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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看懂北宋王朝興衰史

作者:曉張說

北宋的曆史已經講了很多, 但是出于筆者本人的強迫症, 照例還是要補上這麼一篇,以友善讀者朋友們大緻了解整個北宋概況。

公元960年,北周殿前都檢點趙匡胤在陳橋驿發動兵變,稱帝建國, 國号取其任職地宋州(商丘)的宋字,建立大宋朝。史稱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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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是後周武将出身,自然對武将的權力非常忌憚, 不僅是後周, 整個五代十國時期, 各國各代頻繁發生武将篡權的事 ,是以這個根深蒂固的傳統讓老趙夜不能寐, 于是就有了杯酒釋兵權。

杯酒釋兵權主要解除的是中央禁軍将領的兵權, 随後趙匡胤頒布了一系列規定, 從中央禁軍到地方軍政大員節度使,都逐漸被架空,武将專權的曆史現象就此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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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趙匡胤

簡單概括一下過程。

第一,中央層面,讓将領和禁軍之間輪動起來,基本是三年以更換, 盡量避免武将和士兵之間結成忠屬關系,同時帶兵的不負責出兵,出兵的平常不帶兵, 将領統兵,文官控制的樞密院負責出兵,先分權再集權于皇帝。

第二, 把地方軍隊戰鬥力強悍的士兵抽調到中央禁軍,增加禁軍戰鬥力, 是以中央禁軍後來越來越多, 水浒傳裡所謂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 背後反映的現象就是, 一個國家的首都禁軍人數居然達到了八十多萬人(實際大概六十七萬)。

第三,地方上,将原本大權在握的節度使的權力一分為三, 财權、行政權、軍權分别拆分。一個典型的現象是, 以前節度使畢竟是地方軍區司令員, 還同時是地方行政長官,甚至還獨立負責征稅, 沒關系, 到北宋這時候都給終結了。節度使到北宋時期逐漸成為一個虛職。

以上三條基本可以概括為北宋立國的核心思想, 即重文輕武政策。

重武輕文的極緻,就是一個三品武将碰到一個五品的學士,還要先行行禮。

是以北宋的軍隊戰鬥力走勢基本是一路走低的, 宋軍的高光時刻就是滅掉五代以來的其他割據政權,統一全國。完事以後就廢了,而且是越來越廢。

趙匡胤走後, 二代皇帝趙匡義搞過兩次北伐, 試圖收複當初被兒皇帝石敬瑭送給契丹的幽雲十六州。不幸的是結果都失敗了,幸運的是契丹人趁機南下擴大戰果, 否則搞不好宋朝國運就此熄火了。

幽雲十六州之是以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是因為這地往南是廣闊平坦的華北平原,無任何關隘防守, 契丹騎兵可以直達汴京城下。是以失去幽雲十六州就意味着中原漢地的北宋時刻處于北方契丹人的武力威脅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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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雲十六州

主要原因是契丹本身也實在是弱雞,大哥不說二哥, 這一點我們日後單獨再講。

趙匡義第二次北伐失敗以後, 北宋對收複幽雲十六州就徹底失去信心,從此開始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 兩家邊境摩擦不斷, 但主要都是契丹人欺負宋人。

第三代皇帝宋真宗的時候,契丹人出了個蕭太後, 這位老太太不在家相夫教子, 專門琢磨這怎麼勵精圖治, 然後等内政穩定南下胖揍北宋。

公元1004年, 這位老太太帶着他的皇帝兒子南下親征, 宋真宗在宰相寇準的極力忽悠下也勉強禦駕親征, 雙方在澶州(今濮陽西)形成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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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澶州和汴京的距離,已經是相當近的了

宋真宗的禦駕親征讓前線将士士氣大振,各地軍民群起響應者十幾萬人, 反倒是契丹人由于孤軍深入, 後勤不足, 加上各地軍民對其供應線的騷擾, 偏偏前線主将還被澶州城機動的守軍一個弩箭不小心射死, 于是蕭太後就琢磨着打算退兵。

其實這種事在57年前的五代時期發生過一次, 當時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滅掉後晉,甚至還在東京(汴京)改國号為遼, 然後還是因為站不住腳跟敗退而去, 其本人也在歸路病死。

面對蕭太後的提議, 本就膽戰心驚的宋真宗馬上回複道, 行啊, 太行了, 我大宋也不是窮兵黩武的人, 咱們直接談條件吧。

然後雙方約為兄弟之國, 北宋皇帝為兄, 契丹皇帝為弟弟, 作為兄長, 大宋皇帝每年給契丹皇帝發紅包,賜絹布,開埠通商。

這就是北宋曆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一場戰争打下來, 雙方一不小心打成了親戚。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40年之後的和西夏的議和中, 本質上是雙方互相打不死對方, 但是都打的精疲力盡, 于是雙方坐下來心平氣和的談個條件,從此握手言和。

