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如今，右翼民粹主義成為源自歐洲農村的主要政治勢力。相比于中國20世紀中葉農村土地革命的先進性，歐洲的農民們在新自由主義危機下何去何從，其重要性影響全球政治局勢，值得審視。
Natalia Mamonova和Jaume Franquesa的這篇文章認為，新自由主義在歐洲各國推進各種制度安排，不斷将大自然商品化，支援大公司、大農場野蠻生長，排斥小農場，減少社會福利和公共支出，限制主權國家的治理能力，逼迫每個個體單打獨鬥，加速損不足而富有餘的社會分化——這些是導緻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本原因。
該文認為，農業民粹主義(agrarian popularism)有着些許左翼進步色彩，本指不同的農村群體和階級團結對抗農業資本主義對農村的剝削。然而在發展過程中，農業民粹主義被右翼民粹主義挪用，成為了一種民族主義的、排他的，甚至以城市精英意識形态為核心的政治勢力。右翼民粹主義的本質隻是利用農民的不滿情緒來獲得支援，并不真正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提出根本挑戰。右翼對農業民粹主義意識形态的挪用模糊了進步農村思想和右翼思想之間的界線。
Mamonova和Franquesa指出，我們應該重新審視不同流派的民粹主義，以及左翼民粹主義在農村實踐當中可能受到的制約因素和可能帶來的後果。歐洲較為進步的農業民粹主義運動應加強南北方溝通合作，在實踐中摸索出可以從根本上挑戰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方法。
為友善讀者閱讀，譯文将原文中的《引言》和第一部分《什麼是右翼民粹主義》做了對調，并修改了《引言》的标題。讀者朋友們可點選文末“閱讀原文”檢視英文原文。
作者 | 納塔利娅·馬莫諾娃(Natalia Mamonova)：瑞典國際事務研究所全球政治與安全項目副研究員，特隆赫姆（挪威）農村和區域研究所進階研究員，聖母大學（美國）研究顧問。她的研究方向是東歐和前蘇聯的農村政治、右翼民粹主義、社會運動和糧食主權。
喬姆·弗蘭科薩(Jaume Franquesa)：紐約布法羅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和系主任，《辯證人類學》雜志聯合編輯。他研究方向是烏克蘭戰争對烏克蘭和全球糧食系統的影響。
翻譯&校對 | 魚寶 Lancy 阿菜 狒狒 阿大
統稿 | Ripple 子微兒 大明
責編 | 大明
背景排版 | 童話
一
什麼是右翼民粹主義？
歐洲興起的民族主義右翼黨派,Turning Right,
Jan 2nd 2014 | 圖檔來源：The Economist
民粹主義究竟是一種意識形态、一種政治動員形式還是一種話語架構？政治學家們經常對此争論不休。而這些不同的看法使民粹主義的概念“模糊且可塑性極強，因而失去了很多分析效用”。一些學者甚至認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自由主義、多元聲音模式不再是解釋反動的民粹主義(reactionary populism)現象的可行選擇”。
與此同時，因為民粹主義一詞在政治辯論中也經常帶有負面含義，常被用來譴責反對者，這讓人們在使用該詞的時候會擔心它的科學性(scientific use)。在本研究中，我們既沒有試圖解決民粹主義的模糊性，也不是提供一種新的方法來了解這一現象。相反， 我們跟随Bonikowski的進路，他呼籲我們更多地關注使民粹主義運動在近期獲得成功的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
對被貼上“民粹主義”标簽的運動和政黨的曆史進行考察并不能使這一概念變得更清晰，但它能使我們明确兩個基本觀點。
首先，民粹主義最初被用來指在農村紮根的政治運動。事實上，這個詞源于19世紀70年代俄羅斯知識界的政治和意識形态運動納羅德尼切斯特沃(narodnichestvo)，其目的是使納羅德(narod)（當時的平民，主要是農民）對抗精英，并根據農民公社(peasant commune)的原則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在19世紀90年代，這個詞與美國農業民粹主義運動聯系在一起，這場運動帶來了人民黨(People’s Party)的成立，人民黨動員農民反對商業精英和政治主流。
第二，民粹主義已被應用于意識形态上不同的政治運動和政黨，這些政治運動和黨派往往位于左右陣營的對立兩端——從阿根廷庇隆主義(Peronism)到墨索裡尼的法西斯主義，從特朗普在美國的勝利到最近呼聲黨派(Vox)在西班牙的崛起。
由于沒有更好的術語，我們使用“民粹主義”(populism)來指代這樣的政治行為：
将不同甚至互相競争和沖突的階級、群體利益及要求，整合成一個相對同質化的聲音（如“我們，人民”這樣的概念），以出于戰術或戰略政治目的反對敵對的他者(adversarial them)。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粹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意識形态，不如說是一種政治風格和政策。這個更靈活的定義涵蓋了各種類型的民粹主義，其中右翼和左翼的形式最為常見。寬泛地說，這兩個在意識形态上對立的政治運動針對的是類似的議題和對手，這使得區分它們一定程度上有些困難。Wodak和Nugara提出了一個區分方式：
右翼民粹主義的定位是，為民族國家内部那個想象出來的同一性人群(an imagined homogenous people)的利益服務，而左翼民粹主義或其他利用民粹主義修辭政策的政黨則傾向于一個包容性(inclusive)的立場，注重向外看，并強調多樣性甚至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民粹主義本質上“代表了民主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将終極權威置于“人民” (即民主這個詞中“民”這個字)中，允許他們的觀點通過民選代表真實地表達。這種所謂的“人民統治”是民主社會“人民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的基本原則。的确，當統治精英的政治不再與人民的意志産生共鳴時，民粹主義者就會出現。
