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荩（1872—1903）
晚清政府，已經不是一個最高統治者可以無法無天的時代。慈禧一怒之下處死一個記者，最終卻引來了一連串難以應對的後續效應……
1903年夏，據《大公報》報道，肅親王奉旨在虎坊橋抓獲三名“嫌犯”。對于“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大公報》也不太清楚，隻能“俟訪明再布。”
就這一次看似平常的抓捕，最終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被抓的人中，一個名為沈荩的記者後來被慈禧杖刑處死。沈荩之死，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成為晚清中國的著名大案，與新聞自由關聯在一起。
沈荩為什麼被處以極刑呢？最流行的說法是這樣的：
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簽訂的《交收東三省條約》，不願意從東北分期撤兵，還提出新的七條要求。當時，剛剛從八國聯軍進京，狼狽西逃的陰影下走出來的慈禧，不敢抗争，希望和沙俄締結一項密約，來處理這一問題。
沈荩在日本一家報紙供職，密約簽訂之前，他通過秘密管道擷取了相關的内容，并把密約草稿寄給天津的《新聞報》（而章士钊的回憶中則提到，是先發表于日本的報紙），提前發表。此事引起世界輿論嘩然，中俄簽約計劃成為泡影，也使得清政府十分惱怒。
由此，沈荩也被稱為“最早為新聞事業獻身的人”、“近代第一個以身殉職的記者”。
殘酷的杖刑
對媒體而言，如果報道一些血腥、殘酷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如史直書”的，因為過于殘酷的場面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适感”。
不過，透過《大公報》的報道，我們還是能感受到那種血腥：
“打至二百餘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後不得已，始用繩緊系其頸，勒之而死。”
“當杖斃時……骨已如粉，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以為斃矣。不意沈于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
當時，正鄰近慈禧的生日，本不适宜對犯人正式行刑，但慈禧又必須讓沈荩死，是以，監獄有關人員就“奉慈禧皇太後懿旨，改為立斃杖下”。
更要命的是，當時還沒有執行杖刑的“專業人員”，這樣一來，沈荩的苦頭就大了。為了讨好太後，刑部專門制作了一個大木闆來招呼沈荩，導緻沈荩“血肉飛裂”，折磨好幾個小時後才咽氣。
一個叫做王照的“帝黨”（戊戌變法中支援光緒的為“帝黨”，支援慈禧的為“後黨”）分子，當時也呆在大獄中。第二年，他轉到沈荩曾經呆過的監獄中。日後，他曾這樣回憶那間牢房的境況：“粉牆有黑紫暈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濺也。”
王照還回憶，杖斃沈荩後，上面還交代刑部，以病故為名遮掩死因，但沈荩身體強壯，加上僅僅入獄一晚就死于非命，當然遮掩不住。
不久，關于沈荩案的報道鋪天蓋地，所産生的影響也不是慈禧所能預料的。輿論批判的焦點，是慈禧沒有經過審判就直接行刑的行為，還有對言論犯罪的重刑判決。
莫理循很生氣
當沈荩被杖斃的消息傳出後，有一個英國人憤怒異常，那就是莫理循。他對這件事情的評價頗為激憤，他說，“那個該殺的兇惡老婦人慈禧太後”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使沈克威(即沈荩)被亂棍打死，引起滿洲人的很大驚恐。”
他認為，沈荩被殺所帶來的反對浪潮，連晚清政府都沒有料到。以至後來的《蘇報》案等事件上，晚清政府不得不收斂起來，也不得不開始炮制一個像樣的新聞法。
莫理循當時是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的記者。那時，《泰晤士報》的聲名如日中天，以至林肯也不得不感歎，“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能擁有《泰晤士報》那樣強大的力量。”
當《泰晤士》開始發展國外報道的時候，它派駐國外的記者，往往有“第二大使”的稱号。莫理循正是這樣一位“第二大使”。
莫理循留下了大量他在中國拍攝的照片，後來被出版社編輯成《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這樣一個大型圖冊。
在《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中，收錄有沈荩的照片。細心的人會發現，背面手寫的“沈克威，杖斃，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等字樣，和其它照片背面的手迹風格完全不同——這張照片背後的字迹異常工整，完全不像其它照片上那樣龍飛鳳舞。相信莫理循也是希望以這種鄭重的态度對自己的同行和朋友，表示内心的深沉哀挽。
其實，除了同為記者的身份之外，莫理循對中俄問題也非常關注。