差別是, 宋遼為兄弟之國,宋夏為君臣之國。西夏去帝号, 稱臣。

這兩次合議本質上是北宋重文輕武的一個惡果, 重文輕武嚴重制約了北宋軍隊的武力值, 導緻對外戰争屢戰屢敗,不過因為對手水準也不咋的, 是以半斤對八兩, 誰也吃不掉誰, 是以造成北宋這種中國古代曆史上最迷你的“大一統王朝”。

你要說它是大一統吧, 他連北京城都丢了, 你要說它不是大一統吧, 他又占據着整個漢地(除了幽雲十六州)。

言歸正傳。

重文輕武的另一個衍生品,就是文官隊伍空前龐大, 北宋的科舉取士數量是曆朝曆代之最,加上動不動就搞出來的恩蔭制度,文官以及文官的親屬子弟也一并封官, 就是吃官饷。導緻官僚機構龐大低效,人員衆多,造成嚴重的冗官現象。

是以北宋是典型的文人治國, 文官的地位是最為穩固和崇高的, 比如跟皇帝吵個架擡個杠啥的 ,都不是啥問題。你看曆史劇裡邊北宋上朝的時候, 大臣基本是不跪拜的, 跟後來的明清時期, 大臣們動不動就五體投地趴在地上自稱奴才,完全不是一個地位級别。

是以北宋文官之間, 政治鬥争失敗者主要是貶官下放, 很少動不動就抄家滅族。

再比如像宋江這種诏安的事情, 放在後來的明清時期基本也不可能, 造反

抛開冗官這個政治包袱不談, 這一點還是非常值得拿出來吹噓一下的。

為了削弱地方軍力, 增強中央軍力, 大量地方軍隊中的精壯士兵被抽調進入禁軍,導緻中央禁軍數量逐年遞增, 從一開始的十萬餘人到中後期的七十多萬,相當于大半個汴京城的人口。

當然了,由于吃空饷的存在, 八十萬禁軍裡邊實際上有多少士兵也是個曆史懸疑問題。

不僅如此, 遇到天災導緻大量饑民的時候,政府還經常搞以軍代赈,将大量吃不飽飯的男丁編入軍隊,這樣饑民即有了飯吃, 社會上也減少了不穩定因素, 是以北宋雖然底層生活壓力巨大, 甚至小規模起義也層出不窮, 但很難形成那種星火燎原之勢。

甚至還有人占個軍籍吃空饷, 找人代為參軍,然後自己天天出去浪蕩。

代價就是軍隊戰鬥力越來越差,軍紀敗壞,大量士兵淪為官員私人差役,水浒傳武松在武大郎被毒死以後, 回來宴請王婆和潘金蓮, 負責買菜做飯的就是武都頭手底下的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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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傳中端菜做飯的軍士

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就是典型的冗兵問題。

冗兵要吃飯, 冗官更要吃飯, 還要消遣, 是以就導緻第三個問題, 冗費。

到第四代皇帝宋仁宗時期, 全國的軍隊總人數居然達到140萬左右, 每年用于養兵的費用達到财政收入的七成,堪稱世界各國有史以來之最了。

三冗問題簡單來說, 就是任用了一大批沒用的臣子,招了一大群沒用的兵, 花了一大把沒用的錢。

相比較于冗兵和冗官帶來的巨大開支, 其實每年給契丹人和西夏的紅包,反而不算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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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北宋政府對于如何搞錢非常的重視, 在對契丹人和西夏人的通商中, 北宋政府發現這是一個來錢非常快的方式,于是另辟蹊徑,放開政策鼓勵國内商業發展, 商業的繁榮促進了北宋财政收入的增加, 一個半壁江山的北宋,其财政收入居然超過明朝财政收入的十幾倍。

作為一個封建農業帝國, 其商業稅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 居然達到70%以上, 完勝農業稅, 簡直是農業社會一大奇觀。

完全就是一個封建商業帝國。

是以北宋王朝的一大特點就是, 商業發達, 财政收入高,但由于三冗的問題, 巨額的财政收入馬上又不得不花出去, 花出去的錢最終還要被用于消費, 反過來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簡直就是某種意義上的現代政府搞擴張型财政/稅收政策的翻版。

是以你說這個王朝藏富于民沒錯, 你說他積貧積弱也沒錯。

因為錢都花出去了, 政府手裡其實沒有太多的結餘,日子過得非常拮據。

到宋仁宗時期, 又碰上對西夏用兵的失敗,定川寨之戰宋軍大敗, 西夏軍隊長驅直入,中原震動。建國不到一百年的大宋朝土地兼并到此也日益嚴重, 農民起義層出不窮 “一年多于一年,一夥強于一夥”, 北宋王朝面臨着嚴重的統治危機。

當時,已有一些官員感到危機的嚴重,北宋著名的文學家富弼就曾說:“自此以往,隻憂轉熾,若不早為提備,事未可知!”