左翼民粹主義運動可能通過增強政治舞台的多元化并将平等、自由和博愛提升為最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價值觀，進而對代議制民主産生積極影響。然而，問題在于民粹主義何時會采取極右翼形式。通過代表“人民”的利益，右翼民粹主義者通常歧視某些群體，加劇現有的不平等和社會緊張局勢。是以，他們“背叛了他們聲稱支援的民主理想”。
右翼民粹主義在政治辯論中經常被貼上新法西斯主義的标簽。然而，盡管二十世紀法西斯主義和當今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之間有一些相似之處，但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運動。法西斯主義對自由民主會進行猛烈的批判，而右翼民粹主義則聲稱支援自由民主。法西斯主義是面向未來的，而歐洲右翼民粹主義者是面向過去的，“或者事實上，是面向過去的一種理想(an idealised idea of the past)”。
根據Inglehart和Norris對當代政黨的研究，大多數右翼民粹主義者的目标是恢複其國家到之前的狀況，即重返由于“他者(others)”（移民、少數民族、女性、世界主義精英、歐盟等超國家組織）破壞而失去的“國家的高光時刻” (the national glory)。
右翼政治傾向于極權主義，傾向于民族主義利益而非世界主義、偏向保護主義而非跨國合作，具有更多仇外心理而非崇尚多元文化主義，秉持傳統價值觀而非進步價值觀。這些廣泛的特征并非每個國家都有，也不一定在整體上都很明顯。然而，它們使我們能夠識别右翼社會運動，并分析他們在歐洲農村的活動。
近期大量增加的民粹主義和反體系（anti-system）組織，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he Revenge of the Places That Don’t Matter, Andrés Rodríguez-Pose, 7/2020 | 圖檔來源：LSE Public Policy Review
二
右翼民粹主義的全球圖景
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瑪麗娜·勒龐參加農業展會
圖檔來源：Thierry Zoccolan/AFP via Getty Images
右翼民粹主義近年來在歐洲頗有群衆基礎。如今，三分之一的歐洲政府由民粹主義政黨組成，或者依賴于民粹主義政黨，并且有四分之一的歐洲人支援民粹主義政黨。這當然不是極右翼運動第一次在這裡紮根，但這是自二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一次疊代。最近的選舉和公民投票表明當代右翼民粹主義在農村有很多支援者。
例如，極右翼的瑞典民主黨因其反移民、反歐盟的政治觀點在瑞典小城鎮越來越受歡迎；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及其“激進的民族主義和嚴格的天主教義”在波蘭農村獲得了衷心的認可；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通過她的“購買法國貨(buy French act)”運動獲得了許多農民的支援。
當然，當代歐洲民粹主義并非僅僅是農村現象。然而，為了了解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及其他地區）的興起，有必要分析其在農村選區中的滲透情況。歐洲民粹主義者利用農民被邊緣化、被抛棄的切身感受，利用農村對精英、移民和少數民族的怨恨，“進軍”農村。歐洲農村對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援，在學術辯論中基本上被忽視了。
與此同時，帕克斯頓(Paxton)提醒我們，“正是在農村地區，墨索裡尼和希特勒赢得了他們的第一批支援者，憤怒的農民們成為了他們的第一個大規模支援群體”。是以，目前民粹主義政黨的鄉村化不應被忽視。
圖檔來源：
The angry farmers, Feb 7th 2002, The Economist
在本文中，我們緊随近期相關研究的動态，例如斯特耶克(Strijker)等人，特别是斯庫恩斯(Scoones)等人最近發表的文章。他們認為，農村雖然為反動政治勢力提供了溫床，但也能為解放性的農村政治提供條件，進而提供進步性的替代方案。這一觀察尤為重要，因為這表明，研究右翼民粹主義與鄉村世界之間的聯系是了解目前政治危機并找到擺脫危機之路的必要步驟。
通過借鑒歐洲農村地區的多個例子[1]，本文對民粹主義的研究作出了三方面的貢獻。
首先，本文對當代歐洲（乃至全球）民粹主義浪潮成因的主流猜想提出不同看法。在主流辯論中，右翼民粹主義通常被描述為過去十年沖擊歐洲的經濟或文化危機的結果。我們證明，民粹主義産生的原因是更深層次的——它與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有關，其影響力在歐洲農村尤為明顯。
其次，目前大多數研究傾向于給民粹主義勾勒出适用于不同背景的、統一明确的特征，但我們認為應該更進一步地研究。我們指出，各地區的農村都有其特殊性，如政治曆史、農業結構和鄉村文化，這些對于塑造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民粹主義運動和思想起着重要作用。
最後，我們認為，自上而下的倡議活動本身并不能解決目前的政治危機。相反，抵抗和替代方案應該來自底層。我們研究了農政（食物主權）運動(agrarian movement)可能受到的制約因素和可能帶來的後果，我們認為這樣的運動将有能力反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并對抗右翼民粹主義的蔓延。
三
新自由主義如何落地并制造危機？
分析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首要原因的學者大緻可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文化因素是主因，另外一派則認為經濟因素是主因。前者認為，右翼民粹主義的日益盛行，是對多元文化主義、世俗主義和世界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等進步價值觀傳播的一種回應，而難民危機導緻的對失去國家身份認同的恐懼又加劇了右翼民粹主義的盛行。後者認為，弱勢社會階層所經曆的經濟不安全感和社會資源匮乏日漸普遍，有增無減，這才是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源頭[2]。
