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神！”
走在日本東京街頭，随便問一位日本人，如何評價喜多川？他們的回答，通常會是這樣。
喜多川（Johnny Kitagawa）是日本流行音樂及偶像文化的締造者，某種程度而言，的确是J-pop“神一般”的人物。
他在1975年創辦了以男性藝人為主的經紀公司傑尼斯事務所（Johnny & Associates ），憑借精準的眼光及包裝手段，推出過很多熱門男子樂隊和日系明星，如木村拓哉，和他所屬的樂團SMAP。
傑尼斯旗下其他知名偶像團體還包括光GENJI、KinKi Kids、岚等，曾讓亞洲掀起一股哈日風潮。
曾經紅遍亞洲的男子樂團SMAP，由喜多川一手打造
在日本，“傑尼斯”三個字如同夢想代名詞，隻要加入其中并出道，就有可能成為超級偶像。但“為了達成夢想，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這句話，也在無形中讓握有生殺大權的人成為“上帝”般的角色。
喜多川本人保持着多個紀錄：推出日本最多排名第一的歌手、最多排名第一的單曲和參與制作最多的演唱會。
但“性剝削”指控伴随着喜多川的職業生涯，而且受害者不少都是未成年男孩，甚至是在他2019年7月9日病故之後也如影随形。這些不僅僅是閉門造車的竊竊私語——全球媒體都在對這一醜聞進行讨論，有些指控還在民事法庭上得到了證明。
然而，這并沒有阻止喜多川在他最後的日子裡，保持着日本國寶級的地位。即使死了，他仍然受到尊敬。
2019年7月，喜多川的葬禮在日本是全國性的大事。
時任首相安倍晉三發來慰問電。淚眼婆娑的日本名人和聲名顯赫的男子樂隊成員在“東京巨蛋”（一座大型體育館）的追悼會上進行了最後告别。
2019年喜多川去世時出現在日本街頭的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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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如此出名的人來說，現存的喜多川照片卻屈指可數。他很少公開露面、接受采訪或允許記者給他拍照。
喜多川還嚴格控制旗下明星的照片。在他去世四年後，少年偶像們孩子氣的面孔仍然從廣告牌和巨大的電視螢幕上眺望着日本的都市風景。這些J-pop偶像有着白皙光滑的下巴和松軟垂下的劉海，他們不隻是賣專輯，還為從房地産到隐形眼鏡的任何東西做廣告。
就好像喜多川性虐待的指控從未真正産生過影響，盡管這些故事已經流傳了超過30年。
3月7日，英國BBC播出了一部紀錄片《獵食者：日本流行音樂的秘密醜聞》（Predator: The Secret Scandal of J-Pop），揭露喜多川生前涉嫌長期性剝削旗下男藝人（多數是未成年男孩），以及日本媒體業如何對相關醜聞長期保持沉默的秘聞。
紀錄片《獵食者：日本流行音樂的秘密醜聞》海報
在超過30年間，日本社會一直保守着喜多川不為人知的秘密——隸屬“傑尼斯事務所”的男孩們長期提出遭受性侵控訴。即使是在喜多川于2019年逝世過後，日本傳媒依然對相關事件不予報道。
喜多川在世時，數以千計的年輕人都曾在傑尼斯事務所這個龐大體系裡活躍。他們大部分人都與喜多川本人有過直接接觸，後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職業生涯裡，緻力于發掘和培養年輕偶像。
喜多川建立的體系，允許他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接觸和控制年輕男孩。被稱為“少年”的新成員在其他樂隊擔任伴舞，直到喜多川決定他們準備好首次亮相——并進入喧嚣的娛樂世界。這中間，可能需要數年等待。
Hayashi（化名）向傑尼斯事務所投遞履歷時，年僅15 歲。在試鏡時認識了喜多川，給這個少年的第一印象是“善良、體貼”。然而，事情很快就發生了轉變。
就在第一次見面一周後，Hayashi被邀請住在喜多川的家裡，被稱為“宿舍”，因為有很多男孩會在這裡過夜。