是以就有了參知政事(相當于宰相)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慶曆新政的核心思想就是整頓吏治, 嚴格官員升遷考核,獎勵能員,罷免不才。

1043年10月,新政在宋仁宗的支援下開始實行。據說在審查各地轉運使名單的時候,老範親自把關,發現不稱職的一筆勾去,富弼在一旁看的心驚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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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

富弼 在其側雲:“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仲淹回答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不出意外的是果然不出意外, 這種新政必然要得罪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很多靠着關系晉升的官員深恐自己被裁掉,于是紛紛指責範仲淹等變法派在搞小圈子, 專業叫法叫“朋黨”,诽謗新政的言論越來越多。

宋仁宗耳根子軟, 時間一久也開始動搖了。

到第二年5月, 随着變法的深入,範仲淹和韓琦奏請擴大相權, 由參知政事掌管軍事和官員升遷事宜,将變法推進更深一層。

這一步很快被人攻擊成“欲行伊霍之事”,甚至連廢立诏書都給搞出來了。

伊霍,就是商朝的伊尹和西漢的霍光, 代指權臣廢立國君的行為。宋仁宗雖然沒有相信,但是老範已經被吓到了,事情搞到這一步, 已經沒法進行下去了。搞不好最後落個謀反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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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仲淹畫像

于是,範仲淹自請出京放任外地。1045年正月二十八,老範和富弼同時去職,到地方擔任知州。

次日,杜衍罷尚書右丞, 出知兖州。

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 出知揚州。

八月二十一日, 歐陽修罷轉運使, 知滁州。

至此, 變法派全部被排擠出局,曆時一年多的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平心而論,老範的變法其實僅僅算得上微小的一種改革,談不上什麼深度, 但即便如此, 依然免不了失敗的命運。

可見當時北宋王朝的改革之艱難。

這種局面持續到第六代皇帝宋神宗即位,這位是北宋王朝少有的胸懷大志的一位皇帝,《宋史》裡說他,幼年時便“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立志“雪數世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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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已經頗有社會影響, 沒錯, 王安石早在1058年進京述職的時候, 就曾向宋仁宗上過一次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闡述自己的變法主張,在各地有識之士中頗有影響力,即位前的宋神宗對王安石頗為仰慕, 是以1067年即位以後火速提拔王安石為參知政事, 命他放開手腳放心幹, 安心主持變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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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1069年,變法開始,這就是曆史上大名鼎鼎的王安石變法,又稱”熙甯變法“。

變法的核心思想就是搞錢,開源節流。 畢竟大宋朝當時最緊迫的問題就是缺錢。

總體來講, 王安石的變法實際上是一種财富重新配置設定,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财政,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财”的對象。

用現代時髦的說法就是, 變法并不是考慮做大蛋糕,而是搞存量蛋糕的重新配置設定。實際上是損下益上的一種行為。

是以, 幾乎可以确定的是, 王安石的變法得罪了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也就喪失了執行下去的社會基礎。

這就導緻變法的效果大打折扣。

說白了, 不僅官僚集團反對, 商人集團反對, 連底層的農民也反對變法。1072年,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

唯一支援變法的, 就是站在王安石背後的那個頗有理想情懷的年輕人、帝國的最高上司者宋神宗。

為了支援王安石變法, 宋神宗不惜與天下為敵, 不僅是朝中大臣反對, 就連他的皇後向氏、太後高氏、太皇太後曹氏等後宮天團都站出來哭訴反對變法。

當然,鑒于這些各種後都是出自官宦世家, 是以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些女人是因為娘家利益受損而跳出來反對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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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已經不是所謂無能小人站出來反對變法了, 甚至如蘇澈、司馬光等當時頗有名望的大臣也站出來反對新法。最最讓人絕望的是, 曾經作為王安石副手主持“慶曆新政”的韓琦,此刻也對新法表達了反對的立場!