全球金融危機和随之而來的歐元區危機确實造成了經濟困境，加劇了經濟不平等和對福利待遇的競争。很多人是以都願意接受民粹主義者提出的保護主義訴求。然而，這并不能解釋為什麼右翼民粹主義并沒有在葡萄牙獲得強大的支援——尤其是這個國家還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受到了重創。與此同時，波蘭作為歐洲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卻因為右翼民粹主義而陷入癱瘓。簡而言之，我們無法在經濟狀況和政治忠誠度之間建立一種狹隘的、機械性的因果關系。
圖檔來源：Mykyta Dolmatov / Getty Images
同樣，文化因素也不能為目前的政治危機提供全面的解釋。當然，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人們的怨恨、憤慨，以及“被他們不認同的文化變革的進步潮流抛棄”的種種情緒都可以成為觸發他們支援民粹主義運動的關鍵因素。在這種背景下，憤怒不滿情緒轉化為伊斯蘭教恐懼症(Islamophobia)和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并被歐洲民粹主義者巧妙地利用以獲得大衆支援。
然而，越來越清楚的是，如果不了解主觀态度——即勞登(Lordon)所說的“政治感情”(political affects)——那就很難了解政治忠誠度。同樣明顯的是，這些情緒也的确受到持續更新的經濟不平等、不安全感和公民權利被剝奪等因素的影響。是以，我們認為，如果要了解右翼民粹主義的傳播，就有必要超越文化和經濟因素的範疇，找到更深層次的系統性根源。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認為，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根本危機是歐洲（以及世界）右翼民粹主義蔓延的根源。過去四十年，世界各地受到新自由主義不同程度的侵蝕。新自由主義基于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思想，為政治權威提供合法性，并将市場關系和競争擴充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它涉及的相關政策有私有化、自由貿易、緊縮财政政策和削減政府支出。
也是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創造了單一市場，促進了國際移民流動。如果早些時候，新自由主義還被視為是基于市場的社會經濟問題解決方案，但現在它招徕很多批評，人們認為它加劇了不平等，将大自然商品化，限制了民主國家的權力，以及侵蝕了個人賴以生存的社會紐帶和團結，任由人們在一個日益不安全的世界中作為單打獨鬥的個體自生自滅。
我們認為，為了了解農村對民粹主義政黨和上司人的支援，我們需要了解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危機以及它是如何影響歐洲農村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因國而異，從核心地區到外圍地區，取決于區域和地方的特殊性，如曆史遺産、土地變遷的軌迹、地理特征等等（将在下一節讨論）。下面我們将讨論在整個歐洲農村都能不同程度地觀察到的新自由主義的三個主要的失敗之處。
荷蘭的反伊斯蘭組織，2015 | 圖檔來源
AFP PHOTO / ANP / ROBIN UTRECHT
首先，我們認為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與經濟貧困、社會分化以及廣泛的失去選舉權直接相關，而這些都是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随之而來的福利國家的瓦解所導緻的。信奉緊縮經濟學的政策(Austerity economics)——作為新自由主義解決金融危機的方法——既壓榨了中産階級，也壓榨了窮苦的勞動者。
在歐洲農村，新自由主義社會資本積累結構的危機加速了去工業化和去農業化的程序，許多農村城鎮和村莊的失業率是以達到令人擔憂的水準。國家從公共空間服務和管理中退出，導緻偏遠農村地區的經濟和基礎設施下降，居民産生了“被抛棄”(left behind)的感覺。在農業地區，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導緻了哈維(Harvey)所說的“剝削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大農業公司以犧牲小農利益為代價，集中土地和财産。
在過去十年中，德國失去了10萬個小型農場，保加利亞30萬個，波蘭60萬個，羅馬尼亞90萬個（根據歐盟委員會2018年的資料）。總體而言，在過去十年中，歐盟的全職農民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這相當于近500萬個工作崗位。歐洲共同農業政策(European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主要支援以提高産量和工業生産為導向的大公司，該政策即使沒有完全淘汰小農，也已經将它邊緣化。CETA（加拿大-歐盟全面經濟貿易協定）等自由貿易協定也有類似的邏輯和效果。
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在許多歐洲農村人中引起了不滿和挫折感，而這些情緒又被右翼民粹主義者煽動利用，以增強群眾對自己的支援。例如，波蘭自衛隊(Samooborona)，這個由民粹主義運動形成的政黨認為，歐洲共同農業政策和其他歐盟政策以犧牲小規模糧食生産者的利益為代價，讓國家和國際精英受益，正在摧毀波蘭的農業部門。極右翼政黨如法國國民陣線(French Front National)和匈牙利青民盟(Hungrian Fidesz)對歐洲共同農業政策的批評赢得了法國和匈牙利農村人對他們持續的支援。
我們的第二個論點是，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與代議制民主國家的危機直接相關，更準确地說，是“後政治”形勢下的代議制民主體制。根據尚塔爾·墨菲(Mouffe)的說法，“後政治(post-political)形勢導緻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有其他可替代方案的想法從政治話語中消失”。
