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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錢與賄賂、賣官鬻爵往往是同時存在的現象。A錢是一種常見的政治腐敗現象，以至于一提到政治腐敗，往往就會與A錢聯系在一起。
在韓非子看來，臣下往往會利用手中的職權便利，侵吞、竊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家财物。他認為“重臣”是“耗國以便家”，即耗費國家财富來充實自家的實力，最後造成“公家虛而大臣實”的嚴重結果。
一、結交外國，恐吓君主。
在韓非子生活的時代，列國間時而合縱，時而連橫，互相攻伐，戰争頻繁。是以，與諸侯國的外交關系成為當時君主治國需要慎重處理的問題。
而臣下正是利用這一點，暗中勾結其他諸侯國來恐吓本國的君主，利用其他諸侯國的勢力來鞏固自己在國内的政治地位，不惜犧牲國家的利益來換取個人的私利。
韓非子在《八奸》篇中将臣下勾結諸侯國的行為稱之為“四方”，列為“八奸”之一。所謂“四方”，具體而言，就是臣下勾結大國的軍隊聚集在邊境上來挾持自己的君主，或者屢次招來大國的使者來恐吓自己的君主，或者挑起國與國之間的戰争來威脅自己的君主。
而臣下在挑起事端之後，往往以一幅忠心耿耿、為君主排憂解難的形象出現在君主面前，主動請纓與外國斡旋，解決外交紛争，化解政治危機，進而赢取君主的信任，使君主對自己言聽計從，進而撈取個人私利。
韓非子在《内儲說下》篇中列舉了公孫、翟黃、大成牛、司馬喜、呂倉、宋石、白圭等人暗中勾結外國勢力來要挾本國君主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
在韓非子看來，臣下勾結外國勢力是為了給君主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在與諸侯國交往方面，“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進而提高自己在國内政治中的話語權和重要性，讓君主重用自己。
韓非子認為，臣下結黨營私會導緻臣下形成龐大勢力，這會對君主的統治地位造成極大的威脅，同時也可能引發臣僚間大規模的黨争，威脅現存政治秩序的穩定。
他把那些結黨營私、破壞國法、勢力龐大的大臣稱為“重人”、“當塗之人”、“貴重之臣”，也就是通俗所說的權臣。在韓非子看來，權臣能夠形成朋黨的原因是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思，通過察言觀色，阿谀奉承，迎合君主的喜好來擷取君主信任，讓君主放心地重用他。
一旦權臣得到君主重用，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安排自己的家屬和心腹來占據朝廷中的重要職位，培植效忠于自己的私人勢力，拉攏其他官吏與他同流合污，進而建立自己的小利益集團。
為了維護自己的私利，權臣往往打壓反對自己的政治力量，排斥忠良賢臣，特别是對智法之士進行殘酷迫害。并且，伴随着權臣結黨營私行為進行的往往是蒙蔽君主。
權臣為了更好地結黨營私，防止君主發現其圖謀，權臣往往與黨羽形成攻守同盟，狼狽為奸，一同蒙蔽欺騙君主。韓非子認為，君主有五種被蒙蔽的情況，他稱之為“五壅”。
權臣結黨營私，遮蔽君主，往往會使其逾越自己的權限，進而淩駕于君權之上為所欲為，專擅獨斷，使君主大權旁落。在權臣大權在握的情況下，國外的諸侯和國内的人們都會為權臣奔走效勞。
韓非子在《孤憤》篇中分析了諸侯、大臣、左右、學士都為權臣效勞的現象，并将這四種人稱為“四助”。總之，在韓非子看來，如果權臣專權，一手遮天，君主卻不加禁止，這隻會造成人們紛紛投靠權臣，替權臣辦事，而不向君主效忠，這無疑對君主的權位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二、犯上作亂，劫君弑主。
在春秋戰國時期，發生臣下犯上作亂，劫殺君主的事件是比較頻繁的。韓非子引用當時史書的記述來描述這種狀況：“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而取國者衆矣”。
據學者統計，在春秋戰國時期，僅周、魯、齊（呂、田）、晉、韓、趙、魏、楚、秦、燕11國的236名君主中，非正常退位的君主比例為28.4%，而齊（呂）、晉等國的比例則幾乎高達50%，導緻君主異常退位的原因最主要是君位争奪（65.2%）。
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原有的君臣關系已經受到劇烈沖擊和破壞，當時社會普遍呈現出皇帝的位置不固定的現象，臣弑君、君主亡國等事件頻繁發生，屢見不鮮。韓非子引用了當時的一句諺語“厲憐王”來形容當時君主的危險處境。
“厲”是一種癞病，在這裡是指生這種癞病的人。“厲憐王”本意是指生癞病的人憐憫君主。言外之意就是說君主的痛苦比生癞病的人還厲害，因為生癞病雖然痛苦不堪，但是與君主受到劫殺的處境相比，往往還好很多。
當時的君主死于非命的方式衆多，比如被砍死、餓死、等，可見當時君主是一個高危職業，随時有生命之虞。韓非子在《奸劫弑臣》中舉了齊莊公被崔杼砍殺、趙武靈王被李兌餓死、齊泯王被淖齒抽筋等曆史事例來說明這一點。
三、解決君臣沖突的嘗試：尊君
正如前面所述，韓非子認為君臣關系是錯綜複雜的，君臣之間既存在合作又存在沖突。不過，他更強調君臣沖突的一面，帶有誇大君臣沖突的傾向。韓非子将君主身邊的臣下都視為是君主的潛在威脅，他們時刻都有動機來侵奪君主的權力。