1076年,王安石的兒子去世, 白發人送黑發人,王安石精神受到極大刺激, 再也無法集中精力過問政事,宋神宗隻好同意王安石的請辭,至此直到1086年去世, 王安石再也沒有回過汴京。

神奇的一幕出現了, 王安石罷相以後,作為站在王安石背後的男人, 宋神宗居然頂着各方面的壓力, 從幕後走到前台,親自主持變法的進行。這就是著名的“元豐改制”。

這大概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親自下場子主持變法的皇帝。

隻可惜天不假年,1085年年初,雄心壯志的宋神宗在内外交困中突然病倒,預感自己不久于人世的他開始準備後事, 立太子, 将朝政委托給皇太後處理,三個月後, 這位38歲的皇帝帶着深深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

9歲的太子趙煦即位, 是為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高太後攝政。宋神宗耗盡一生心血的新法, 在他死後不久, 就被他的母親高太後全部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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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缸的司馬光, 也是守舊派的靈魂人物

宋神宗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渴望将國家打造成漢唐盛世那樣的王朝,隻可惜壽命實在太短暫了,如果曆史能夠多給他三十年生涯, 搞不好曆史上機會多一位雄才大略的大帝,大宋朝的命運不會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不堪。

王安石變法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 且不說新法是如何損下益上,奪民之财,客觀上将新法确實讓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長,并且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宋史》雲:“熙甯、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

《文獻通考》記載:改革前的國家稅收,皇佑(宋仁宗年号)中降到338457石,治平(1064年——1067年)中回升到1230萬石,而改革後的熙甯十年(1077年)劇增到5210萬石,即使與治平時相比也增長了4倍。中央積蓄的錢粟,“數十百巨萬”,作為戶部的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這個變化實在是巨大的。

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也或許是因為長大親政以後的宋哲宗對老祖母的逆反心理,這位皇帝十七歲親政以後,罷免舊黨人士,提拔支援變法的章惇、曾布等人, 新法的部分措施得以繼續推行。

但是這位略有雄心的皇帝依然短命 ,親政後八年, 就在25歲的時候病逝了, 比他的父親還要短命。

怎麼講呢,我們慣常了解整個北宋王朝積貧積弱, 由此及彼, 大約也覺得北宋的皇帝除了太祖也都是宋徽宗宋欽宗這樣的貨色。常常忽略了在北宋王朝的内外交困的中後期 , 還曾出過兩位志向遠大勵精圖治的父子皇帝,且不說放眼整個大宋朝, 即便是在整個古代王朝中, 這兩位也是不多見的兩位英明君主。

遺憾的是,曆史沒有給他們名留青史再造中興的機會。

宋哲宗去世以後,即位的宋徽宗沉迷于道教, 将政事委托給老祖母(沒錯, 就是那個活了四朝皇帝的高太後),新法再次被廢除。

新法的反複存廢,其實帶來了另一個非常負面的影響, 即朝野的分裂,從宋仁宗開始, 北宋朝野分為革新派和守舊派, 新舊兩派互相攻讦,排擠,嚴重加劇了北宋王朝的政治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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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熟悉的王安石和司馬光算是北宋兩大名臣了, 私下兩人是朋友,但是在政治上是水火不容的政敵。大文豪蘇轼因為《烏台詩案》被貶黃州,實際上也是遭到了朝中革新派的打擊所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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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有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不殺士大夫”的國策,這些内鬥才沒有造成殺戮。

但大宋朝卻是真的沒救了。

公元1114年, 女真人在東北白山黑水間崛起,打出誓師反遼的口号,随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連續攻破遼軍。北宋也打破澶淵之盟以來契丹人和漢人之間一百多年的和平, 與女真人簽訂“海上盟約”,以燕京回歸宋朝為籌碼,宋金合力攻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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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的是, 童貫帶着十幾萬宋軍,面對的隻是被金軍擊敗的遼軍殘餘 ,但是不堪一擊的宋軍仍然在燕京城下被遼軍擊敗。

見識到宋軍戰鬥力低下的金軍頓時胃口大開,在滅遼(1125)的次年即揮師南下, 圍攻汴京城。1127年正月,吓破膽的宋徽宗和宋欽宗不顧各地勤王之師正紛紛趕來,居然進入金營請降,金軍擄走徽欽二帝以及後宮皇子妃子宗室3000多人北歸。北宋從此滅亡, 史稱靖康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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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欽二帝被掠去後,于1135年和1156年死于金國,似乎驗證了那句“謀人國者,人必謀之”的詛咒。

靖康之變以後,宋徽宗第九子趙構因為在外招兵勤王而幸免于難,不久在孟太後的主持下在應天(商丘)即位,但依然免不了被金軍搜山檢海的追殺, 最後逃到臨安(今杭州)落腳。

南宋就此建立。

一個新時代來臨了。

下一篇文章我們就講講,女真人是如何迅速崛起以及又如何迅速跌落神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