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文|箫紫圜
編輯|夢入神機
議會圈地的推動者們之是以不遺餘力地推進圈地，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他們希望在地在行政事務中嶄露頭角。
而同樣地，圈地的反對者們之是以使出渾身解數阻撓圈地，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捍衛自己的自治權力。
而随着議會圈地的不斷深入發展，其對英國的鄉村自治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鄉村居民們圍繞圈地所進行的博弈在客觀上，有時甚至是直接地使鄉村自治體制的職能和内涵發生了改變。
鄉村共同體的消亡與鄉紳集權的強化
在18世紀之前，建立在土地共有權基礎上的鄉村共同體曾經是鄉村中下層人民管理鄉村公共事務、維護自身自治權益的重要依托。
然而随着議會圈地的不斷推進，不論是在已經被開發的耕地和牧場上，還是在尚未開發的荒地上都确立了嚴格的私人産權并受到法律的保護，與之相對應的是圈地之前鄉村土地事實上的集體産權或共有權随着圈地消失殆盡。
這樣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鄉村共同體的基礎，給鄉村共同體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雖然在議會圈地的程序中村民們還是可以依靠鄉村共同體進行頑強的鬥争，但是議會圈地終究是曆史發展的趨勢，與古老的傳統相伴而生的鄉村共同體終究是要被曆史所淘汰的，想要維護它的努力無論如何最終都是徒勞的。
随着19世紀末期議會圈地的基本結束，鄉村共同體也就此退出了曆史的舞台。
僅僅成為那些懷念昔日“美好的鄉村”的人們腦海中的記憶。
鄉村共同體的消亡不僅僅是給鄉村中的底層平民帶來經濟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就鄉村自治來說，鄉村中的下層人民失去了一個管理公共事務的重要平台。
他們在鄉村政治中的話語權進一步縮小了，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鄉村中的上層頭面人物。
事實上，對鄉村土地共用權的侵蝕和鄉村共同體的瓦解早在18世紀議會圈地大規模開始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都铎時期的圈地運動、近代早期土地市場的繁榮以及農業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不斷滲透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都在蠶食着鄉村共同體的生存空間，而議會圈地則成為導緻鄉村共同體最終消亡的最後一個關鍵推手，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而對于那些土地共用權的獲益者們，尤其是鄉村中的底層貧民來說，他們的拾穗權、捕魚權、采泥煤權、砍伐樹木權等公共權利都随着議會圈地被無情地剝奪了。
雖然在多數情況下他們可以獲得一定的補償（通常是一小塊土地），但是這些補償往往不足以使他們維持正常的生活，甚至可能都不足以抵扣分攤在他們身上的圈地成本。
是以很多鄉村的底層貧民在議會圈地之後都變成了徹底的雇傭勞動者，而在此之前他們之是以能夠在鄉村共同體中擁有在一定程度上管理鄉村公共事務的權力。
原因就在于他們有着在土地上的事實上的權利，鄉村的一些公共事務與他們的利益切身相關。
而現在他們失去了這些公共權利，也就自然地失去了管理公共事務的自治權力，隻能在雇主的指令下工作賺取工資。
在這種情況下，鄉村共同體已經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其迅速地走向消亡也就不足為奇了。
議會圈地廢除了土地共用權
其次，議會圈地除了廢除土地共用權，建立完全排他的現代産權制度之外，還引起了鄉村地區較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流動的主體依然是鄉村原本的小土地保有者依及底層的貧民。
馬克思的經典論述認為，議會圈地“促使農村居民變成無産階級，把他們‘遊離’出來投向工業。”
從後來的研究來看，馬克思的這種說法是略顯片面的，由于議會圈地而被從鄉村的土地上驅趕出來的人口并沒有完全地流向工業或是城鎮，有相當一部分人仍然生活在農村。
隻不過他們失去了固定的居所，不得不為了尋找可以糊口的工作而不斷遷移。
而鄉村共同體之是以能夠形成并長期保持穩定的原因之一就是村莊中的居民們能夠長期固定的生活在一起，大家在基本相同的時間從事基本相同的勞動。
在此基礎上形成互幫互助、團結一緻的鄉村共同體。