自冷戰結束以來，決定歐洲政治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黨政黨在新自由主義霸權下建立了“隻要來到國家權力中心當政，那麼就必然達成（左右之間的）共識”這一規則(concensus at the centre)，通過選舉幾乎無法為公民們提供任何其他替代選擇。是以，許多人開始相信，他們的政府代表了市場和跨國公司的利益，而忽視公民的聲音。新自由主義治理促進了一種後政治的，“中心共識”政治形式，引發了挫折感，而最近貝婁(Bello)稱之為“蔑視自由民主理想和實踐的憤怒運動”的興起，就是對挫折感的一種回應。
人們對歐盟機構的不信任，以及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援下降，進一步加劇了代議制民主的危機。社會對歐盟的不滿在2008年危機之後變得尤其強烈，而緊縮措施和結構性改革的實施帶來的經濟表現并不理想。許多歐洲人已經開始“認為歐盟越來越遙遠（解讀為技術官僚）(read technocratic)，而歐盟各國政府在歐盟的授權之下，越來越不回應他們關注的問題”。
模棱兩可的民主與民粹 | 圖檔來源：alamy.com
歐洲民粹主義者把自己标榜為真正民主的真正捍衛者——一種新型的政黨或運動，照顧到“普通人”的擔憂和利益，敢于直言反對國家政治精英和“布魯塞爾未經選舉産生的官僚”。他們的呼籲在農村找到了沃土。在那裡，幾十年來，人們在政治上一直感到“被忽視”和“被遺忘”。
的确，在許多國家，政客們過去常常忽視農村人口的利益，原因包括農村選區的選舉權重相對較低（僅占歐盟28國人口的28%），認為農村選民都無心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刻闆印象。随着民粹主義的興起，“權力已經洩漏到農村”，農村人民開始反抗城市精英的霸權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在最近的法國國民陣線的“農村化”和荷蘭民粹主義政黨民主論壇的口号“為我們的農民挺身而出！”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民粹主義向農村選民的轉向。
我們的第三個論點涉及新自由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之間的積極關系。右翼民粹主義者經常将自己标榜為新自由主義實踐和治理的反對者，并提出緩和措施。然而，我們認為，在2008年後，這個對資本主義霸權的再生産尤其關鍵的曆史關頭，右翼民粹主義的作用則是“以人民的名義”儲存和維持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這一論點與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對撒切爾主義崛起的解釋遙相呼應。他将其描述為促進“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政治意識形态項目。根據霍爾的說法，撒切爾主義旨在系統地拒絕和逆轉1945年後的福利共識，并建立一個”新的曆史集團”，将占統治地位和被統治階級的某些部分聯合起來。
撒切爾主義通過使用民粹主義的修辭和英國民族主義，允許“将人民納入民粹主義的政治項目：與權力集團一起，而不是反對權力集團”，進而維護現有的秩序和資本主義霸權。是以，撒切爾的“向右轉向”[不是]對危機的反映(reflection)：它[是]本身對危機的回應(response)”。
在當代歐洲（以及全球範圍内）出現的“右傾轉向”遵循着類似的邏輯：它并不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攻擊，而是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統治但已死亡”的時刻重新配置其霸權的工具，這正如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極具先見性所說的那樣。為了讓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起死回生，民粹主義政黨訴諸于民族主義，這使得他們能夠将“被遺棄和被剝奪公民權的經驗轉移到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想象中的國家”。他們使用仇外的修辭，指責“他者(Others)”——主要是移民和少數族裔——剝奪了“我們”的繁榮、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
然而，盡管右翼民粹主義在身份政治（例如多元文化主義、堕胎權、少數人權利、宗教自由）方面是反自由主義的，但它在經濟政策上卻非常自由主義。民粹主義者成為一種大衆可以認同的國家身份的保護者，與此同時卻為精英階層談判到更好的全球條款。他們兜售巴亞特(Bayart)所說的“富人的自由主義和窮人的民族主義”。
“意大利制造”，新自由主義政治危機下的
民族國家主義 | 圖檔來源：news.italianfood.net
雖然這種情況在右翼民粹主義運動和政黨處于在野黨時可能不明顯。但大量的例子表明，他們一旦獲得掌權，這種情況就會發生。例如，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就曾經嚴厲批評上屆政府在農村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然而，盡管他的農業政策為農村貧困人口帶回了一些适度的支援，但其核心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的，并支援大規模生産者。
同樣，新的右翼意大利政府也延續了它前任的農業政策，并推廣“意大利制造”食品。這個想法最初借鑒了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品質與領土的聯系和農民性。然而，這項政策主要惠及跨國公司和連鎖超市。由科(Iocco)，路卡西歐(Lo Cascio)和佩羅塔(Perrotta)表明，隻有大型農業公司才能獲得證書，證明“意大利制造”食品的“道德和公平”生産，而小規模農民沒有财政資源，是以被排除在“意大利制造”項目之外。
四
農村的地方特性對
民粹主義表現形式的影響
正如格雷文(Greven)指出的那樣，民粹主義并沒有統一的、明确界定的特征；它受到特定國家的政治曆史、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形成許多不同的形式。我們認為，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民粹主義運動和政治行為的形成，與農村地區的地域性和地方性有關。是以，要了解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多樣性，我們需要了解其鄉村的特殊性——它的曆史遺産、對農民和鄉村性的了解以及特定的階級和政治形态。
