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不止不休》上映，引起了觀衆對主角人生抉擇的共鳴，對紙媒黃金時代的集體懷念。圍繞電影的時代背景、故事原型、社會意義等方面的讨論也不止不休。
看理想音頻節目《去電影院的路上》主講人李競菲，邀請《不止不休》導演王晶，來聊一聊電影中的社會議題、創作觀念以及幕後故事。
講述｜李競菲 x 王晶
來源｜《去電影院的路上》
1.
2003年，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
競菲：《不止不休》這部電影的置景裡有BBS、QQ 、諾基亞 6600 ，也出現了一些典型事件，包括非典、神舟五号載人飛船的新聞等等，距離現在有20 年了。有可能對于年輕觀衆來說是有點陌生的，是以想先請你從北漂這個詞來聊一聊，這部電影為什麼選擇了這樣的一個時代來呈現？
王晶：北漂這個詞好像沒有完全從大家的讨論語境裡消失掉。它是一種沒法紮根的、無依無靠的、有一點悲劇色彩的詞。我是03 年到北京的，當時在一個大城市留下來，是挺理所應當的、帶有正面想象的東西。
我們在電影制作過程中跟很多人聊，大家對那個年代的北京的回憶，雖然也沒有買房，也沒有落地生根，但是好像都還挺美好的。
競菲：電影中的故事從私人情感上和你的連接配接，是韓東這個主人公調查記者的職業背景，還是他其實代表了你某一種年輕時代的理想？
王晶：我覺得韓東是一個普通又不太普通的人。他的普通在于他的出身，他的身份，他的生活際遇，可能跟我們很多人是相似的。但他的不普通又在于他的勇敢，他的精神世界可能跟今時今日很多普通人不太一樣。
我一直在說我可能也不是韓東，但我相信有這樣的人存在，我也希望大家看到電影之後相信有這樣的人存在。在一些關鍵的時刻，大家可能會覺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勇敢一點？這可能是這部電影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競菲：看電影前我做了一些時代背景調查，電影中出現的《京城時報》有原型嗎？大家說有可能是《南方都市報》，因為《不止不休》是來源于記者韓福東的一篇報道，是嗎？
王晶：其實我們最早是標明了人物原型的。他出生在黑龍江的一個小城市裡，很正常地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期。高中的時候他的眼睛意外受傷了，導緻他不得以終止了學業。蹉跎了一年後，他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辦法再繼續學業了，必須得設法生存下去。
當時他的朋友推薦他從東北坐火車去福州的一個化工廠裡面去上班。在北京站倒車的時候，為了消磨時間，他在報刊亭買了《南方周末》。報紙上所談論的事情、所呈現的可能性打開了他的一扇大門。他認為自己也是有參與社會議題的的可能性和積極性的。
是以當他在福州的小工廠上班的時候，一邊在 BBS 上發表自己對于社會議題的讨論，一邊也試着以讀者來信的形式給各個報紙投稿。真實世界裡面的韓東，就是因為 02 年給北京的《華夏時報》投稿，在衆多文章裡被主編一眼相中。
主編覺得這個年輕人好像跟他們的價值觀和理念臭味相投，就把他從福州的化工廠請到了北京來，他就成為了一個記者。他大概花了幾年的時間，成為了中國最大的一家都市報的首席記者。當我們在選取這個人物原型的時候，想講的自然是他從 0 到 1 的過程。
競菲：電影中有一個情節，韓東的那支筆飛起來了，很顯然是一個幻想性的情節。那個飛起來的筆又和楊利偉的畫面連接配接在了一起。一個普通的記者和這個意象的連接配接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是怎麼想到要做這樣的畫面設計？
王晶：你剛剛的了解跟我創作之初的想法是一樣的。當我們決定要拍一個以 03 年為時代背景的故事的時候，必然要從我們的集體記憶裡去選取那些典型符号。我隐隐地覺得楊利偉先生成為中國第一個太空人這件事情，承載着一種宏大的集體夢想的叙事。它又好像跟我們電影的主角的叙事是相關的。
有一天，我請導演組的夥伴幫我找一些當年新聞報道的視訊素材。突然發現楊利偉先生在太空裡面，很輕松地玩了很多東西，在呈現那個失重的環境。他手裡那支筆，非常巧合地跟我們一開始給韓東設計的是一樣的。當我看到了兩支一樣的筆，就知道怎麼建立連接配接了。
競菲：對，那個場景有一點超現實，放在這樣一個現實主義的故事裡，我覺得還是蠻大膽的。因為它很有可能破壞我們對這個現實故事的感受。影片的最後一場戲，實際上也是一個漂浮的意象，報紙飛起來了。
王晶：其實是呼應前面的那一次失重。我覺得任何主義或者任何技法都是一個工具而已。作為創作者我本身的标尺應該是事件的真實性和情感的真實性。我覺得作為韓東也好，作為電影的情感線索也好，那一刻筆應該飛起來，這個是情感的真實，那我覺得它就是真實的。
2.
