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番茄君又獲悉一件讓人震驚的事：南韓人氣男子組合ASTRO成員的成員文彬去世了。
據韓媒報道，4月19日晚8點左右，文彬被經紀人發現死在位于首爾的家中，警方表示，文彬的死初步判斷為自殺。
文彬生于1998年，今年才剛剛25歲，2016年2月出道，出演過幾部青春偶像劇，但更多的精力是在演唱上。
文彬也廣為中國觀衆熟知，他還有一個名叫文秀雅的妹妹，文秀雅也是練習生，是南韓女子唱跳組合Billlie成員，前不久大火韓劇《财閥家的小兒子》的OST《Like a star》，就是她演唱的。
秀雅曾說過，每當自己難過的時候，就會給哥哥打電話，如今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秀雅該是一種怎樣的悲傷。
而4月20日，還是文彬母親的生日，無論對于見面會變成追悼會的粉絲，還是生日收到兒子去世消息的母親，都是莫大的打擊。
沉浸在悲傷中的同時，相信大家也發現一個規律：南韓愛豆，似乎已經成了真正的“高危職業”，我們經常聽到南韓明星自殺的消息，這也已經成為南韓最為普遍的社會問題。
在近10年間，南韓已有超過30位明星自殺，其中女星居多，單單2019年一年，就有崔雪莉、具荷拉、全善美三位知名女星自殺。
就在2023年4月11日，鄭彩律也離開了我們。
當然，自殺的明星中，男星也不在少數，除了文彬，還有2013年自殺的金智勳，以及2017年自殺的男星金鐘铉，等等。
按照我們的了解，明星的社會很高，一般都收入不菲，生活優渥，各種助理前呼後擁，粉絲成群，想來他們的生活并不會困難，更不會淪落到自殺的境地。
可為什麼在南韓，會有那麼多明星自殺？為什麼成為一個愛豆，在南韓會變成一種高危職業？
就番茄君對南韓社會以及娛樂圈的了解，南韓明星之是以變得高危，韓星之是以會用自殺這種極端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本質上有三個原因：
原因一、層層内卷，經濟拮據，沒有自由，生存壓力極大
有人說，世界上的明星分為兩種，一種是韓星，一種是其他明星。
這句話聽起來誇張，事實上不無道理。
熟知世界娛樂文化的人應該知道，韓流在世界上有着極強的影響力，我們之前總結的，由歐美評出的世界“百大”男星女星最美面孔中，亞洲明星基本被韓星壟斷，這也能說明韓流的強勢。
當我們看到金字塔尖上都是韓星時，那基本證明，整個金字塔下，有無數底層明星和練習生的“陪跑”。
而韓流之是以能領跑世界潮流，與兩個特點密不可分。
第一個，就是南韓娛樂文化的壟斷。
在南韓，經濟支柱産業有三個，分别是電子、旅遊和娛樂。
近年，南韓旅遊業虧損嚴重；而電子方面，三星等電子工業巨頭，也受到來自其它國家電子産品的沖擊。
如今南韓最賺錢的，也就娛樂業了。
南韓娛樂圈的興衰，事關南韓國家經濟命脈，這句話并非危言聳聽，2018年南韓文化産業輸出額為930億美元，占GDP比重為6.7%。
而如今，南韓每年光是娛樂業的出口，就占到GDP的15%，可見南韓娛樂圈的重要性。
而中國也有不少明星，出自南韓練習生，比如張藝興、宋茜、鹿晗、黃子韬（出自SM公司）等等。
但南韓的娛樂業基本被四大娛樂巨頭壟斷，它們分别是JYP、CJ、SM、YG。壟斷的正面結果，當然是産業的相對發達，但其負面影響更大，表現在明星們身上，就是無盡的壓榨。
這就帶來了第二個特點：南韓練習生之苦。
在南韓，要成為愛豆是很苦的，因為産業壟斷，南韓有一套十分成熟的造星流程。因為南韓年輕人層出不窮，是以韓星的産出，基本就來自極緻的内卷。
王子文曾在采訪中哭訴自己在南韓當練習生的經曆。去了南韓以後，每天都要練功，從早晨8點到淩晨1點，不僅要練功，還要被嚴格管束，有失誤就會被懲罰，或罰做俯卧撐2小時，一邊做一邊還要喊口号，“我會做得更好”，直到對方滿意才能停。
王子文提到，自己最害怕的是上廁所，因為整個腿部都是淤青受傷的，蹲都蹲不下去，最基本的生理活動，成了最艱難的“修行”。