“過了一會兒，Johnny（指喜多川）告訴我，‘去洗個澡。’ 他洗了我的全身，就像我是一個洋娃娃一樣，”Hayashi說。
當Hayashi回憶起喜多川讓自己給對方口X時，他明顯地有些激動。
Hayashi告訴采訪者，性虐待發生在很多單獨的場合。他說，其他男孩都知道發生了什麼。
“他們都告訴我，'你必須忍受它，否則你不會成功。' 我周圍沒有人退出。喜多川是唯一的成年人。是以我們無法與任何人交流。”Hayashi認為，這種沉默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與男孩們的成功夢想有關。
“成功的男孩們，感謝Johnny，他們的生活在進入該機構的那一刻發生了變化。我認為他們非常感激。這與那些性犯罪不同。我目前隻在日本生活過，并認為這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也許我錯了。”Hayashi說。
類似Hayashi的故事，以前也有過。
早在1988年，前男子團體Four Leaves的成員北公次出版了《緻光GENJI》一書，就将喜多川性侵自己的不堪往事寫了出來。
此舉可以說是引發當時的metoo風潮，自此包括中谷亮《傑尼斯的反擊》、平本淳也的《傑尼斯的全部少年之愛》、豐川誕《一個人的旅行》、木山将吾《緻Smap－以及所有的傑尼斯藝人》等書籍紛紛出版，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喜多川性侵的事實。
“其實，強尼先生（喜多川）自己是不喜歡男同志的。同志傾向有兩種，一種是尋求同樣喜歡男生的男生；另一種則是不愛同志的男同志。是的，喜多川是後者，他最喜歡的是有十幾歲、有元氣的異性戀男孩子。”北公次在《緻光GENJI》中寫道，他意在警告年輕偶像們。
喜多川的這種“嗜好”，顯然會更讓被侵犯的男孩感到困惑。
《緻光GENJI》出版後，傑尼斯事務所的股價暴跌，連帶也影響了旗下藝人的專輯銷量。
然而，由于北公次書中并沒有提出相關的證據，加上主流媒體因害怕被傑尼斯封殺而全體禁聲，喜多川的性侵疑雲成了一個“都市傳說”，而被日本人當成單純的八卦事件。
BBC的紀錄片中，還提到一個毛骨悚然的細節。
曾在傑尼斯呆過的平本淳也宣稱：
喜多川會給加入事務所的未成年男孩注射雌性激素，讓男孩們的發育變得緩慢，使他們第二性征、毛發和聲音都停留在幼态，以便繼續被他性侵。
曾在傑尼斯呆過的藝人平本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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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日本媒體對喜多川的醜聞沒有任何關注也不對，24年前，就有過相關的本土報道。
1999年，日本周刊雜志《周刊文春》（“文藝春秋”旗下刊物）的兩名記者，采訪到了一名自稱被喜多川性虐待的十幾歲男孩。這名男孩在上中學時加入傑尼斯事務所，性虐待很快就開始了。
他向記者介紹了其他有相似經曆的男孩和年輕人。他們的描述如此吻合，以至于記者們能夠畫出喜多川家中“宿舍”的地圖，那裡是大部分性侵發生的地方。
喜多川的這間住所，被稱為“訓練營”。
記者手繪的喜多川住宅平面圖
調查産生了一系列文章，記錄了十多位有抱負的年輕J-pop偶像的指控，他們說自己在青少年時期曾遭受過性虐待。
有些人在受到虐待時年僅12歲。
在《周刊文春》系列報道中有大量生動的證詞，包括對插入性行為和脅迫的提及。一位受害者說，他認為拒絕喜多川的示好會損害他的職業生涯。“如果你不服從Johnny先生，你的舞台地位就會受到損害。”
在這個男孩的家裡，喜多川性侵了他。
男孩的父母邀請喜多川來家中做客，并安排他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個房間，“我父母把他的蒲團和我放在同一個房間。那天晚上他把生殖器放在我嘴裡。你不會相信的，我父母就睡在隔壁房間。”
盡管有這些緻命性的證詞，但該系列文章幾乎沒有引起公衆的注意。
