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功屢建
愛新覺羅·多爾衮，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努爾哈赤共有+六子，與多爾衮同母者有二，兄阿濟格，弟多铎。
世祖福臨（即順治帝），沖齡即位，由攝政王多爾衮輔政。清入關創業，開國立基，皆由多爾衮一手所為；在順治七年（1650年）世祖親政以前，清廷的軍國大事，多獨斷于攝政王，是以，多爾衮是清帝國的實際締造者，功勳卓越，聲勢顯赫。多爾衮雖然沒有稱帝，但擁有皇帝的權威。多爾衮一生封爵甚多，清太宗皇太極時期，初封貝勒，後封墨爾根戴青（即聰明王）、睿親王，世祖福臨即位後，稱攝政王、皇父攝政王，死後曾一度追封為誠敬義皇帝，不久被貶削爵，乾隆朝時仍複睿親王爵。當時北韓人多稱之“九王”，西人著述中皆名之“阿瑪王”，明人記載中有時稱之為“九酋”。
多爾衮所處的時代，中國正處于大變革、大動蕩之中，給多爾衮提供了大顯身手的機會。幼年的多爾衮，就已鋒芒初露，頗受努爾哈赤的器重。天命十一年（1636年），努爾哈赤死于瑷雞堡（距沈陽四十裡），皇太極登基稱帝，當時年僅幹五歲的多爾衮，被封為貝勒。天聰二年（1628年）二月，十七歲的多爾衮随皇太極出征察哈爾多羅特部，敖木輪大捷，多爾衮頗立戰功，由此而被晉封為墨爾根戴青，并逐漸躍居于後金軍隊的主要統帥之列。聰慧多智、謀略過人而且英勇善戰的多爾衮，深獲皇太極的寵信，多次被委以重任，參與曆次重大軍事行動，東征西戰，屢建奇功。
天聰九年二月，皇太極利用察哈爾林丹汗去世這一有利時機，命多爾衮等為元帥，率精兵萬餘進攻察哈爾林丹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多爾衮基于“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方針，利用族親關系，兵不血刃，降服額哲，使這次進軍變成一次盛大的受降典禮。額哲率部降清後，其他部落皆随之而降，蒙古四十萬部落盡服清人，進而順利地解決了蒙古問題。多爾衮還獲得元朝的傳國之玺“制诰之寶”，皇太極是以而改元崇德，改國号清，多爾衮也被晉封和碩睿親王。在皇太極降服北韓的戰争中，多爾衮再次顯示出其傑出的才能。崇德元年（1636年）底，皇太極率軍侵北韓，圍北韓國王李保于南漢山城。嬰年二月，多爾衮率軍攻打居住有北韓二王子、王妃以及衆多大臣及其眷屬的江華島。多爾衮剛柔并用，迫使江華島投降；受降後，又嚴禁軍兵濫殺擄掠，并送還所擄士女，對北韓國王之嫔妃，待之以禮，使北韓國王深受感動，促進了北韓國王的投降。在對明朝的戰争中，多爾衮也以英勇善戰著稱。崇德三年，多爾衮為奉命大将軍，統率左翼清軍，嶽托率右翼清軍，分别從董家口、牆子嶺毀邊牆侵入明朝腹地，西掠至山西，又東破濟南，戕明總督盧象升，掠天津、遷安，出青山關而還。縱橫豕突數千裡，蹂躏城池四十餘座，所到之處燒殺擄掠一空，共掠人口二十五萬餘，财物不計其數，山西、河北、山東諸省臣民罹災慘重。多爾衮指揮的這次對明戰役，嚴重地殘毀了明朝京畿腹地，有效地削弱了明朝國力。
多爾衮憑其卓越的戰、傑出的才智，脫穎而出，躍居諸王之上，在清王朝的開國過程中，成為皇太極最得力的心腹。這為他參與後來的政治鬥争提供了實方。而皇太極死後的皇位之争則為多爾衮奪取清王朝的最高權力提供了契機。
“代天攝政”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極暴崩，滿族統治者内部為皇位繼承發生了尖銳的沖突。清入關以前，嗣君的繼承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議政王大臣會議議立。皇太極未死之前，諸王内部就已顯露争立端倪。皇太極一死，這一沖突就立即尖銳起來。當時諸王中有争立之心者為數不少，最後形成了以皇太極長子肅王豪格與睿親王多爾衮為首的對立兩派，互不相讓。原由皇太極親率的正黃、鑲黃兩旗，力主擁立豪格，而由多爾衮及其同母弟多铎統率的正白、鑲白兩旗，則誓立多爾衮為皇。雙方關系十分緊張，大有兵戎相見的氣氛。在這種僵持不下的形勢下，經過皇太極孝莊皇後從中極力斡旋，多爾衮沒有貿然妄動，而是提出冊立皇太極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為帝，由他和濟爾哈朗輔政，待福臨年長之後當即歸政。這一折衷方案遂被雙方接受。
多爾衮沒有自立為皇，也不見得是他“性成仁讓”，甘守臣節。多爾衮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他在與豪格政治力量的對比上，并不占有明顯的優勢，也不一定有穩操勝券的把握；相反，立幼不立長，不僅使有輔政名義的多爾衮便于控制政權，而且還使多爾衮争取到了大部分上層貴族的支援。多爾衮通過這種政治手腕，不僅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且也避兔了滿族内部的分裂，彼此之間能協力一緻,為他實作奪取全國政權這一遠大政治抱負奠定了基礎。
