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奕飛｜阿瑪蒂亞·森的“四海為家”

剛聽說阿瑪蒂亞·森教授的回憶錄即将出版時，Home in the World這個英文書名便在我腦海中自動化作了“四海為家”這幾個字。無論作為書名翻譯是否準确，在通讀全書的過程中确實能強烈地感受到，用這個詞來概括森的人生旅程簡直太過貼切：出生後不久即随父母旅居緬甸、求學之路從孟加拉灣繞過印度洋延伸至英倫，日後的教學研究更是以德裡、加爾各答、倫敦、牛津和兩個劍橋為大學營而輻射向五湖四海……

這本回憶錄聚焦的是這段遍及全球的旅程的前三十年。這意味着書中少了許多對這位著名經濟學家學術思想的系統性介紹，卻也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領略森恰同學少年的風華正茂鮮活地躍然紙上。

在書最開始的緻謝部分，森擔心沉溺于自身回憶，會讓他人完全提不起興趣。他說自己花了一番努力才保證了叙述的清晰和連貫性。現在看來，這份努力無疑是成功的，甚至會讓人在閱讀過程中連連感歎，這完全是多慮了。

森在書中大緻依年代回顧了自己的童年與少年、在此期間的家國動蕩、加爾各答與劍橋兩地的求學時光，并用在德裡經濟學院的執教經曆及思考為全書劃上句号。如果說這番整齊的謀篇布局增加了閱讀的流暢感，那麼受益于森在主攻領域經濟學與哲學之外的廣泛涉獵，閱讀過程中亦會伴随一種不斷被随機掉落的“知識福袋”砸中的驚喜感。“福袋”的大小和内容自然因人而異，我的那份即包括但不限于：義淨與法顯西遊取經的具體路線和收獲、糅合了印度教與伊斯蘭教智慧的獨特的“孟加拉曆”San、達卡和勒克瑙這曆史上的兩大穆斯林重鎮間的差異、以及身為舞劇作家和導演的泰戈爾不輸其文學造詣的編舞才能。

其次，在内容方面，讀者也很難不對森的傳奇經曆歎為觀止。這種傳奇不僅包括他那書香四溢的家世、由泰戈爾所起的不走尋常路的名字（本書書名的靈感亦是來自泰戈爾的著作《家園與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或是他的哪位劍橋同學或前後輩日後成了哪國的總理或部長——即便跳出這些由人際關系而界定出的身份，阿瑪蒂亞·森這位人物本身也遠比世人所熟知的“諾獎得主”的标簽更為生動和豐富。

森很早就展現了跨越時空的龐大而旺盛的求知欲；在入讀管區學院（Presidency College，成立于1817年，為印度曆史最悠久的學院，2010年改制為大學）的第一年即被診斷出患有二級口腔鱗狀細胞癌，他更是憑着非凡的沉着冷靜及時診斷，勇敢挺過了放射治療；此後在申請負笈英倫的過程中，早早被劍橋大學發出拒信的他竟能在幾個月後因他人退出而意外獲得錄取；因與一輛自行車相伴長達半個世紀而被諾貝爾博物館要求将之收作藏品的獲獎者，放眼全球大概也隻此一位……

如果說這些驚人事例反映的是森異于常人的一面，那麼趁着暑假靠搭車、買學生車票、住青旅而“把歐洲塞進背包”，在此過程中一次次地感受陌生人的善意，甚至還萌生過萬一學無所成就去開旅遊公司的念頭，大概會讓無數有過類似經曆的留學生們會心一笑。而其就讀的達卡聖格列高裡國小的時任校長在獲悉他得了諾獎後不久，本着激勵在校學生的美好願望翻出了森當年的試卷，卻對他在全班37名同學中排名倒數第五而大跌眼鏡，可能也會是廣大“虎爸虎媽”們的同款反應了。

盡管系統闡述森的學術成就并非本書重點，但這些早年經曆仍不失為更深入了解其學術追求的寶貴視窗。比如，正是親曆了1943年的孟加拉大饑荒，才會促使他在日後展開了相關的發展經濟學研究，以期阻止類似災難再次重演。而他在和平鄉（Santiniketan，位于加爾各答北郊，泰戈爾1901年在此建立印度國際大學）的求學經曆，以及在此期間跟随身為知名梵語學者的外祖父而管窺到的次大陸曆史上的宗教寬容，也可看作是他日後淵博學識與深邃思考得以結出碩果的最原初的沃土。

也正是以，四海為家不僅可以了解成地理意義上的，更是精神層面上的。森雖未在書中引用《論語》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但他在序言中所提出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這個詞卻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同時，對于這精神上的“四海為家”，他也早已是耳聞目染、身體力行：得益于泰戈爾的遠見卓識及其召集至和平鄉的“多國部隊”（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并對印度的中國研究做出開創性貢獻的譚雲山教授），森在和平鄉的課堂讨論可以從傳統印度文學過渡到傳統及當代西方思潮，爾後再前去探索中國、日本、非洲或拉美；從和平鄉走出的畢業生所掌握的“十八般武藝”跨度之廣，也時常令人啧啧稱奇，不知可否看作“孟加拉文藝複興”的延續與縮影。他的同學裡有既是優秀工程師又是出色歌手的；比他早一年入學的薩特亞吉特·雷在無比耀眼的電影導演生涯之外，亦是一名駕馭了多種文學體裁的作家，甚至還設計過不少英文和孟加拉文字型。雷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也提到，“是和平鄉把我變成了東西合璧的産物”。

然而，正如《論語》中的另一句“學而不思則罔”所揭示的，如果說最大限度的求知自由凸顯的是“四海為家”的浪漫氣質，要從中獲得知識和思想财富，則離不開理性思考的自覺。這意味着從嘈雜或空白中厘清真相，并運用不同視角去全面探析背後的“為什麼”或“怎麼樣”。森在書中坦言，“自由”與“理性”的結合統一，或者說從多元化的汪洋中經由思辨而提煉出真知的能力，是和平鄉的求學歲月帶給他的相伴一生的精神資源。他對這兩相結合的重要性的更一般化的闡述，早先已見諸其學術專著《以自由看待發展》；由此番回憶而引申出的對近期緬甸、印度乃至全球趨勢的批判和反思，亦因這兩個獨到的落腳點而為本書平添了更多的現實意義。但出于研究社會與教育政策的敏感，書中最令我感動的故事是和平鄉在體罰學生仍大行其道的年代裡早早禁止了這種做法。外祖父在向他揭示禁止背後的深意時說道，這不僅僅是因為動作本身的野蠻，更是希望讓學生了解到，做出正确舉動必須建立在對何以為正确有理性認知的基礎之上，而非僅僅為了躲避疼痛或屈辱感。這本身也是在運用并享受理性思考的自由。

這本回憶錄的寫作曆經近十載。差不多也是在十多年前，一名彼時剛結束首次印度之行的大學生在複旦文圖的書架上邂逅了森和他的學生讓·德雷茲合著的《印度：經濟發展與社會機會》，受書中第四章《印度與中國》的啟蒙而開啟了一段延續至今的比較研究當代中國與印度公共政策的學術生涯。同樣四海為家了十多年後讀到此書，也實為疫情期間莫大的安慰、指引和鼓舞。

作者：嚴奕飛

編輯：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