但是經過議會圈地，曾經在同一個村裡互為鄰裡的村民可能為了生計不得不各自遠走他鄉，他們再也不能在之前的村莊管理上發揮任何作用了，這種不斷的人口流動也使得鄉村居民再也不能形成穩定強大的凝聚力。
是以鄉村共同體的衰微也就在所難免了。
諾丁漢郡的一個例子可以提供鮮明的佐證：1774年在圈圍該郡南威爾村所屬的拉德雷公地的過程中，在該公地上擁有共用權的43個人把按照他們公權的份額在圈地中分給他們的小塊土地統一出售給了一個名叫喬治·豪格金森的人，這43人中包括1個雇工、4個農民、8個寡婦、16個小手工業者或小商販，以及其他一些難以辨識身份的人。
這些人在出售了自己在圈地中分得的小塊土地後徹底成為了無産者，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到諾福克、斯塔福德郡和倫敦去。”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伴随着一件圈地案就有幾十名曾經擁有土地共用權、掙紮在社會底層的鄉村共同體成員各奔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還想像從前一樣維持鄉村共同體無異于天方夜譚了。與鄉村共同體衰亡相對應的是随着議會圈地對鄉村土地的不斷集中和再配置設定，以鄉紳為主體的鄉村上層階級的政治話語權進一步增強，鄉村中鄉紳集權的趨勢日趨明顯。
18-19世紀英國鄉村社會中的鄉紳不僅包括傳統的莊園領主和大土地貴族，也包括實力較強的租地農場主和富裕農民約曼以及諸如土地律師、地産經營代理人等土地相關産業的從業者。
這些新近崛起的鄉村精英人士借助議會圈地的機會用各種手段聚斂和集中土地。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除了希望通過圈地在經濟上謀利之外，另一個意圖就是希望通過持有地産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力。
在自己所在的鄉村甚至更高一級的郡區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自古以來土地就是英國鄉村社會中最重要的物質财富，也是最能展現一個鄉村居民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與公權力息息相關。
直到近代早期，鄉村居民在政治上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都是與他們保有土地的狀況挂鈎的。土地的這種超越經濟價值的政治和社會屬性到了18-19世紀依然如故。
“工業化時期，具有巨大經濟特質的土地是一個家族在政治上成功與否的物質基礎。”
是以，那些通過農業發家緻富的鄉紳們通過議會圈地來進一步聚斂土地的行為也就不難了解了。
有學者十分生動地描述了鄉紳階層以囤積土地為手段為自己謀取政治利益的心态：占有土地是獲得政治影響力的最容易的方式。
作為治安法官，他（指新鄉紳）可以在季審法庭上與老一輩的鄉紳平起平坐，并且當他的商業習慣使他感覺有必要的時候，他可以參與與地方利益和發展有關的一切事務。
而通過議會圈地，鄉紳們也實作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們在鄉村社會中的政治影響力顯著增強了。
仍然以諾丁漢郡拉德雷公地的圈地案為例，購買共有權者們的土地的喬治·豪格金森并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是當地的一名律師，同時還是理查德·薩頓爵士和約克大主教的土地代理人，還是南威爾村所屬莊園的總管。
他的這種多重身份使他可以很容易地參與當地的圈地活動，有證據表明他在當地申請圈地法案的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并在圈地的過程中積極地聚斂土地。
最終他在當地擁有了一個面積達到145英畝的農場，并在其中修建了一個闊氣的大房子和若幹其他農業設施，搖身一變成為了堂堂正正的鄉紳，他在當地的影響力也顯而易見地提高了。
至少可以知道他一次性就趕走了幾十個可能和他作對的鄉村共同體成員。
豪格金森的發迹過程并不是個案，在18-19世紀的英格蘭，“貴族式的地産在很多郡中都被廣泛地聚斂起來财産既是權力的基礎又是參與政治活動的先決條件。”
在1831年英國的郡區被正式分為了523個微型法庭區來管理，而擔任這些微型法庭官員的基本上都是當地的鄉紳。
他們在微型法庭上“聽取各項事務的情況，進行即時的裁決，檢查監督員的賬目，向酒館頒發執照，還試圖管理（市場交易中的）重量和手段。”
這一時期鄉紳集權的狀況由此可見一斑，而倘若沒有議會圈地幫助他們聚斂起具有足夠影響力的土地财富，他們是很難在政治上有如此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