并非“紙媒時代的挽歌”
競菲：電影中韓東來到北京的時間點，恰好是一個紙質媒體很蓬勃的時代。我覺得很有意思，今天我們在回望的時候，好像覺得紙質媒體已經完全不存在了似的，但其實并不是這樣。
大家會覺得這部電影是紙媒的挽歌，我倒不這麼看。反而它在講媒介更疊的時候，大家對公共議題的讨論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介入。我不知道你在處理的時候，是怎麼考慮的？
王晶：确實很多人看完之後說是一曲挽歌，但是我們創作之初沒有這麼想。如果是挽歌的話，可能我們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動力去拍這個東西。一個行業可能會經曆起起伏伏的過程，但我們還是相信那個精神力是永遠存在的。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我一直在說一個詞叫可能性。我覺得那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年代，在紙媒這個行業本身，有都市報的出現，市場化辦報的寬松環境，才給像韓東這樣的年輕人提供了從事這個職業的可能性。包括網際網路 1. 0 時代，大家可以在網際網路上進行一些社會議題的讨論，其實也是提供了可能性。是以其實不管哪個行業，它如果是具備可能性的，它可能就是一個理想的狀态。
競菲：其實說到這個可能性，影片有提到 2005 年的超級事件，就是《超級女聲》。它其實把我們帶入到了一個人人媒體的時代，給了我們機會去對一些公共議題做投票，好像真的有種一人一票的感覺。
我們在電影中看到一個報紙的誕生，要經過很多的流程，像做版、簽版，下了印廠以後好像有一種神聖感。但是今天的資訊時代，我們看上去好像可以更寬松地對很多公共議題發表意見了，還存在專業主義和信仰的可能性嗎？
王晶：那個年代，在文字或者語言層面的權責是挺清晰的，傳播途徑是相對自上而下的。就像電影裡說的，記者要對寫下的每一個字負責任。因為他的權力足夠大，他可能會影響的人足夠多。所代表和承載的意義，跟今天的自媒體是不一樣的。
同時那個系統其實還具有挺強的抗壓能力。前段時間跟一個以前的記者朋友聊天，他現在也轉做自媒體了，他說他可能隻是換了一個平台來做自己曾經相信和堅持的那些東西。
退回到最後，我們作為一個個體，能改變的東西挺少的。這個電影在講的好像看起來是一個個體改變了很多人的這個命運，但其實在更多的時候，個體的力量能做得不多。但是我一直說，我也不是韓東了，我沒有他那麼勇敢，那麼舍身取義、不顧一切。
我也沒有辦法通過一個電影告訴别人，或者教唆别人說你們都應該勇敢地舍身取義。我隻是覺得勇敢是人最寶貴的品質，我們在某一些時刻可以勇敢一次的話，可能會讓這個世界變得好一點。這個電影不是說隻有記者這個行業的從業者才是勇敢的。
我覺得每一個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内都可以勇敢。我們如果願意參與社會議題的讨論，願意去關注當下，然後在某些時刻發出勇敢的聲音，我覺得那個東西可能是值得被記錄的。
電影一開始我寫了一句話，也是韓東的台詞，“世上的事，哪個跟我無關”。它講的是人的社會性的問題。當我們在做出一些關鍵選擇的時候，我們是站在私人的角度，還是社會一份子的角度，可能還挺重要的。
3.
