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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的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旅大市（1981年改稱大連市）某棟居民樓的住戶們發現，樓裡又搬進來一戶新鄰居，是一對穿着光鮮的夫妻領着四個孩子。男主人很熱情，還沒等人詢問就自我介紹說他名叫蒲大吉，是個買賣人，來東北做點小買賣，定居在旅大，今後就和大家當鄰居了，還請互相關照，雲雲——
住在對門的谷美娟打量着這一家人，看他們都穿着嶄新且是當年最新款式的料子大衣，看起來是真的很有錢。
1955年初，蒲大吉幹了件讓整棟樓的居民目瞪口呆的大手筆——他花錢将一整棟樓都買了下來，當起了房東，而樓裡原先的其他居民都成了蒲大吉的房客。不過，蒲大吉倒是沒有因為身份的轉變而有所變化，待人照樣和和氣氣，彬彬有禮，收的房租也很公道合理，十五六家住戶每月的房租按照房屋大小，小戶隻收一進制錢，大戶也隻收兩元錢，總共加起來也就二十多元錢的樣子，比起舊社會狠心的“東家”要有良心得多。
儲存到現在的旅大地區老式俄式居民樓
谷美娟不止一回聽過蒲大吉聲淚俱下地訴說他在解放前的“血淚史”：“解放前，我做過買賣，受過敵僞漢奸的迫害，還要過飯、逃過荒，爹媽都死在逃荒的路上，我是被一家好心的商戶人家收留才逃了一條命。那家人真好啊，不但給我飯吃，教我認字，還把女兒許給我當婆娘……”
這段話谷美娟已經聽得耳朵起了老繭，蒲大吉在說這段話的時候總是特别投入，說到悲慘之處時還會恰到好處的擠下幾滴淚。但就是單方面傳送，不管你愛不愛聽，他總會這麼講給你聽，一說就能說老半天，直說得人心煩，往往沒等蒲大吉講完就借口離開了。
但谷美娟是個國中畢業的“知識分子”（1955年那會兒文化掃盲運動剛剛普及到高小、也就是國小四年級、五年級和六年級的階段，念過國中的基本就可以算是“知識分子”了），再加上她是個家庭婦女，平時在家裡就是做家務，有大把的時間聽人扯閑篇，是以蒲大吉的這段“背書”她是一個字不差地全都聽全了，時間一長她都會背了。
五十年代掃盲運動中學習文化的家庭婦女
可是，聽熟了後谷美娟琢磨出這話中的不對味來——從蒲大吉這段絮叨式的訴說中，有時也能聽出一句半句的反動言論來。此外，聽他的描述，解放前他過得慘兮兮的，解放後也就勉強算個溫飽，但為什麼會穿戴打扮得如此闊氣？自打他們夫婦帶着孩子來到旅大後，就沒看他們出去幹過活。聽他們說是靠收房租也夠過日子了，可是就這棟樓的房租收齊了也就每月不到30塊錢，怎麼能供他們一家六口人吃香喝辣的一個月？難道蒲大吉他在别處還有房産？那買房子的錢又是從哪裡來的？
随着懷疑越來越大，谷美娟坐不住，在一天借着上街買菜的機會跑去轄區的派出所，對着接待的民警，指名道姓要找派出所的劉所長，聲音之洪亮直接把接待她的女民警給鎮住了，忙不疊地将劉所長喚了出來。然後，谷美娟一五一十地将她對這戶新搬來才幾個月的對門鄰居兼房東一家的懷疑全都說了出來。
55式男式警服
55式女式警服
劉所長認為谷美娟的懷疑很有道理，于是囑咐她要多利用串門的機會查探虛實，争取從蒲大吉的老婆和孩子為突破口争取查清蒲大吉的底細……
某天，谷美娟又到蒲大吉家串門，當時蒲大吉不在家，隻有蒲的妻子正在桌子旁看一本書。當看到谷美娟一腳跨進門檻時，立刻慌張地将正在看的書換了下來，還沒等她将這本書遮掩起來，谷美娟就已經走到她跟前。
“蒲家嫂子，你在看什麼書啊？給我看看好不好？”谷美娟故作親熱道地。
蒲大吉的妻子明顯有點不高興，随手拿了本1953年上海錦章書局版的《紅樓夢》丢在谷美娟跟前：“看吧，紅樓夢。”
1953年上海錦章書局版的《紅樓夢》
“這本紅樓夢我已經看過了，我說的是那本。”谷美娟直接指着蒲大吉的妻子剛剛放在桌子上沒來得及遮掩的那本封面全是外國文字的書問道。
“這，這是我從舊貨市場上買來的舊書，準備包東西用的。”蒲大吉的妻子顯然有些心虛。