這些臣下對君主的權力帶來巨大的挑戰，君臣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條件下會發生君臣易位。為了應對臣下給君主帶來的威脅，確定君權不至于旁落，韓非子提出了絕對尊君的主張，力主君主專制集權，削弱臣下勢力。
在他看來，君臣之間的沖突能夠得到協調，實作君臣合作，是存在前提條件的，那就是臣下必須要“尊君”。顯然，韓非子試圖通過尊君的方式，高揚君權，讓君主擁有無上威權，而臣民對君主必須惟命是從，進而讓君主取得壓倒臣下的權力優勢，将君臣沖突中臣下給君主帶來的威脅降至最低程度，最終達到鞏固君主統治地位的目的。
由此可見，韓非子試圖尊君的思路來解決君臣沖突，采取張揚君權、抑制臣權的政策，将君臣沖突壓制在一定範圍之内，避免沖突危害到君主的統治以及政治系統的正常運作。
雖然君臣之間有互利的存在，但是法家更突出看重君臣沖突的一面，重點關注臣下給君主帶來的威脅。韓非子之是以聚焦于君臣沖突，這與他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曆史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
當時禮崩樂壞，宗法制趨于解體，原有的君臣關系受到劇烈沖擊，君主受到來自臣下咄咄逼人的威脅和挑戰，很多君主喪失了權力，甚至有的君主就連自身性命也難以保障，出現了很多以下淩上、以下弑上的事件。
君權處于危機之中，這導緻當時的君臣關系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态。據學者統計，在春秋時至少發生了六十起以上弑君事件，以及二十二起逐君事件，而戰國時發生的弑君事件則有八起，其中臣弑君的有六起，比春秋時大大減少。
從春秋到戰國，發生弑君事件的次數趨于減少，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君主權力經曆了從衰落到複興的過程。這與戰國時各諸侯國進行的變法改革息息相關，這些變法改革包括廢除世卿世祿制、以郡縣制取代分封制等内容，增強了各諸侯國國内的政治穩定性。
不過，雖然戰國時代發生的弑君事件較少，但是君主依然面臨着國内大臣篡位奪權的嚴重威脅，一些諸侯國發生篡位事件。
在變法高潮過後，各國國家政權中相繼出現了宗室貴族專權的現象,在戰國七雄中，韓、楚兩國的宗室貴族長期專權的現象最為突出，這嚴重威脅着君主的統治。韓非子所在的南韓，自韓宣惠王起，南韓的國政一直掌握在宗室貴族手中，其中公仲和公叔先後在南韓專權時間長達五十多年。
韓非子對這種宗室貴族專權的現象進行過激烈的批判，其中大部分是針對南韓的政治現狀而發，比如在《孤憤》篇中，他痛斥當時的君主“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是以“當塗之人擅事要”，導緻“主上愈卑，私門益尊”，那些懂得治國安邦的法術之士卻命運悲慘，“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
韓非子将專權的大臣稱為“重人”，認為這些“重人”對内徇私枉法，侵奪君權，對外勾結諸侯，要挾君主，使得南韓政治黑暗，國家危亂。
作為一名思想家，韓非子傾向于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場上，從維護君主利益的角度去考慮當時的政治問題。他的政治理論是建立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而不是從理想主義的角度來建構的。
他已經認識到君主權力的衰弱是危及政治穩定的主要症結，是以他關注的焦點是如何解決政治實踐中君主權威所面對的種種挑戰，特别是解決南韓存在的大臣專權的問題。
為了找出解決君臣沖突的秘訣，韓非子注重從以往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他深入研究了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各種臣弑君、子殺父以及君主身死國滅的曆史事例。
通過對曆史事件的梳理和總結，韓非子認為君權衰弱是君主受到臣下侵犯的主要原因，也是國家出現政局不穩、社會動蕩和國家危亂現象的症結所在。
在他看來，臣下能夠劫君弑主固然有諸多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君權衰弱，臣下勢力過度膨脹，造成君主大權旁落，進而形成君弱臣強、幹小枝大的局面，使得臣下能夠侵奪君權。一旦有機可乘，臣下就會犯上作亂，劫持控制君主，将君主的權力架空，讓其形同傀儡，甚至進而殺害君主，篡奪君位。
《韓非子》一書的内容，幾乎完全聚焦于維護統治者權威的需要，并一再警告君主他所面臨的種種威脅。
他以曆史事件為例來論證說明這一點：商朝滅亡、周朝衰微都是因為手下的諸侯過于強大，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事件的發生都是因為大臣過于富裕。韓非子勸告君主：“腓大于股，難以趣走”。
在《韓非子》一書中，他反複提及兩個史實來警醒當世的君主：一個是田氏代齊，另一個是子罕取宋。田常竊奪獎賞權而齊簡公被殺，子罕竊奪刑罰權而宋侯被殺。正因為如此，韓非子在《亡征》中将君弱臣強的現象列為君主身死國滅的征兆，“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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