東歐和中歐的社會主義曆史是造成歐洲東西分歧的關鍵因素，也是不同歐洲國家的民粹主義表現存在差異的重要原因。社會主義集體農業和共産主義思想的曆史對農業變遷和農村發展的軌迹有着深刻的影響。實際上，在1989年計劃經濟崩潰和21世紀初新成員國加入歐盟後，東歐和中歐國家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經曆了一個漫長的“追趕西方”的時期，其中包括對農業系統的徹底重組。然而，這些後社會主義國家并不能通過模仿西歐國家而取得成功。
一些國家的農業結構呈現出小規模農場盛行的特點。羅馬尼亞因進行後社會主義土地歸還改革而成為土地細碎化程度最高的歐洲國家。在波蘭，集體化運動未能建立大型集體農莊，是以小農場仍然是農業生産的主導形式。而在集體化成功改造了農業結構的國家中，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大規模、公司化的農場結構成為主導。
盡管這些國家存在這些差異，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中型家庭農場幾乎不存在。而中型家庭農場正是西歐農業主要特征和CAP（共同農業政策）的基本目标。共同農業政策作為一個大體上統一的政策，無法解決西歐和後社會主義農場結構之間的差異，因而忽視了東歐和中歐地區的小規模糧食生産者的需求。這激起了許多後社會主義小農對共同農業政策的不滿，他們對歐盟成員國資格的好處産生了懷疑。
實際上，歐洲懷疑主義在東歐和西歐有着不同的驅動因素。由于歐盟内部權力和資源配置設定的不平等，後社會主義國家經曆了“地方主義情結”。它們往往被描繪成“歐盟不太先進的[···]假想的省份”【譯者注：諷刺東歐國家落後】，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往往被犧牲以支援西歐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歐盟被（這些國家）視為對其國家主權和發展的威脅。同時，在西歐，歐洲懷疑主義主要圍繞移民問題展開。右翼民粹主義者将伊斯蘭教框定為歐洲面臨的新極權主義威脅。
東歐劇變30年：重塑與蹉跎 | 圖檔來源：搜狐網
東歐社會主義的曆史和其對1989後的轉變【譯者注：東歐劇變】的不滿，是解釋東西歐民粹主義表現形式差異的關鍵。但我們也需要考慮更深層次的曆史因素。正如錫克拉(Szikra)和塞勒瓦(Szelewa)指出的那樣，政治發展的差異并非始于國家社會主義時期。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歐洲獨立的民族國家成立時期，政治發展的差異就已經開始顯現。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農民民粹主義”是大多數以農民人口為主的中東歐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态”。由于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在這些國家獲得了選舉權，農民政黨先後于1920年在保加利亞和波蘭、1928年在羅馬尼亞興起并組建政府，同時也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聯合政府中掌權。
如果不考慮國家差異，那麼這些國家的農民政治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都反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選擇走上另一條道德上更優越的道路——建立“基于小家庭财産、廣泛合作和尊重傳統農村價值觀的民主社會”，并主張直接民主的制度。這場政治運動被稱為“綠色起義”。
相比之下，在20世紀，農業民粹主義在西歐則處于邊緣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裡的城鄉分割程度沒有東歐那麼明顯。出現的農業民粹主義政黨要麼是短命的（如荷蘭農民黨），要麼被歸入更廣泛的政治運動和聲稱代表勞工階級利益的政黨，而不是城市或農村居民本身。
在這方面，西歐南部尤其值得關注：大量無地農民的存在使得解放意識形态在農村特别強大。在法國，南部鄉村在20世紀後期鞏固法國社會主義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在西班牙内戰前和内戰期間，無政府主義受到臨地中海地區的城市和農村的廣泛支援；而意大利中部則有着豐富的農民起義曆史。
以上這些都是農村地區解放意識形态強大這種現象的有力證據。這些社會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運動軌迹雖然有所改變，但仍然在當代政治中發揮着作用。這展現在法國農村反全球化運動的力量，西班牙安達盧西亞農民聯盟[3]的激進性以及意大利右翼民粹主義上司人從貝盧斯科尼(Berlusconi)到薩爾維尼(Salvini)在托斯卡納區和艾米利亞-羅馬涅區的低支援率上。
同樣，巴斯克地區農民組織明顯的左傾化也離不開巴斯克争取自決權的曆史。這種情況與20世紀英國鄉村的政治軌迹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英國，鄉村抗議活動相當罕見，并且主要是由精英階層發起以反對他們諸如狩獵等權利的喪失。而這些抗議活動往往會強化保守黨的霸權。這些保守的鄉村政治對于解釋鄉村支援英國脫歐這一現象至關重要。這種連續性表明，如果我們要了解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内部的差異及其成功的不同程度，我們需要對國家和地方的特殊性進行詳細的分析。
全球農民數量的減少，Global Depeasantization, 1945–1990. Farshad A. Araghi | 圖檔來源：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在這個意義上，農業和農村在歐洲不同地區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文化作用也同等重要。在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和工業化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急劇外流，改變了農村的面貌和社會對農村的認知。如今，西歐隻有4%的适齡勞動人口從事農業[4]。
