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凝視着眼前這張褪了色的而又無比珍貴的照片，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這是我父親和聶耳1933年初夏在上海時的合影。那時正是父親介紹聶耳參加中國共産黨以後。當時父親三十五歲，聶耳僅二十一歲。他們互相依傍着，在他們那年輕清癯的臉龐上，流露出嚴肅堅定的神情。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們都已先後離開了人間，但他們這種親密無間的戰鬥友情，他們這種向往光明、充滿信心的神智和形象是我永生難忘的。
在那長夜漫漫的年代，我和祖母雖然與父親都在上海，但為了對付國民黨特務的跟蹤和追捕，祖母隻好帶着我另住一處。我們還經常搬家，我上學時也得改名換姓，在動蕩的生活中度過了苦難的童年。1930年，由于國民黨和軍閥的迫害，青年聶耳隻得離開雲南經越南、香港輾轉來到了上海，并立即參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以後他在明月歌舞團裡擔任小提琴手。在這一段時期裡，他努力學習革命文藝理論，通過各種藝術實踐，自學和聲學、作曲和外語，并開始了早期的音樂創作。
1931年春，我父親在明月歌舞團初次見到聶耳，并和這個來自遙遠的西南邊疆的比他小十四歲的青年，作了一次親切的長談，了解了他的艱難的家世和不平凡的經曆。他自幼喪父，全靠勤勞賢惠的母親撫養。他美麗的故鄉受盡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重重壓迫，使他從小就産生了反抗黑暗、追求革命的進步思想。他在中學畢業後就獨自闖蕩江湖，探索人生的道路。他在湖南當過兵，在廣東考進過歐陽予倩同志主持的戲劇研究所，他酷愛音樂，更希望以音樂作為武器去從事革命事業。父親同他談得很投機，有相見恨晚之感。這次談話奠定了他們以後在革命音樂事業上親密合作的基礎。
1932年，我父親介紹聶耳參加了左聯音樂小組，和張曙、呂骥、安娥、任光同志在一起工作。1933年，他參加了“蘇聯之友”音樂組。同年他為我父親創作的電影《母性之光》中的《開礦歌》譜曲，這是他們合作的第一支歌曲。1934年夏他又為我父親創作的電影《桃李劫》的主題歌《畢業歌》譜曲。這首充分表達了廣大青年學生抗日愛國熱情的作品，成了當時最流行的歌曲之一，至今仍為青年們所喜愛。
“哼唷嗬！搬哪！哼唷嗬！搬哪！從早搬到夜，從夜搬到朝，眼睛都迷糊了，骨頭架子都要散喽！”在黃浦江邊，外灘的碼頭上，碼頭勞工喊着号子，佝偻着身子，背負着比他們身軀還要重的麻袋、木箱，顫顫巍巍地在那巨大的外洋貨輪和碼頭之間狹窄的跳闆上一步一步地艱難地掙紮着，其中還有白發蒼蒼的老人和未成年的童工，他們為着兩頓吃不飽的飯，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父親早就想寫一個以碼頭勞工的苦難生活為題材的劇本。在這一段時間，父親在夜晚常同聶耳到外灘去觀察碼頭勞工的生活，有時也帶我同去。聶耳把他們在扛木箱、打夯時喊号子的曲調都記錄下來。在碼頭黯淡昏黃的燈光下，父親指着被笨重的大木箱壓得喘不過氣來，發出痛苦的呻吟的苦難兄弟對我說：
“你看，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民還過着這樣奴隸般的生活！”
他又帶着憤怒的眼光，指着那些大木箱上的外國字标記問我：
“你知道箱子裡裝的是什麼東西嗎？”
“不知道。”
“裡面裝的是軍火，是日本帝國主義運來打中國人的。”
“啊！”我驚異地擡頭望着他，父親的眉頭蹙得那麼緊，眼神又是那樣嚴峻。
父親和聶耳以極大的憤慨和激情，在1934年創作了歌劇《揚子江暴風雨》。這也是由聶耳譜曲的唯一的一部歌劇。劇中的插曲很多，歌詞除父親寫的以外，部分是由蒲風、安娥、孫師毅、孫瑜、許幸元等同志寫的，全部由聶耳作曲。聶耳還親自扮演了劇中的主要角色碼頭勞工老王，并擔任全劇的導演。在這部歌劇的音樂創作中，凝結了他的全部心血。當時他的音樂基本修養并不很深，但他才華橫溢，滿腔熱情地獻身于革命音樂的拓荒工作，使他的作品發出了炫目的光彩。
在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政權統治下的上海，要出版一本抗日的劇本，或找一個劇場演出，都是極為困難的事。當時上海麥倫中學有一些進步的教職員，校長沈體蘭同志利用籌建學校體育館募捐名義，借用八仙橋青年會禮堂供《揚子江暴風雨》作首次演出。參加演出的演員有鄭君裡、王為一、徐韬、露露、于學偉等同志，合唱是由呂骥同志指揮的。我當時正在麥倫中學讀國中，也參加了演出。我扮演的是碼頭勞工老王的孫子小拴子。在排演中我和聶耳同志經常在一起，他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聶耳同志精力旺盛，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忙于作曲，又常和我父親讨論劇本；既要創造自己的角色，還要負責全劇的導演。他那麼年輕，卻将全班人馬組織得那麼出色。他待同志如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有火一樣的熱情。他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在排演時一個場面、一個動作不理想，都要反複數遍，力求完善。當時的生活條件很艱苦，但我們的精神卻極為愉快。他那時沒有結婚，連女朋友也沒有。中午休息時，他常帶我到小攤上買幾個燒餅，來一碗陽春面，邊吃邊談。回到劇場我們坐在台下的座位上，他和我談他故鄉的美麗風光、童年的往事、父親的去世、生活的坎坷、母親對他的疼愛和教育……我原來以為雲南是一個遙遠的蠻荒瘴疠之鄉，但聽他滿懷深情地談起故鄉：昆明四季如春，草木常青，滇池缥缈浩蕩的煙波，西山龍門幽徑的曲折美妙，實在令人神往。但是帝國主義和軍閥地主的殘酷剝削，使得這片富饒土地上的人民不得安生。他的談話是那麼娓娓動人，他的态度是那麼和藹親切，很快就使我對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總是向他問長問短，直到演員們到齊要開始排練了，我還是舍不得離開他。父親見了，笑着對他說：“你看，海男對你比對我還親哪！”