谷美娟沒說什麼，也不再堅持要看，但是心中又打起了一個問号：用來包東西的舊書你還看得那麼入神，現在你又不承認了。能看懂外文書的人，居然會嫁給蒲大吉那個自稱要過飯的人，真是怪事，背後一定有問題。
……
沒過幾天，平時穿着考究的蒲大吉突然換了一套破舊衣服，做起了給人鑲玻璃的生意，每天背着個裡面裝有六七張玻璃的箱子早出晚歸。但是細心的谷美娟發現，他每天帶出去的玻璃都是同樣的這幾張。一開始谷美娟還不能确認，但是看多了就越發确認就是同樣的幾張玻璃，甚至每一張玻璃的特征她都能辨認出來。
然而五六天後，蒲大吉又沒了蹤影，好幾天都沒有回家。上哪去了呢？
谷美娟本來想直接找蒲大吉的老婆去打聽一番，但回頭一想，蒲大吉的老婆肯定不會跟她說實話，他們夫妻肯定穿一條褲子，根本不可能了解出什麼有價值的情況。但要就此作罷以她谷美娟的性格是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的。于是谷美娟玩了一手“曲線救國”，她發現有幾個鄰居的女眷和蒲大吉的老婆關系比較好，平素時常來往。于是就找她們去打聽，聽到的說法是：蒲大吉去金州鄉下去給人鑲玻璃，刷房子去了。
50年代農村修房的場面
刷房子？就蒲大吉那細胳膊細腿的能刷幹這種粗活，分明是“挂着羊頭賣狗肉”，背地裡不知道在搞什麼鬼。不久，蒲大吉總算回家了，谷美娟故作關心地問他做這些粗活可是難為他了，蒲大吉瞬間就變得有些尴尬，直說：不難為，不難為。
又過了幾天，有郵差給蒲大吉家送來一張從聽說是從國外來的彙款單，拿到這張彙款單後，蒲大吉兩口子就非常怕人。在那個年代從國外彙款絕對是稀罕事，出于好奇來詢問他們的街坊鄰居絡繹不絕，而蒲大吉兩口子總是支支吾吾地避開話頭顧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正面回答。
這些可疑情況，谷美娟均一五一十地報告了派出所劉所長，并提出了自己的疑問：蒲大吉這兩口子會不會是敵人派來的特務？劉所長認為谷美娟的猜測不是沒有道理的，于是将情況上報給市局，旅大市警察局極為重視，立即組織力量對蒲大吉夫婦立案偵察——
經過對蒲大吉的那張彙款單的留底檔，發現彙款單來自香港，通過公安部的内線查詢卻發現寄出的位址查無此處，于是立即抓住這條線索深入追查，結果發現寄出這張彙款單的是一個設在香港的所謂非盈利的資訊咨詢機構，再往深裡查就發現這根所謂的資訊咨詢機構背後的背景就是臭名昭著的“西方公司”——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在香港的皮包公司！原來，蒲大吉還真是個受美帝國主義特務機關訓示潛入旅大活動的特務！
在搜集到确鑿的證據後，旅大市警察局公安隊的公安戰士于1955年5月的一天全副武裝地突襲了蒲大吉家，将蒲大吉夫婦當場逮捕。
50年代的公安民警
押回市局過了一遍堂，蒲大吉“夫婦”就對他們受“西方公司”指派以夫妻的名義潛入旅大地區，專門搜集旅順軍港的軍事情報和大連港的吞吐量等經濟情報；指令就隐藏在外文書的單詞中，在特定的單詞或字母上作标記，連讀起來構成完整的指令。由于蒲大吉不懂英文，則由扮做蒲大吉妻子的女特務負責翻譯，由蒲大吉負責外出刺探情報，情報到手後也由這個女特務反向操作翻譯成英文後分散标注在英文書的單詞和字母中郵寄到廣州并有專人接應并送到香港。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一共成功送出了兩次情報，幸虧被發現得及時，否則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
順便說一句：蒲大吉“夫婦”的帶着的四個孩子中有三個和他們并沒有任何血緣關系，是在香港被收養的孤兒，隻有最小的那個孩子是他倆在香港受訓的時候假戲真做的“結果”。也正因為有這麼個親生骨肉，他們才表現得像一對真正的夫妻那樣，騙過了很多人。
最終，蒲大吉因間諜罪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他的“妻子”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