與此同時，農業仍然是後社會主義歐盟成員國農村居民的主要活動。例如，立陶宛、拉脫維亞、羅馬尼亞和波蘭約有15%~2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大多數東歐農村人口則在家庭地塊上從事小規模（農民式）糧食生産。小農耕作的儲存使“民族民間文化得以保留，讓寶貴的曆史文化景觀得以保持”。這反過來被東歐和中歐的民粹主義者所利用，他們通常使用來自民間文化的叙事和符号，并呼籲農村社群成為“他們民族文化和遺産的真正保護者”。
類似的過程正在西歐發生，盡管民間（農民）文化和傳統受到侵蝕。政治國際化和全球化使許多歐洲人對民族認同的不安全感日益增加，是以，社會對民族文化和傳統的興趣不斷增長。由于城市消費者的推動，建立和推廣“傳統食品文化”已經成為一個特别活躍的鬥争領域。它在為日益全球化的旅遊和農産品部門提供盈利機會的同時，也為民族認同建設（如“英國食品複興”）、地方農村發展（例如“傳統食品” ）等一系列過程服務，期間經常會有沖突沖突。
所有這些過程都與歐洲鄉村的社會構成和政治面貌的變化聯系在一起。在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十年來，在歐洲農村，特别是在西部，兩種互相沖突但又部分重疊的力量創造了不平衡發展的新形式。
一方面，鄉村越來越被認為是居住和戶外休閑的地方，服務業——特别是旅遊業——在國内生産總值和就業方面超過了農業活動。這與農村鄉紳化的蔓延有一定關聯，後者取代了農業活動，引發了農村居民與城市新移民之間的社會沖突。
另一方面，大片的西歐鄉村正處于貧困和邊緣化狀态。這些地區都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失敗者，存活在那些已被改善和更新的鄉村地區和繁榮的都市中心等全球化勝者的陰影之下。這就産生了相應的政治後果。
就法國而言，格伊盧伊(Guilluy)表示，這些被忽略的空間成為了新的階級聯盟和對立以及新形式的民粹主義政治的中心。随着對國民陣線的越來越多的支援，邊緣化的鄉村地區也成為孕育“紅帽子”[5]和“黃馬甲”[6]等政治運動的溫床 ，這些政治運動很難根據傳統的政治類别或意識形态進行分類或标簽化。
這些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程序的互相作用正在塑造不同的地理區域，這些區域的特征與階級和城鄉差距密切相關。是以，我們需要完善分析視角，提供更加精細的分析。
要求取消環保稅 保護就業 法國西部布列塔尼人
戴紅帽示威 | 圖檔來源：AFP/Getty Images
五
農業民粹主義作為進步性替代方案
正如墨菲所說，
我們應該重新認識民粹主義，而不是拒絕它[···]我們應該将其改造為一個更加進步的版本，将普通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優先考慮富裕的全球精英階層，他們的利益和優先地位已經主導了太久。
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一樣，左翼進步運動和政黨也關注普通人的問題，但他們不會将移民和少數群體作為替罪羊，是以代表了一種更加“民主”和“人道主義”的民粹主義。這些進步運動有望通過将人民的要求納入“中心共識”(consensus-of-the-centre)政治，進而削弱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力量，為新自由主義危機提供解決方案。
然而，許多左翼政治家未能在農村社群中獲得支援，他們的選民主要是大都會城市中産階級。垂直的、以城市為中心的左翼政黨無法（而且往往似乎不願意）接觸農村人口，并改變現狀。為了對抗新自由主義霸權，左翼政治力量需要擴大基本盤，給予農村地區更多關注。
農業民粹主義在最近的讨論中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态，它有可能動員農村群體反對右翼運動，并産生自下而上的進步解決方案，以應對農村中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危機。與右翼民粹主義類似，農業民粹主義将階級和群體利益聚合為“人民”(the people)的同質化聲音，反對建構的“他者”（通常是“精英”）。然而，農業民粹主義是一種進步的、社會包容性的、民主的、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旨在拯救“農業社群免受資本主義滲透，目的是推進‘農民道路’走向更社會主義化的發展”。
農業民粹主義是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和全球南方流行的其他跨國土地運動的主要意識形态。這些運動的主要目标是促進食物主權，即“人民有權獲得通過生态和可持續的方式生産出來的營養健康、符合文化習慣的食物，并有權定義自己的糧食和農業系統”。根據博拉斯(Borras)的說法，以食物主權運動為形式的農業民粹主義有“侵蝕右翼民粹主義煽動”的潛力，因為它為新自由主義農業模式提供了一個更有前景的進步性替代方案。
農民之路國際組織 | 圖檔來源：en.wikipedia.org
盡管農業民粹主義在歐洲有着深厚的根源，但它包括食物主權運動在内的當代形态，在歐洲農村卻并不流行。下面我們将讨論限制進步的農業民粹主義在歐洲農村地區出現和傳播的幾個因素。
多年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圍繞着個人主義、競争和消費這三種主要的新自由意識形态塑造了歐洲社會。根據海勒布蘭德(Hillebrand)的說法，歐洲消費主義促成了右翼政黨的成功，并限制了新自由主義以外的進步選擇的可能性。
事實上，許多右翼政黨的選民“不希望有一種不同的社會，而是要麼作為成熟的消費者，要麼作為消費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熟公民，在現有的社會中充分發揮作用”。消費主義也成為農村生活的主導部分，尤其是在北歐和西歐國家，馬斯登(Marsden)将這種現象稱為“消費農村”。
在那裡，農村經濟越來越受到消費需求的驅動，而不是生産性土地使用的驅動。這一變化極大地影響了農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并将許多人從公民轉變為消費者，進而限制了他們的政治參與。同樣，歐洲農村社會的個體化常常被認為是集體行動的障礙，也是農村支援右翼民粹主義的原因之一。