日本媒體與喜多川的娛樂帝國之間的互相依存關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這個故事被忽視了。
傑尼斯事務所的明星，可以幫助媒體吸引觀衆、讀者、聽衆和廣告收入。
對該事務所言聽計從的媒體機構，可以赢得日本最流行男團的青睐，包括讓媒體獲得更廣泛的名聲。對傑尼斯事務所或其旗下流行偶像說些負面的話，可能會産生相反的效果——被迫切斷與這一娛樂帝國的聯系，并損失掉不可估量的收入。
即使在喜多川逝世後，傑尼斯事務所依然是日本最強大、最有影響力的娛樂公司。不同于2022年知名導演園子溫被爆出經常潛規則女演員的新聞，喜多川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都掌握着日本媒體的發言權。
日本記者鲛島宙對此解釋：“記者通常仰賴自上而下的訊息，很少有人願意改變現狀，無論是政治線還是娛樂線，大家都是一樣的。不會有人報道有損自身利益的新聞，沒有人想惹麻煩。”
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日本新聞媒體不會報道甚至不承認喜多川的不當行為。
《周刊文春》的系列報道發表後，傑尼斯事務所阻止了該雜志及其姊妹刊物采訪他們的任何一位明星，更别說其他深入的合作了。
2000年，即該雜志調查報道推出一年後，喜多川和他的公司以诽謗罪起訴了這家媒體。
訴訟程式持續了四年，許多男孩的證詞都說喜多川曾虐待過他們。
東京高等法院最終裁定《周刊文春》文章中提出的10項指控中有9項是真實存在的，其中包括喜多川在他的機構中性虐待未成年人的指控。隻有喜多川向他們提供香煙和酒精的指控被查明不屬實。
但判決結果出爐後，得到的是更多沉默，诽謗案也并沒有導緻刑事審判。
喜多川從未受到指控，并繼續擔任其公司的總裁，直到他于201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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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多川惡劣的行為和故事被“掩蓋掉”很多年之後，《周刊文春》參與報道的其中一名記者中村隆太郎（Ryutaro Nakamura）還是非常憤怒。
“我為此絕望了23年 ！”他對BBC的記者說，“自1999年以來，我始終對日本媒體感到絕望。而我也200%确定，他們（日本媒體）絕對不會去報道這件事。”
而《周刊文春》也意難平。
随着BBC紀錄片的播出，從今年3月中旬開始，《周刊文春》接連四周釋出相關報道，繼續深入揭批喜多川的性醜聞。在一系列的文章裡，透露了更多内幕。
喜多川打造出一個“集體宿舍”，也就是前文所稱的“訓練營”。除了他本人之外，還有許多未出道的傑尼斯少年在此居住，讓他友善接觸和控制。
其中，一位住在東京的30多歲年輕人向《周刊文春》提供的證詞特别有意思：在當時的晚輩中，前輩們流傳下來的有一個“不被性侵的秘訣”。
受訪者表示，雖然有的前輩們會說“不接受就沒工作”，但他們之中依然會傳遞“不會被侵犯”的秘訣——
睡覺時系上3條腰帶，使褲子不容易被脫掉；若有連續3天都沒被喜多川指名的孩子，大家會認為他“很安全”，并和他睡在一起；以及，行動時避免落單，“大家洗澡也都是兩到三個人一起去洗。”
而在4月6号最新一期的《周刊文春》上，再有一位前傑尼斯藝人岡本出面實名受訪。
岡本于2012年至2016年簽約于傑尼斯。大三時，曾登上《Myojo》（集英社）的封面。他是近200名後輩中最活躍的一位，也出現在電視劇《麻辣教師GTO》（2014 年，富士）和脫口秀節目《R的法則》（NHK E-tele）中。
15歲時，岡本把自己的歌曲小樣寄給傑尼斯的一位經紀人，并寫了一封信闡述自己想要做音樂的願望。2012年2月的一天早上，岡本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喜多川本人。