就這樣，王子文說自己每一分鐘都想收拾提包回家，每次打電話都在哭。
而王子文練習期間的短暫狀态，幾乎就是每個南韓練習生的日常。
因為教育訓練流程已經十分成熟，是以教育訓練師擁有很高的地位，他們的話對練習生來說就是金科玉律必須遵守，每天十幾個小時嚴格訓練，接受各種各樣的懲罰，是家常便飯。
可即便是這樣，也不意味着他們就能成功，能從嚴格訓練中脫穎而出的天賦選手少之又少，在經曆選秀這樣的途徑後，經紀公司會通過選拔活動，挑選出最優秀的孩子，之後立刻進入實習期，并開始新一輪的教育訓練。
實習期的練習生，是沒有工資收入的，這群孩子中，有的會在幾個月後出道，進而拿到自己成為愛豆的第一份薪水，而有的人要熬五六年甚至更久，也不會進入實際收入的階段。
在大陸，一般出道後的明星隻要獲得流量，就會有不菲的收入，但在南韓并非如此。
因為娛樂财閥的壟斷地位，大多數藝人在出道之後，經紀公司會跟他們簽下一份“不平等合約”，這份合約，是他們無法拒絕的，一般拒絕合約的人，會被徹底雪藏或封殺，基本也就告别明星這條路了。
而這份合約，一般都是10年起步，合約中一般規定，藝人需要先向公司償還一筆“巨款”，類似于教育訓練費之類，償還結束後，才能與公司簽訂分成協定。
分成的比例，一般都是七三開，也就是說，藝人所得，七成要交給公司，三成留給自己。
要知道，當年紅極一時的金東萬，在出道7年後，才給父母買了一套很普通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可見南韓娛樂公司對藝人的壓榨。
這種合約，大多數就是“賣身契”，因為合約中規定了各種條款，順帶還有天價違約金。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藝人，違約金大概在3億韓元（150萬人民币）左右，而名氣韓星，一般違約金都超過200億韓元（1000萬人民币左右）。
這意味着，一旦簽訂合約，藝人基本會成為“包身工”，如果要辭職走人，天價違約金會讓他們望而卻步。
也正因如此，南韓多數藝人都無法拒絕娛樂公司的一些過分要求。
據南韓媒體估計，之前因吸毒被解約的劉亞仁，推測要賠付超過50億韓元（2650萬人民币）的違約金，如果加上索賠，這個數字可能高達100億。
這些，也是南韓明星壓力大，容易抑郁，遭受打壓及精神折磨，動不動就自殺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二、競争殘酷，地位低下，易被網暴
南韓的娛樂明星，即便是出道後，也有十分殘酷的競争。
南韓人口不多，其中超過一半生活在首爾經濟圈，市場就這麼大，是以南韓的愛豆，是拼了命工作，想要擷取最大的知名度。
但南韓明星即便是夜以繼日的工作，收入也不多。
張娜拉就曾透露，自己為了增加曝光率，在拍戲的間歇，需要去跑通告，錄綜藝，拍廣告，參加見面會以及各種商業活動，吃飯睡覺，隻有在車輛或飛機等交通工具上進行，工作最辛苦的時候，每天睡兩三個小時是常事。
得不到足夠的睡眠和休息，南韓明星們，尤其是知名度不高的明星，每天的工作都是疲于奔命，幾乎沒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長此以往，精神壓力增大，又無法跟普通打勞工一樣辭職了事，心理健康便會遭到破壞。
當然，僅僅是工作壓力，大多數明星并不會被逼到自殺的邊緣，南韓明星真正面對的殘酷，還有卑微的社會地位和鍵盤俠的網暴。
韓星，尤其是南韓女星，社會地位并不高。看似光鮮亮麗的背後，其實充斥着各種潛規則、權色交易甚至非人待遇。
2011年8月，震驚世界娛樂圈的南韓藝人偷拍流出事件，第一次讓人們認識到了南韓娛樂圈生态的罪惡。