此外，悲觀主義、絕望感和無助感對農村集體行動的傾向産生負面影響。在小農戶感到“被抛棄”和“被遺忘”的同時，他們發現自己陷入了“不斷擴大規模、改善技術的集約化，和與食品行業、銀行和零售鍊的依賴關系日益緊密”的惡性循環中。歐洲農民自殺率的上升就反映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憤怒、悲觀和自卑助長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阻礙了進步性解決方案的出現。
Mamonova在烏克蘭農村的研究表明：對未來的積極看法有助于提高小農戶的自尊心，并激勵他們主動采取行動捍衛他們的生活方式。同樣，Franquesa表明，道德上的“為尊嚴而戰”極大地促進了加泰羅尼亞農村居民政治主體性的形成，并将各種農村和城市群體在民主（農業）民粹主義運動中團結起來。
共同的集體身份和共同的意識形态，可以團結不同的農村群體和階級，是農業民粹主義運動的必要基礎。然而，在歐洲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歡迎農民民粹主義和食物主權運動所推廣的普遍農民身份。
在對波蘭農民的研究中，德馬斯特(De Master)認為，集體化的遺産和人們對與宏大的“普世”計劃相關的社會運動的不信任，導緻了他們對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所倡導的“普遍性”農民身份的抗拒。對于東歐的一些其他後社會主義國家（例如烏克蘭），情況也是如此。
在那裡，（像農民一樣的）小農戶不把他們的生産方式視為替代新自由主義農業的選擇，是以，他們沒有響應跨國農業運動的革命呼籲，即将“小農道路”作為一種更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在西歐，大多數農場主已經失去了農民的根基，并将“農民的生活方式”主要與工業化前的過去聯系在一起。
似乎有必要記住，借用的架構不應與現有的做法和想法相沖突，而應支援和加強針對當地的解決方案。是以，例如在後社會主義的歐洲，獲得符合文化習慣的食物的權利和自我定義的食物體系——兩者都是食物主權思想的核心——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這些權利深深植根于食物自給的悠久傳統。因為它們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是以它們代表了一種食物主權的“靜默”狀态。
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建立對這些權利的社會認同和動員——重點不是引入新的、外來的解決方案，而是要通過宣傳現有的、具有文化特色的食品生産和消費實踐，使“靜默”的食物主權這一概念被激活。另一個例子可以在糧食主權和有機農業、慢食和回歸自然等運動之間的重疊和交彙處找到。然而，有必要防止右翼民粹主義者扭曲或操縱這些共同價值觀。
事實上，歐洲右翼民粹主義者挪用了許多農業民粹主義運動的主題。例如，在意大利，極右翼的北方聯盟黨(Lega Nord Party)和新法西斯運動Forza Nuova經常在其言論和節目中使用“意大利制造”食品這樣的左翼理念。
然而，他們用非常民族主義和排他性的術語來表述，強調标簽中的“意大利”一詞。在奧地利，奧地利副總理、激進右翼自由黨領袖海因茲·克裡斯蒂安·斯特拉切(Heinz Christian Strache)主張“環境保護就是國土保護”。他用這種方式粉飾了他的政黨一方面支援本土的環境可持續目标，另一方面卻否認氣候變化等全球環境問題的沖突做法。
農業民粹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互相重疊的部分，和右翼民粹主義對農業民粹主義意識形态的剽竊，模糊了農業進步思想和右翼思想之間的界限。相應的，許多農村活動家陷入右翼民粹主義的陷阱，對未來農村政治解放帶來負面影響。
六
歐洲的 "農村複興”和農政運動的政治
盡管農村面臨着上述種種動員和政治參與的限制，但伍茲(Woods)所說的“農村複興”正在歐洲上演。為了應對新自由主義政策改革、全球化和農村廣泛的社會變革，農村的動員和行動都在增加。許多例子支援伍茲的論點，比如1999年法國在“反全球化”運動中“拆除”一家麥當勞，又比如2009年奧地利的“牛奶叛亂”與農業機構的鬥争。
最近的動員是針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和國際貿易協定的，如法國和斯洛伐克的拖拉機集會，要求更公平的農業補貼和稅收，以及比利時農民對歐盟與加拿大貿易協定的抗議。這些反抗的事例可以被看作是全球農政運動的一部分。然而，農民的話語和抗議往往停留在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架構内，是以最終會支援而不是削弱右翼民粹主義。
在歐洲，像糧食主權、農村公正和可持續發展這樣的漸進口号和理念更受歐洲城市消費者和活動家的歡迎，而非農村居民。畢勒維茨(Bilewicz)在研究波蘭的食品話語時，揭示了城市消費者——替代食品網絡(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的成員——和小農之間的嚴重誤解。
當大多數城市消費者支援食品重新定位、生态和社會正義時，農民卻在談論捍衛國家土地所有權和傳統。這些差異導緻了消費者和農民之間的敵意和不信任，而不是形成可以使雙方都能受益的聯盟。
幸運的是，也有城鄉居民之間成功合作的例子。如一個名為Fuori Mercato（市場之外）的意大利農村城市網絡，其目的是建立替代的、自我管理的食品鍊，在超市主導的供應鍊之外運作。
Fuori Mercato的出現是為了應對意大利南部最近的社會經濟（移民）危機，并促進所謂的“集體農民主義”，即小農和移民勞工對土地和其他生産資料的集體收購（主要是租賃）和民主自我管理。Fuori Mercato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農業民粹主義和糧食主權思想的啟發，但與關注 "農民” 的食物主權運動相反，這個集體倡議在其動員實踐中以“勞動”為中心。
意大利農業運動 | 圖檔來源：fuorimercato.com
意大利的“Fuori Mercato”并不是唯一一個旨在吸引移民參與可持續農業和農村行動計劃的草根運動。在研究瑞典的鄉村行動運動時，阿爾孔·法拉利(Alarcón Ferrari)揭示了該運動如何運用社會正義和環境保護主題，為農業和林業的移民創造就業機會。
然而，在瑞典農村，移民很難成功地融入到經濟系統中，主要是因為農場機械化程度高，使用現代技術（如智能農業），不需要非熟練的手工勞動。今天，隻有小規模的“社會農業”倡議可以為移民參與農業提供機會，例如在愛爾蘭。