喜多川邀請岡本參加東京的一個音樂會。在喜多川電話打來五個小時後，岡本在5000名觀衆面前清唱了自己的歌曲。那天晚上，岡本受邀住進澀谷喜多川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不過，當晚什麼都沒有發生。
一個月後，岡本又去了喜多川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住宿。這一晚，喜多川行動了，岡本被強迫進行了性行為。到了早上，喜多川像是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說了聲早安。他們一起出門搭電梯時，喜多川給了他一張折成小小張的萬元鈔票。
岡本說，與喜多川之間不隻這一次，“總共發生了15到20次。”
他還聲稱，為了自保曾經拍下視訊。
一如既往，《周刊文春》針對岡本的指控向傑尼斯事務所求證，依然未得到回應。
岡本是最新露面受訪的前傑尼斯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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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論為什麼很少有人公開指控喜多川時，需要了解日本的文化或者習俗。
BB的紀錄片中認為，日本是一個以禮貌為榮的民族。不禮貌不僅被視為煩人或粗魯，而且在社會上是不可接受的。許多日本人認為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給别人帶來不便。
這可能會滋生一種氛圍，在這種氛圍中，提出對性虐待的擔憂被視為給其他人帶來負擔。
《周刊文春》記者中村隆一郎認為“偏見”在否認喜多川劣迹中發揮了作用：“在日本，男人之間的愛情或性關系——人們似乎不相信。”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日本人普偏不相信男性有被性侵的可能，是以當他們受到性剝削時，許多受害者反而不敢發聲，而成為社會上隐形的受害者。
所有這些因素都促成了一個現象——在日本社會中，對男性的性剝削不僅是禁忌，而且往往是無形的。
“在日本，男性間的戀愛，甚至涉及騷擾或性侵的議題，群眾大部分沒有太當一回事，而這樣的想法正是一種偏見。”中村隆一郎說。
這樣的偏見，也展現在日本的法規上。
長期以來，日本法定性同意年齡為13歲，在法律層面來觀察，男性（不論是否未成年）從來沒有被認定為強奸的受害者。
甚至于，2017年之前，強奸一名男子在日本法規中不存在任何可能性——因為刑法中“強奸”的保護範圍隻有女性。
直到2017年，日本政府才将《刑法》中性犯罪相關條例作出修改——“強奸罪”改為“強制性交罪”，并将受害者适用範圍從“女性”擴大至“不論性别”。
從伊藤詩織（曾指控東京電視台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性侵）開始，越來越多日本女性願意站出來指控自己被“異性”侵犯，然而，當受害者換成“男性”時，他們面對的是更多的嘲諷與偏見，甚至是說不出口的恥辱。
因應2017年将“強奸罪”改為“強制性交罪”的修法，日本内閣府随後每三年開始釋出“男女之間性暴力研究報告”，在2020年的全國大調查首次将“男性”納入性暴力受害者中。
該調查報告資料顯示，日本年滿20歲以上的男女，每24人就有一人曾被迫發生性行為，雖然女性遭遇的比例相較于男生多，且僅有6.4%的女性會去相關機關報案，但男性在遇到性侵害後報案的數量卻是——零。
這就不難了解，為什麼許多在青少年時期經曆過喜多川性侵犯的男性，仍然不認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是錯誤的。
Ryu于2002年加入傑尼斯事務所，擔任了 10 年的伴舞。和Hayashi一樣，他以前從未公開談論過自己的經曆。
“當我在卧室時，jonny走進來說，‘你一直很忙。我給你按摩一下。’ 他的手從我的肩膀開始，逐漸向下。到了某個點，它走得太遠了，我說，不要再做了。 他說，‘對不起，對不起’，然後去了另一個房間。” Ryu當時16歲，喜多川七十多歲了。