莫理循認為，英國在中國的利益，不能因為俄國的過分侵略而受損。1900年11月，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按照這一條約，清政府必須撤出奉天，也就是說，東北三省将成為“黃俄羅斯”。
1901年1月3日，從李鴻章處得到情報的莫理循馬上撰文披露，引起輿論一片嘩然。晚清政府取得了有利的輿論支援，最終拒簽條約。
或許正因為有同樣的經曆，莫理循對沈荩才有更深的同情，也對他的被殺有更深的憤怒。
此後，也就是1903年，莫理循利用《泰晤士報》的版面，發動一場遏制俄國的運動，鼓動日本和俄國發動戰争。當1904年俄國和日本發起“日俄戰争”的時候，有媒體甚至聲稱，這是“莫理循的戰争”。
激蕩的輿論
沈荩的慘案被《大公報》等報紙公開後，還引起全國性的排滿風潮。
據《大公報》的報道，在一次慈禧接見各國公使夫人，談到沈荩案件的時候，“皇太後亦頗有悔意”，并表示在以後追拿各種罪犯的時候，“萬不可株連良善，緻離人心”。
當慈禧表示“悔意”讨好國外公使的時候，她不知道自己的殘酷杖刑，已經為反清、排滿的革命者提供了最好的鼓動材料。即使她再強調“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絕無不合公理之舉”，反對之聲已經群起。
《湖北學生界》在報道沈荩案時發表按語：“沈荩之死，我目不知何為而腫，我肝不知何為而裂。犬羊賤族敢将我漢人慘殺乃爾，我中國之稍有同胞觀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報此仇哉！”
在上海，更是有數百人出席追悼沈荩的大會，會上宣讀的《祭沈草文》已經成為排滿的檄文，号召人們“犁清廷，複九世之仇”。
慈禧不知道的是，晚清的中國，不僅僅有政府，還有大量的報紙。在一個有獨立報紙的年代，政府已經很難操控輿論，實行“愚民政策”。
1902年《大公報》創辦時就宣稱，要“以大公之心，發折中之論，獻可替否，揚正抑邪”。對照《大公報》在“沈荩案”中的表現，也确實做到了“大公之心”“揚正抑邪”——《大公報》連續發表7篇文章，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追蹤，為輿論擷取了更大的空間，也為媒體樹立了一個典範。
媒體的宣傳，讓當時的許多人了解到，世界上還有一種權利叫做言論權。是以，當時有報紙評論道：“沈荩之死，震動人心比俄日開戰還要厲害。”這一次“因言獲罪”的案件，在媒體和群眾的互動影響下，繼續放大。
《蘇報》案得“庇佑”
幾乎和沈荩被抓同一時刻，在上海租界出版的《蘇報》，也嚴重地得罪了晚清政府，但結局卻大不相同。
《蘇報》由章士钊擔任主筆，章太炎等革命分子都是作者，一向宣傳推翻帝制、實作共和。除了宣傳鄒容的《革命軍》外，章太炎的一篇文章還闖了個更大的禍，在《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一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緒皇帝為“載湉小醜”，指責他和慈禧太後都是“漢族公仇”。
這樣明目張膽的“挑釁”，讓清政府受不了。清政府要求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蘇報》并逮捕《蘇報》諸人，但租界方面拒絕。後來，清政府一再交涉，并以“中國政府”名義到會審公廨控告《蘇報》。在清政府的壓力下，租界拘捕了章太炎和鄒容，随後又查封了《蘇報》。
清政府的如意算盤是這樣的：“一日逮上海，二日發蘇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檻京師”。膽敢罵皇上是“小醜”，肯定是死罪難逃。
不過，由于《蘇報》案的審判發生在沈荩案之後，結果也就大不相同。當清政府準備重判的消息一傳出，外界的批判就洶湧而至：
“現在沒有一個政府會像中國政府這樣會不經過審判，就對诽謗和革命言論者處以死刑。”
“中國政府不是一個文明的政府，它的腐敗臭名昭著。”
“我們的治外法權就是承認這樣的事實：中國的法律和司法系統仍是野蠻的，這在蘇報案中也極其重要。”
當時的情形比較特殊：義和團運動剛剛過去幾年，外國人對清政府還是餘怒未消，加上沈荩未經審訊就被殘忍處死的新聞，被英文版的《字林西報》大加報道，更是讓租界的外國人不滿。
當清政府想到租界要人，處以極刑的時候，租界媒體上甚至出現一些極端的言論，《字林西報》就露骨地說：中國政府是盡人皆知的野蠻政府，對這樣的政府不能再講主權，對待這樣的政府，強權總是正确的，這有利于這個國家的改革和進步。
根據上海道與駐滬各領事訂立的《上海租界權限章程》，作為原告的清政府應在租界控告《蘇報》，由租界公堂審訊，章太炎等人不能引渡到租界之外的地方。
最終，清政府隻能屈服。這場判決在租界的會審公廨進行，訴訟者就是清政府。經過幾次鬥争，初審時判決他們終身監禁，以後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三年、鄒容二年徒刑。
可以說，沈荩用自己的犧牲，換來了後面更為寬容的言論空間。
可也有人這樣解釋，沈荩之是以被處死，很大原因就是因蘇報案抓人審人的事，讓清政府大丢面子，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也為了發洩心中郁積的不滿，清政府才把滿腔怒火撒到了沈荩的身上——沈荩，是受到了《蘇報》案的牽連。