是以，在歐洲農村地區，有許多源于食物主權、社會公正和農民民粹主義的自下而上的倡議活動，但它們的規模較小，專注于狹隘的“基本問題”，并局限于本國事務。事實上伍茲認為，“全球北方的農村活動家基本上沒能成功發展和動員跨國的團結一緻和集體行動網絡”。這是目前政治形勢下的一個嚴重缺陷。
正如我們之前所認為的，右翼民粹主義的原因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失敗，是以，抵抗和替代方案不能局限于表面的變化，不能停留在某一個國家的邊界内。為了改變整個系統，必須在全歐洲範圍組織農業運動。要使變革具有深遠和廣泛的影響，就需要大量自下而上的倡議行動，加強團結，減少不平等，強化進步性的集體認同，并促進歐洲農村積極參與到政治活動當中。
在2019年的柏林，歐洲農村團體第一次嘗試跨國動員，并推動進步的反資本主義議程。當時，來自歐洲各地的數千名農民和食物活動家走上德國首都的街頭，呼籲進行 “農業革命”。他們要求重組歐盟的農業政策，朝着更可持續的模式發展，将糧食生産者而不是跨國公司和連鎖超市，置于歐洲糧食和決策系統的中心。
雖然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幾個月後，歐盟農業委員會準許了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新戰略，該戰略對環境和社會可持續性的關注較少，見ARC 2020[2019]），但柏林的抗議活動開啟了歐洲農村動員和抵抗的新篇章。
七
總 結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研究了歐洲右翼民粹主義與鄉村世界之間的關系。當代民粹主義并不是鄉村獨有的現象，但它在歐洲鄉村的許多角落都找到了發展的沃土。根深蒂固的主流偏見（通常在曆史上是不準确的）認為歐洲農村人口天生保守，是以很容易成為右翼民粹主義者的獵物，或者認為農村天生适合這種政治——讓人很容易認為右翼民粹主義是農村地區的自然現象。這個想法在知識上站不住腳，在政治上是失敗主義，然而卻往往沒有人質疑它。我們堅信，如果我們要采取有意義的行動，建立進步的替代方案，面對右翼民粹主義，就需要了解它在歐洲農村取得成功（或失敗）的具體情況。
本文借鑒了歐洲大陸的多個案例和例子，為了解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農村的傳播提供了幾個主題。
首先，我們認為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根本危機。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得民主政治領域退化，導緻農村（和城市）居民貧困，助長了被抛棄感和怨恨感，右翼民粹主義者通過排斥性的、民族主義的和威權主義的言論和風格利用這些情感。
其次，大多數對右翼民粹主義的研究傾向于對其下一個統一的、具有明确特征的定義，但我們不認可這樣的研究方式，我們認為應該對右翼民粹主義進行更精确細緻的分析。是以，我們在文中涉及了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曆史特殊性如何在塑造民粹主義運動和思想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最後，我們讨論了農業民粹主義能否為歐洲正在發生的政治危機提供一種進步的解決方案。我們研究了農政（食物主權）運動(agrarian movement)可能受到的制約因素和可能帶來的後果，我們認為這樣的運動将有能力反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并對抗右翼民粹主義的蔓延。盡管歐洲食物主權運動仍處于早期形成階段，缺乏全球南方同類型運動在組織和意識形态上的一緻性，但它仍可能成為挑戰新自由主義秩序的社會力量，滿足村民對社會經濟正義和民主決策的渴望。
注釋：
[1] 作者在2018-2019年期間一直與解放農村政治倡議（ERPI Europe）歐洲團隊的不同學者合作。目前的分析主要基于與這些學者的對話和研究互動，再加上二手文獻綜述。
[2] 關于這種二進制區分局限性的實證檢驗，請參見布魯克斯(Brooks)(本期特刊)和比利維茨(Bilewicz)(本期特刊)。
[3] 農村勞工聯盟(Sindicato de Obreros del Campo)——一個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運動，1976年在安特奎拉(Antequera，西班牙南部)成立。其宗旨是捍衛農村勞工的利益，特别是無地勞工的利益。
[4] 資料來自歐盟委員會(2018年)關于歐盟農場結構的報告。
[5] “紅帽”(the bonnets rouges)——2013年，法國布列塔尼(Brittany)針對一項新的高速公路稅舉行了一系列(主要是農村)的抗議活動。戴着紅帽的示威者認為，這項稅收對布列塔尼的農業有害。
[6] “黃馬甲”(the gilets jaunes)——2018年法國爆發的一項為争取經濟正義的民粹主義的草根政治運動。身穿黃色背心的抗議者主要是法國貧困農村和郊區的居民。
—END—
文章來源：
本文是題為《歐洲農村的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 in Rural Europe: Sociologia Ruralis: Vol 60, No 4 (wiley.com)）特刊文章的第一篇，這組特刊文章可免費下載下傳。2019年11月30日刊登于《農村社會學》（Sociologia Ruralis）。《農村社會學》由歐洲農村社會學協會（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Rural Sociology）主辦。
https://doi.org/10.1111/soru.12291
原标題：
Populism, Neoliberalism and Agrarian Movements in Europe. Understanding Rural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litics and Looking for Progressive Solutions（《歐洲的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和農業運動——了解歐洲右翼勢力為何在農村地區獲得支援，并探尋進步性的出路》）
特别聲明：本文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尊重勞動成果，轉載請注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