雖然遭受到性騷擾，但Ryu拒絕譴責喜多川
今天，作為一個成年人，Ryu 并沒有譴責喜多川。“我不讨厭jonny。我愛他。jonny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人，我欠他很多。我仍然認為我們得到了極大的愛。這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大問題，這可能是為什麼我現在可以微笑着談論它。”
BBC采訪過的其他幾位訓練生，也為他們的老導師辯護。
Ren一直在傑尼斯事務所工作，直到2019年喜多川去世。他深情地記得喜多川對公司的介紹。
“當傑尼斯事務所第一次聯系我們時，我媽媽高興地流下了眼淚。我的家人想，‘哇，他能掙那麼多錢。’ 我們并不富有。感覺就像一場夢，”Ren說。
如今在大阪一家酒吧工作的Ren說，他了解喜多川與一些有抱負的明星之間的交易性質。“有傳言說，如果那種‘性騷擾’發生，你就會成功。”
當被問及Ren是否會為了事業而滿足喜多川的性要求時，他回答說：“我的夢想是出名，是以我想我會接受的。”
不少日本家長都知道喜多川的“劣迹”，盡管如此，還是有父母願意把孩子送進傑尼斯，并勸告說：“為了成名，你要對着喜多川先生擡高你的屁股。”
喜多川生前留下的照片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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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傑尼斯事務所仍然是J-pop世界中一個非常強大的機構，而喜多川一直被尊稱為它的名譽領袖。東京總部的接待處挂着一幅巨大的他面部藝術作品——取材于他為數不多的幾張照片之一。
傑尼斯現任總裁為朱莉·藤島（Julie Fujishima），是喜多川的侄女。
在多次尋求采訪後，藤島發表聲明稱：“自2019年我們的前任社長去世以來，我們正在努力建立與時俱進的高度透明的組織結構，遵守法律法規，并加強與公正專家的合作治理。我們正在計劃在 2023 年宣布和實施新的企業結構和體系。”
她沒有直接回應性虐待指控，更沒有公開承認喜多川對未成年男孩和年輕男子實施性虐待的事實。
許多傑尼斯男星根本不想談論他們的經曆。是以，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這些有成就的 J-pop明星中（包括木村拓哉）有多少人遭受過性虐待。
3月17日，《獵食者：日本流行音樂的秘密醜聞》主創以視訊連線形式，接受媒體的采訪解釋了創作初衷。制作人Megumi Inman說：“沒想到人們會這麼不敢開口。而且，這個案子幾乎是一個神話或都市傳說。我們看到了虐童被當成明星八卦，不被重視。”
當這樣的社會體系遇到建立在利益關系的娛樂産業鍊時，日本媒體的集體沉默，也就成了“房間裡的大象”（形容人們因為害怕或者難堪而故意忽略顯而易見的問題）的幫兇。
幾年前，撰寫過喜多川專題文章的愛爾蘭記者大衛·麥克尼爾（David McNeill）曾預言——喜多川2019年死後會有大量的爆料，因為他再也不能控制媒體了。但是，日本媒體仍然沒有跟進報道，以“死者為大”的名義。
“他不是某個人的祖父，而是一個非常有權勢的公衆人物，我認為躲在那些借口和文化禁忌背後的日本媒體，反而更讓人感到不舒服。”麥克尼爾認為。
不過，BBC這部紀錄片播出後，在日本國内引發巨大反響，甚至是打破了媒體的“沉默之牆”，包括朝日新聞等知名媒體也開始報道喜多川的醜聞。
這很可能為更多喜多川的受害者開啟一道門，以讓他們能夠說出自己的遭遇。
日本為數不多的專門幫助性犯罪中男性受害者的治療師山口伸樹說：“日本有一種羞恥的文化，如果你有個人問題，你不會談論它。”
他說，這種恥辱和沉默可能會被施虐者利用，“創傷恢複的第一步是真正承認虐待已經發生。”
對于喜多川侵犯的其它受害者和整個日本社會來說，這第一步仍有待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