錯綜複雜，與“一戰”前的歐洲頗為相似。
李宏圖的主旨發言圍繞“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曆史發展的‘分水嶺’”展開。在時間的次元上，一戰是“二十世紀的誕生”，正如啟蒙運動是十八世紀的标志。世界曆史自此發生新的變化，經曆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乃至思想文化的重新塑造。直到今天，我們仍生活在一戰開啟的時間當中，因為一戰與二戰是緊密相聯的。《凡爾賽和約》正是抱着和平的初衷締結，最後卻沒有達成和平，導緻了新的戰争。近年來史學界将一戰至二戰結束的1914年-1945年合稱為“新三十年戰争”，就是基于對兩次大戰之間的連續性的思考。是以，我們對待戰争的态度，戰争結束後的處理方式，決定了我們能否避免戰争。我們對戰争的反思是否徹底，決定了未來曆史行進的方向。
一戰作為世界曆史分水嶺的另一方面，在于戰後邁向建立國際秩序的新規則，打破歐洲傳統的秘密外交，建立保障和平的機制。從國際聯盟到聯合國，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樣的秩序當中。此外，二戰至冷戰延續至今的世界格局，實際上也起源于一戰。一戰打出了社會主義的新天地，不同的社會制度安排走向意識形态的對壘，影響着今日的大國競合。
曆史應該走向哪個方向，走向和平還是走向一次新的戰争？這是時代之問，也是我們今天對戰争的反思。“我自己作為一個和平主義者，不希望看到戰争。我希望普通讀者通過這套《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重新思考戰争，并對民族主義的狂熱有所警惕，更希望政治家們閱讀反思之後，保持清醒，不去‘夢遊’，避免一戰的悲劇重演。”李宏圖說。
浙江大學曆史系教授呂一民
呂一民教授的主旨發言題為“以史為鑒，遠離戰争”。他表示，近年來人們已感覺到新的戰争威脅遠比過去更近。《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作為一部由多國曆史學家合作完成的集體著作，在國際史壇廣受關注，提供了真正的全球史視角，中譯本将有助于廣大中國讀者豐富和深化關于戰争與和平問題的認知。該書的作者團隊名家雲集，以法國史壇為例，參與編寫本書的包括佩羅納國際大戰研究中心創始主席、巴黎十大榮休教授讓-雅克·貝克爾，法國科學委員會“1914百年”項目主席、巴黎一大榮休教授安托萬·普羅斯特等聲名顯赫的學者。亞洲的部分則由香港大學曆史系教授徐國琦撰寫。主編傑伊·溫特将各國有名的學者融洽地組織在一起，在跨國史和全球史研究取向上亮點紛呈。此外，該書在編排上富有深意，提供了衆多珍貴的圖檔史料；作者們有很好的問題意識和反思意識，直面各種與一戰相關的挑戰性問題。
“我是1957年生人，在二十世紀生活了大半輩子，個人非常認同英國曆史學家伊恩·克肖的觀點，他說二十世紀是‘戰争的世紀’。二十世紀前半期有兩次世界大戰，大戰過後又有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冷戰，說‘戰争的世紀’頗為貼切。我也認同另一位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觀點，他說二十世紀是‘極端的年代’。那麼，作為學曆史的人，自然會琢磨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正親身經曆的二十一世紀将會以何種面目留在後人的記憶當中？”呂一民表示，他認為時下正發生的一切大有可能讓後人給二十一世紀貼上這樣一個标簽——“撕裂的年代”。“這種‘撕裂’，小的方面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撕裂，大的方面有不大不小的各種派别之間的撕裂，更大一點的層面上，是國家、甚至國家集團之間的對壘。二十一世紀被貼上‘撕裂的年代’的标簽，顯然不是我們這些正生活在本世紀的人所希望看到的。”
呂一民表示，要扭轉這種趨勢、改變這種局面，無疑有待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作為史學工作者，同樣義不容辭。“誠然，我們不過是一介書生，力量确實有限得很，在時代洪流面前更是顯得渺小。但我覺得我們既然已在從事曆史學者這一職業，就沒有理由完全“躺平”，頗有必要把自己的曆史研究和對當代最棘手最迫切問題的關注結合起來。”毋庸諱言，戰争與和平屬于這一類最棘手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劍橋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的作者們所顯示的責任意識、人文關懷，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至少讓我本人覺得自己沒有理由繼續以年過花甲為借口安于疏懶，還得要再做一些自己有興趣、有意義的事情，做點力所能及的事。”
在主旨發言的最後，呂一民提到年鑒學派的創始人之一馬克·布洛赫，其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回憶錄中文版近日剛剛與讀者見面。“馬克·布洛赫曾說，對現實的曲解必定源于對曆史的無知，我覺得這句話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對我們有更多啟迪。在中國的學界大力推進世界史的研究，包括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的世界現當代史的研究，既需要洞察國際史壇的最新趨向，包括及時引進類似的史學佳作，同時還得着眼于範式革新和領域延伸。包括力求讓自己的研究能夠像這套書的作者們所做得那樣，多一些反思性，多一些包容性，多一些現實性。還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多一些公共性，讓自己寫出來的東西，能夠更好地與社會分享。”呂一民說：“進而言之，我們固然應當盡可能多地緻力于中國本土化的理論建構，但我個人認為這絕非意味着要與吸收借鑒國外的優秀研究成果對立起來。也正因如此，我想最後強調一點：國際史學的最新演進，應當成為需要我們中國學人緊扣史家、史學與時代這三者之間的聯系、全面深入探究的對象；一戰時期的世界、世界一戰史學史等等，都應該成為很好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