1934年7月，《揚子江暴風雨》首次公演了。一共演出三天，每天兩場，戲票早已全部售出，演出盛況空前。誰也沒有預料到這個小型的新歌劇對觀衆所起的感染作用竟是這樣強烈！當演到碼頭勞工不願搬運軍火、将軍火扔到黃浦江裡、日本水兵開槍打死勞工于子林和小拴子，碼頭勞工老王悲憤地抱着垂死的小拴子領着大家高唱戰歌：“難友們，大家一條心，掙紮我們的天明。我們并不怕死，不要拿死來吓我們。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把強盜們都趕盡！”這時候，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一片沸騰。全場起立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戲完了，觀衆熱烈鼓掌，久久不去，大幕也無法放下，很多人興奮得流下熱淚。我的小妹妹田野那時才幾歲，也在台下看戲，當看到我在舞台上被特務打死時，她在台下大聲哭叫着：
“哥哥被特務打死了！哥哥被特務打死了！”
她的哭聲也加強了劇場效果。當時蘇聯記者曾把演出的熱烈情況向蘇聯報刊作過報道。《揚子江暴風雨》演出的成功，是黨上司下的上海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一次大示威。
1934年冬，我父親以中國青年奮起抗日救亡為題材，創作電影劇本《風雲兒女》，并寫了《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它的主題歌，準備由電通公司拍攝，但分鏡頭劇本還沒有來得及寫出，在1935年2月的一個晚上，當他送梅蘭芳先生出國赴蘇聯演出以後不久，就在家裡被捕了。夏衍同志繼續完成了《風雲兒女》的分鏡頭劇本的工作。聶耳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去找夏衍同志說：
“聽說田先生寫的《風雲兒女》有一首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請交給我作曲好嗎？”沒等夏衍同志回答，他又堅決重複地說：“請交給我，我幹，我想田先生一定會同意的。”
聶耳以驚人的熱情和速度譜寫這首曲子。在這首歌曲中，傾瀉了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無比仇恨，抒發了對祖國人民的希望和熱愛。他發揮了卓越的才華，寫下了這一首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不朽的樂章。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在作曲上是很不容易處理的，但聶耳卻處理得非常自然，铿锵有力。
1935年夏，影片《風雲兒女》上映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很快傳遍全上海、全中國，在抗日戰争中給中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力量。
劉良模同志在上海公共體育場指揮萬人大合唱，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畢業歌》等革命歌曲，軍樂隊敲着戰鼓伴奏，雄壯奮激的歌聲使青年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不少人唱着這支歌奔赴抗日救亡的前線。這支歌還流傳到國外，不少同情和支援中國人民抗戰的國際友人也都會唱。
就在這時候，傳來了國民黨反動派要逮捕聶耳的消息。聶耳根據黨的訓示，離開上海赴日本準備去蘇聯學習。1935年7月17日，他在神奈川鹄沼海濱遊泳時不幸被洶湧的海浪吞沒，中國人民從此失去了一位飽經戰鬥的可愛的青年音樂家。
噩耗傳來，全國人民對他的去世表示極大的悲痛和哀悼。在上海為他舉行了追悼會，很多群衆自發地參加悼念活動。當時我父親正被國民黨幽禁在南京，聽到聶耳在日本遇難的消息，他為中國音樂界遭受了不可彌補的損失，為自己喪失了一位最親密的合作者感到無限悲痛。他寫了一首悼詩，送給追悼會，表示自己對聶耳的深切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蕾落幾吞聲。
高歌共待驚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鄉國祗今淪巨浸，邊疆次第壞長城。
英魂應化狂濤返，好與吾民訴不平。
父親因為失去了自由，不能去上海親自向人民的歌手，忘年的知己——聶耳同志的靈前獻上一束鮮花表示自己的哀悼，他的心情是何等悲憤、沉痛啊！
從1931年我父親與聶耳初次結識起到1935年，他們的友誼隻有短短的四年的曆史。但由于志同道合，使他們一見如故，情同手足，而且革命戲劇、電影、音樂方面的親密合作更加深了他們之間戰鬥的友情。僅在1933年到1935年這短促的兩年中，聶耳在參加緊張的革命運動的間隙裡就創作了三十多首不朽的歌曲，其中大部分是同我父親合作的。如果聶耳能活到今天将為革命的音樂事業作出多大的貢獻啊！但無情的狂濤卷走了他年輕的生命。我父親飽受“四人幫”的摧殘折磨而死。他們雖然都已離開人世，但他們在戰鬥中建立的友情是永恒的。他們共同創作的，為人民喜愛的歌篇就是他們最珍貴的紀念碑。
（田海男，1982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