不管如何，此後的租界成了晚清的相對擁有新聞自由的區域，上海的言論界、出版界都集中到了租界。清政府把言論徹底趕到了自己難以控制的租界中，也間接地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麻煩。
《新聞法》上路
沈荩案、《蘇報》案，還有《大江報》案等一系列和言論自由有關的案例，讓清政府開始檢討僵化的輿論鉗制政策。
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憲政的載澤等5大臣先後回國，在給清政府的奏折中，他們提出“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
在國外考察中，載澤等大臣已經意識到君主立憲國家的言論自由，并表示了贊譽。不過，他們主張在中國推出新聞法的理由是：“與其漫無限制，益生厲階，何如勒以章程，鹹納軌物。”
也就是說，由于當時中國的新聞報道，已經很難控制，尤其是租界媒體，更是讓清政府鞭長莫及，與其這樣，還不如自己主動立法，放寬一些言論的空間，同時，也更好地進行控制。
有官員在提議設立新聞法的時候，就用了這樣的理由：“以京外報館由洋商開設者十居六七，即華商所辦各報，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間。若編訂報律，而不預定施行之法，俾各館一體遵循，誠恐将來辦理分歧，轉多窒礙”。
1906年開始，《大清印刷物專律》《大清報律》等新聞相關的法律相繼出台。一個國家要麼沒有新聞法，要有的話，就必須規定媒體的創辦條件、審批過程和監督方式等内容。當然，不少政府為了回避這些問題，就幹脆不立新聞法。
在提出新聞法的時候，清政府采取的保守的立場：創辦刊物實行注冊制，而不是備案制，甚至還要交保證金；同時，不采取事後追懲，而采取事先檢查；也有诋毀宮廷、妄議朝政等罪名，報紙很容易就觸犯這些罪名……
這樣的新聞法遭到批判，當然不難了解。但不管如何，新聞立法的道路已經開始。
在有關新聞的法律出台之前，清朝政府對公民的言論、集會和出版等權利是完全否定的。在實際的判決中，往往采用《大清律例》中的刑律，冠以“盜賊”“造妖書妖言”等罪名，對民間出版物及辦報人進行迫害。這些罪名非常嚴重，“其惡已極，其罪至大”，屬于“十惡”之一，按規定，“凡造谶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各省抄房，在京探聽事件，捏造言語，錄報各處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裡。”
當新聞法出現的時候，清政府已經開始慢慢地承認公民集會、結社和言論等權利了。
沈荩并非因言獲罪？
提到沈荩，人們都會說他是“最早為新聞事業獻身的人”、“近代第一個以身殉職的記者”。事實上，他确實為中國的新聞自由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
但有一些研究者分析，沈荩之是以被處死，完全不是因為他揭露《中俄密約》的内容，而是另有原因。
中南大學彭平一教授就曾經這樣分析：
沈荩洩露的《中俄密約》（“七條要求”），其實并不是清朝政府願意簽訂的，因為它一出籠，“差不多立刻遭到拒絕”。清政府也曾明确答複俄國政府：“在滿洲撤軍完成以前，絕不讨論任何條款。”
真實的情形是，清政府為了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讓英、美、日等國家牽制俄國，本身就有意向西方諸國透露條約内容。
清駐俄公使胡惟德給外務部的電報中就這樣建議：“竊以七條俄利于秘，若事至吃緊，恐不能不密告美、日友好等國，暗為牽制。”
如果翻閱著名史家金沖及、胡繩武的《辛亥革命史稿》，以及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等著作就能發現，他們提到“沈荩案”的時候，都不提揭露《中俄密約》的事情，可見他們對這一傳聞，也是存疑的。
問題就在于，當時清政府有意洩露條約内容，最先是在國外的報紙上公布，但不少人以為是最先在國内公布，并對最先揭露者深感興趣。當大家在紛紛尋找是誰透露的時候，沈荩被捕，兩件不太相幹的事情就這樣湊在了一起。
那麼，沈荩既然不可能因為洩露條約内容，因言獲罪，那為何會遭受極刑呢？主要原因就是，沈荩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曾經參加過“自立軍”起義。作為自立軍的主要上司，早就在清政府的通緝名單中，而自立軍提出的“清光緒帝複辟”，以及譴責慈禧“逆後當權”的言論，更是讓慈禧非常不舒服。
此外，沈荩曾經和自己的朋友慶寬、吳式钊等人交往時，常常表露出對西太後的不滿，而據一些革命宣傳材料的說法，他甚至還策劃過要通過李蓮英刺殺慈禧。後來，沈荩之是以被捕，就是因為慶寬和吳式钊的告密。這兩人想邀功的話，完全可能添油加醋。
曾經參加自立軍，并有謀殺太後的想法，在加上慈禧在《蘇報》案中“吃癟”，沈荩就非死不可了。
盡管沈荩不是死于因言獲罪，但當時的革命宣傳者們，卻按照自己的需求，把沈荩和《中俄密約》聯結起來，樹立了一個言論自由的英雄。而在《蘇報》案中，西方諸國為了維護“治外法權”，也把這個案件當成借口，讓沈荩案成為中國近代言論大案。
有意思的是，盡管沈荩不是因為言論獲罪，但一點也不妨礙他在言論自由方面作出巨大的貢獻，推動新聞自由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