因為南韓财閥們每年創造的價值，超過南韓GDP的80%，是以，财閥在南韓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南韓上司人的競選，一般都是财閥在背後贊助，而為了與商界政界搞好關系，南韓的經紀公司不會拒絕财閥們要求女星陪酒陪睡的要求，這在南韓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簽了合約，尤其是沒有任何背景家世的女星，她們如果不從會被經紀公司威脅毆打，有的甚至被強行送到大佬身邊。
南韓曾做過一組統計資料，有45.3%的南韓女星，曾被要求陪酒，62.8%的女星，曾被要求進行“性接待”，其中明确拒絕的女星隻有48.4%，但随後，她們的事業便徹底陷入低谷，經濟方面蒙受了巨大損失。
因為這種潛規則交易自殺的女星，我們最為熟悉的應該就是張紫妍和李恩珠了。
張紫妍自殺于2009年，自殺前她留下了一封長長的遺書，揭開了南韓娛樂圈的黑幕。她在遺書中哭訴，自己連父母幾日都要被迫出席接待的場合，有一次被騙到酒店，發現竟然有4個男人，讓她當場都感到崩潰了。
而經紀公司為了讓張紫妍更好地服侍大佬，甚至讓她去做了絕育手術，在2005到2009四年間，她被強迫陪睡31人，其中不乏大企業主，新聞媒體高層，演藝圈人士以及政界人士。
李恩珠自殺于2005年，她長相清純，但突然就開始拍攝大尺度影片，後來李恩珠自殺，才有新聞媒體曝出，她是被逼拍攝。
不僅如此，李恩珠還被财閥們帶走，性侵長達8小時至遍體鱗傷，簡直觸目驚心。
即便張紫妍遺書中寫清楚了自己生前的遭遇，但她的公道至今沒有得到伸張，南韓57萬人請求重查張紫妍案，可大佬不過一句“我和張紫妍不熟”，就全身而退了。
後來南韓法院甚至判定，張紫妍的遺書不是自己所寫，是以不具備法律效力。
由此來看，在财閥當家的南韓，伸冤幾乎是不可能的。
也正因如此，南韓财閥對女星們的淩虐更加肆無忌憚。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一方面，女星們被要求各種接待；另一方面，在男女對立嚴重的南韓，她們又要被道德限制到極緻。
女藝人們在生活中大都低人一等，稍有不慎就會遭到南韓網民的網暴。
在南韓，有十分嚴酷的網絡暴力現象，鍵盤俠會利用網絡發洩自己心中的不滿，女藝人們的表現隻要有一點不合他們的心意，就會在網上被群起攻之。
2018年，南韓因網暴産生的損害名譽、侮辱犯罪案就多達15926起，我們熟知的崔雪莉，具荷拉，劉恩珠，宋侑庭，崔真實都遭受過大量的網暴言論，不堪輿論壓力患上嚴重的抑郁症導緻自殺的。
南韓網民會以“道德審判官”的形式，專門挑有八卦绯聞或出演過大尺度電影的女星進行有組織的網暴，甚至威脅到她們的現實生活。
那些遭受到不公待遇的女星，迎接她們的往往又是極端的網絡暴力，這些暴力大多成了壓垮她們心理防線的最後一根稻草，最終導緻極端選擇的發生。
原因三、南韓的“自殺文化”
韓星自殺，并不是“南韓明星”這個特定群體裡的特定現象。
因為明星們具有知名度，是以他們自殺的資訊容易被我們擷取，但其實，在南韓，自殺的問題早就十分嚴重。
近10年，在全世界自殺率排名中，南韓常常穩居前三，并排在亞洲第一。
在2023年全球自殺率排名中，南韓又是第三，每年有近30萬南韓人選擇用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南韓的麻浦大橋上，寫滿了鼓勵人的智語，就是因為這座以欣賞首爾夜景出名的橋，是名副其實的“自殺之橋”，不少南韓人都選擇在此結束自己的生命。
南韓人口少，加班文化盛行，從學習到工作，極緻内卷，森嚴的社會等級關系，來自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壓力，讓南韓人身心俱疲，精神壓力極大，很容易造成抑郁，進而産生放棄生命的念頭。
而娛樂圈南韓明星的生存生态，隻是社會大環境下的具體展現而已。
這次文彬的自殺，再一次給南韓敲響了警鐘，但南韓不是沒有注意到自殺的問題，而是總喜歡鴕鳥心态，因為在南韓靠個人的力量，這個現象将很難做出改變。
（電影爛番茄編輯部：淼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