警惕類型化的非黑即白
競菲： 從創作的角度，做這種既要兼顧時長，又要讨論社會議題的片子最困難的是什麼？
王晶：客觀地講，創作之初我們并沒有完全把它當作類型電影，或者是商業電影在做。如果在商言商地讨論一個電影的市場回報，我們可能都不會去做這樣的題材，因為沒有可以借鑒的先例。大家更多的是靠着傻裡傻氣的勇敢在做這件事情。
它不是要自說自話，表達對那個年代和記者群體的感懷。我們一直在談它的社會性，傳播的可能性，是以或多或少會摻雜進去一些類型方式。不光是這個電影，可能每個創作者都在試圖找一個平衡。
競菲：是的，這個題材我們之前幾乎沒有看到過。以調查記者的身份展開的故事，我們腦海中首先蹦出來的可能就是一些好萊塢式的，會把它套在一個驚悚或者懸疑的故事類型裡面去預判。而以B肝歧視為主線展開的故事，其實有其他的原型來讓電影看上去更像類型片更刺激，你們在寫劇本的時候考慮過這個方向嗎？
王晶：這個劇本我們前後斷斷續續地做了有一年多的時間。坦率地講，從創作的主觀意願上，我是想避免類型化或者驚悚性的東西的。因為我如果要做一個非常類型化的電影，可能不會用記者這個題材。
2018年初我們有過一個版本，裡面有很多法庭戲，也有一些調查記者深入虎穴、受到人身威脅的橋段。但是我當時覺得如果這樣去講B肝歧視的話題，可能把它做小了，因為非黑即白挺容易的，但是這種容易會讓我有點警惕。
這個東西不是事情的根本，因為這件事情本身挺複雜的。如果很多人看完電影說“我看了一個B肝公益宣傳片”，我覺得也挺值的。因為在今時今日，我覺得做科普這件事情好像都是一個很大的公德了。
我們在寫劇本找不到切入點的時候，正好聽到故事FM的一期節目，是一個B肝攜帶者的口述。這就是我們要寫的故事，它不激烈，也沒有那麼多的沖突和沖突。但它好像因為沒有這些東西，反而具有了一些普遍性。
一個普通的B肝攜帶者怎麼看待自我的問題？這個東西好像又跟我們電影想講的韓東這個人物，可以産生互文關系。是以我們或多或少地從這期節目裡重新建構起了張博這個人物，從他背後再帶出來B肝攜帶者這個群體。
4.
對抗“受害者的沉默”
競菲：也有一部分觀衆回報說，這部電影是全員好人。因為我們看到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他的無奈和良善之處，甚至包括幫他們做假報告，做代檢的醫生。我覺得這是一種感受，大家看慣了類型片之後，可能會覺得這個電影靶子在哪？
王晶：你說了兩個特别好的問題。第一個是所謂的全員好人，我不知道類型片創作方法，但在學習劇本創作的第一天，我們就被要求說去了解每一個人背後的東西。這個世界是複雜的，不是簡單的。是以我不知道這個“全員好人”是表揚還是批評了。
然後是靶子的問題。從韓東的角度，他需要對抗的東西是什麼？這個東西叫受害者的沉默，有點虛無。首先，受害者的沉默是無可指摘的。任何一個個體，都有選擇沉默的權利。
但是作為韓東而言，當他想要寫出一篇報道，需要一些人去講述的時候，他發現他遇到的是一個集體性的沉默。張先著也好，周一超也好，在當年也隻是1億B肝戰友之中僅有的一兩個願意站出來的人。
競菲：但實際上這個群體多達1.2億。
王晶：是，他們是1.2億分之一。真的可以坦然面對自己的人，其實很少很少。受害者的沉默太不正常了，甚至我都不覺得我們能講清楚這件事情。但是當時我想做這個題材的時候，主觀覺得要放在裡面。
競菲：是以它背後是有一根很明确的引線，故事真正要呈現的是這個東西。因為我看到你在其他的報道中提到了一個詞，病恥感。
王晶：對，什麼東西導緻了病恥感說不清道不明。直到做這個電影之前，我經曆了一個過程。我先是相信B肝的傳染性并不強，因為我身邊有一個跟張博很像的朋友。他當時面臨一些生活和情感關系裡的困境，跟我坦誠他是B肝攜帶者。我一瞬間感受到了震驚，但是震驚完了，很快接受了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層面是，我開始做這個電影時候，才系統地、科學地了解B肝的傳染途徑到底是什麼。就像電影裡面姚主任說的母嬰、血液、性行為。它們都不是日常的接觸範圍之内會涉及的東西。
那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幾十年的時間都說不清楚，包括今時今日B肝歧視依然是存在的。依然會有一些人群，在不經意間遇到了一個讓自己過不去的坎。依然會有很多公益組織，互助會願意為他們發聲，做一些訴訟的幫助。一個B肝互助會的負責人說，從 2020 年開始，受理的公益訴訟突然又變多了。
其實在我接觸的很多B肝占有人群裡面，他們的故事、他們在生活裡遇到的問題、他們的選擇，我覺得在張博這個人身上有一定的典型性。首先我是一個病人，病人是一個中性詞，我生病了是我身體的問題。然後因為大家對這個疾病的誤解，對約定俗成的意識的接受，讓這些病人成為了施害者。
就像電影裡說的，“你們都是有病的人，不要出來禍禍我們”，他們的身份轉化成了施害者。在成為施害者的過程中，他們又為了保護自己或者身邊人的感受，同時成了受害者。把自己包裹起來，選擇沉默，然後選擇遵照他人的成見，他人錯誤認知的行為準則，去過自己的生活。這可能是當時最讓我有感受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