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塗子沛
幾天前，我看到新聞報道，鐘南山院士的團隊先後在糞便和尿液标本中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這證明了病毒可以在人體的排洩物中存活，即病毒可能通過人體排洩物傳播。
病毒究竟是如何傳播的，這個問題幾乎伴随着近兩個月的抗疫全程。我注意到，一開始專家判斷是呼吸，後來，有專家說通過眼睛也可以傳染，接下來，又說通過接觸、糞便，甚至氣溶膠傳播，中間有一段時間大家的注意力轉向了公共設施，例如電梯按紐、扶手、火車上的洗手間等等，人們從出門戴口罩、護目鏡，發展到戴手套，甚至一度在按電梯裡按按紐也擔心害怕。
鑽石公主号遊輪就更說不清楚了，全員在船上隔離，最後全船卻有621人感染，病毒究竟是怎樣傳播的，是通風、排污、食品還是其他什麼東西，或者是氣溶膠傳播，目前沒有定論。這麼多種可能到底哪個機率最大，傳染力最強？一直沒說清楚。從疫情防控上來說，這是非常讓人不安的。
2月24日，廣州公布的一宗病例也讓人迷惑。一家人一行六人1月22日乘高鐵由武漢到達廣州，在經過居家隔離14天的措施之後，2月21日有4人确診。究竟是潛伏期長，還是在隔離之後又被感染，無從回答。
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出發，我認為，傳播途徑一直不完整、不清晰是大衆對新病毒感到恐懼最重要原因。我了解，對新生事物的認識需要時間，可是疫情的全面爆發已經有近兩個月了，武漢封城也已經一個多月了，作為疫情防控最重要的一點認識，還有這麼多疑問，說重一點，是後知後覺，顯然這無法适應疫情防控争分奪秒的需要。我認為，這本質上是一個資料分析問題，這個問題的存在，證明我們一線的專家對病例的資料收集不詳盡、不徹底，分析不到位，一線的專家很辛苦，付出很多、甚至犧牲也很慘烈，但方法對不對，需要反思、修正調整，盡快契合現實。
當下的重中之重，我認為是清晰地還原、确定病毒的傳播管道。
這幾天，我常常想到2006年我在美國經曆的一次疫情。
那年8月我去美國，飛機落地沒多久就聽聞美國爆發了大腸杆菌疫情，聽說涉及20多個州，先後有200多人入院，出現3例死亡。因為剛到美國就遭遇一次疫情，是以印象特别深刻。
但在疫情早期，美國就成功地确定了傳染源，有效地切斷了傳播鍊，避免了一場全國性的大流行和大恐慌，這一點同樣令我印象深刻。
美國的流行病專家靠的就是詳盡的資料分析。大腸杆菌寄居在人類的消化系統，它是通過食物傳染的，這一點判斷并不難。但一個人一天吃的食物那是五花八門，一個三明治、一份沙拉裡面可能就有十多種配料，要确定是那一種引起疫情，那是相當不容易的。流行病專家設計了一份幹預性很強的資料問卷，他們緊急會見患者，對患者一共問了450個問題，内容包括任何可能的進食、接觸以及行程，最後拿回去分析，最終發現是一種“袋裝菠菜”是傳染源。
但不是全國所有的袋裝菠菜帶有病毒，而僅僅是一種“Dole”牌的袋裝小菠菜帶有病毒，也不是所有的“Dole”牌帶有病毒，而隻是在加州一個山谷中一塊大小約1萬平方米的種植基地出了問題，被動物糞便當中的大腸杆菌污染了。
在疫情發生的一周内，美國的流行病專家就鎖定了袋裝菠菜，不到一個月，就追蹤到了出問題批次菠菜的準确種植基地，快速剪除了傳染源。
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涉及到菠菜的召回，如果遲遲不能确定準确的傳染源頭，整個市場上的菠菜都不能售賣，已經流通的也要全部召回，這對菠菜行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舉這個例子我想說明，在疫情溯源問題上，資料的收集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這關系到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裡找到傳染源，切斷傳播路徑，也關系到如何制定防控手段。傳播手段都不知道，你如何設計隔離方案？萬一留下漏洞怎麼辦？如果口糞傳播成立，那麼樓上樓下的光隔離房間是不夠的，還要在馬桶上面想辦法。
其實，資料分析在流行病防控當中有非常久遠的應用，曆史上還有一些相當成功的案例。1850年代，倫敦爆發霍亂，當時主流的觀點認為是這種烈性傳染病是通過空氣傳播的，有一名醫生斯諾，他分解了一個區域房屋的水源，發現死亡的資料和供水路線有高度的相關性。飲用A公司自來水的家庭有1263人死于霍亂，而飲用B公司水的家庭隻有98人死于霍亂，按照每萬戶的死亡率作對比，相差8.5倍。兩個公司為什麼有差別？斯諾追蹤了兩個公司的水源，最後發現，A公司是在泰晤士河下遊取水，而B公司是在上遊取水，當時的泰晤士河已經被霍亂患者的排洩物污染了。由于快速認清了霍亂的傳播管道，倫敦這一次霍亂得到較快平息，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1904年廣州霍亂流行，當時的女醫生張竹君用了同樣的思路應對，她認為患者嘔吐穢物污染了江河水源，擴大了疫情傳播，建議當局用船從廣州郊區運水。兩廣總督采納了她的建議，派出軍艦拖水供市民飲用。幾周之内，疫情就被控制下來，成為中國流行疫情防控曆史上的經典案例。
回到我們目前面對的疫情，SARS-CoV-2的傳播已經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傳播力在減弱嗎？緻病性有沒有變化？我們需要清清楚楚的資料，才能得出結論，從目前情況看，存在輕症感染，還存在無症感染，這都增加了分析的難度。
辦法也有。據多個新聞報道，已經有抗原抗體檢測試劑在量産，通過一滴血，幾分鐘就可以查出患者的抗原抗體。有IgG抗體的可能是過去受過感染，有抗原的或者有IgM抗體的則是正被感染，以及多少人無症或輕症帶病毒都可以檢測出來。這種檢測方式，收集的資料不僅快、準，而且分析價值也高，但面廣難度大，我建議，我們要盡快着手，不怕麻煩，可以從幾宗病例或者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居民小區入手，盡早收集多一個傳播全鍊條的資料以供分析。
理論上說，隻要方法得當，我們可以從資料中得到足夠多的知識，疫情防治是一門科學，需要嚴格按照科學規律辦事，不放過任何一個疑問，不放過任何一個未解之迷，隻有掌握詳盡的資料，才能得出準确度高的結論。這是與死神在賽跑，馬虎不得，猶豫不得。
加缪在總結人類應對鼠疫的經驗時，指出“與鼠疫鬥争的唯一方式隻能是誠實”。 我認為，誠實就是說真話，即實事，經過疫情初期的應對，我們都認識到了說真話的價值，但說真話顯然還不夠，還要再加上資料的思維，就是“求是”，即通過全面細緻的資料尋找規律。說真話加上資料思維，就是“實事求是”，大資料時代的實事求是，也可以說是“實數求是”。真理要從數中求，沒找對方法，即使“毫不放松抓緊抓實抓細”“堅決打好”“絕不允許”，也會事倍功半。我相信全面貫徹資料思維，再加上誠實，一定可以快速切斷病毒的傳播，事半功倍，在最短的時間内戰勝疫情。
來源：塗子沛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