出崇德八年八月，年僅六歲的福臨即位。多爾衮與濟爾哈朗同居輔政，繼而稱攝政王。多爾衮利用自己“代天攝政”的有利地位，迅速完成了集權的過程。他以攝政王之尊掌握大權，“刑政拜除，大小國事”無不專掌。他進一步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以議政王大臣議事“紛纭不決，反誤國家政務”為名，集權力于攝政王之手。罷免諸王管理部務，以各種事務由尚書掌管，而聽命于攝政王。命都察院督察諸王貝勒，據實奏聞，不得徇私隐匿；規定各衙門辦理事務，凡應奏聞或記入檔案者，皆先啟知多爾衮。這樣，諸王預政的權力既被削弱，另一攝政王濟爾哈朗也退居多爾衮之下，多爾衮開始獨專軍國大事。另一方面，多爾衮對威脅自己地位的政敵毫不留情，堅決打擊，廢原先與之争奪帝位的肅王豪格，其心腹大臣也多遭誅殺。通過短短的幾個月，多爾衮便大權獨攬。為了尊崇多爾衮的顯赫地位，順治元年（1644年）一月，由禮部議定攝政王多爾衮居内及出獵行軍的儀禮，諸王不得與之平起平坐。于是，多爾衮實際上享有皇帝的尊榮和權力，成為清初的實際執政者和決策者，進而為他以後所實行重大政治、軍事行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多爾衮獨掌大權後，審時度勢，靈活果斷，在政治上、軍事上迅速進行了一系列戰略性的調整，使清軍得以順利人關，占領北京，争取到了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掌握了主動權。
多爾衮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認識，獨具慧眼，超出當時其他滿洲貴族。早在天聰七年，多爾衮就明确表示要奪取北京，進而統一全國。而一般的滿洲王公大臣，卻缺乏這一戰略目标，胸無大志，專肆殺掠。崇祯十七年（順治元年）三月，李自成統率大順軍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當時清朝還未得到确報，但多爾衮已靈活地看到形勢的劇變，果斷地采用範文程的建議，迅速應變。範文程指出，明亡在即，“大陸雖與明争天下，實與流寇角也”，并要求從政策上有一個根本的轉變，一反清軍過去對明戰争的燒殺屠掠，而“嚴申紀律，秋毫無犯”以收攬人心，官仍舊職，民複其業，以此招降納叛；同時，應不失時機率大軍直趨北京。當時的清朝内部，持此論者寥寥無幾，舊臣中惟範文程、降臣中惟洪承疇而已。範文程所出此策，于清朝開國關系巨大，堪謂王業之第一步。而多爾衮也能憑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嘉納其言，與之一拍即合，于數日之内急聚兵馬，率滿洲、蒙古軍的三分之二，漢軍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諸部，向關内進發。在途中獲悉北京陷落和崇祯帝自缢的确切消息後，立即兼程向山海關前進，并再次調整政策，公開打出“複仇滅賊”、“仁義之師”的政治旗号；同時明确指出，這次進軍的目的不似以前的俘掠屠戮，而是要“定國安民，以希大業”，統一中國。從此，清政府在政治上、軍事上實作了重大的政策轉變，從伐明轉而以農民軍為敵，牢牢抓住“吊民伐罪”的“仁義之師”這一旗号。然而，僅在二個多月前，多爾衮還曾緻書大順軍諸将，要求與農民軍謀同協力，并取中原，裂土為疆，共享富貴，足見多爾衮機變的迅敏。
正是多爾衮這種迅敏的機變，使清軍在爾後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占盡先機，牢牢掌握着主動權，兵鋒所至，勢如破竹。清軍招降吳三桂得以迅速通過山海關，擊潰李自成統率的六萬大軍，然後長驅直入，迅速向北京推進。五月初二日，清軍占領北京，多爾衮乘辇由朝陽門進入北京，明文武遺臣出迎五裡之外。多爾衮至武英殿升坐，接閱聽人官拜賀，宣布定都燕京。從多爾衮出兵至清軍占領北京，前後不足一月。
開國定制
在清軍占領北京之後，多爾衮再次顯示了他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大幅度調整了政治政策，以适應廣大先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傳統。
多爾衮始終堅持定都北京、以圖進取的戰略方針，堅決反對短視、後退的保守主張。當時，某些滿州貴族主張，應乘占領北京的機會，大肆屠戮擄掠，僅留少數兵力鎮守燕京，大兵或退守沈陽，或退保山海關。這些主張遭到了多爾衮的嚴厲駁斥。六月，多爾衮與諸王公大臣最後議定定都燕京，遣使迎接順治帝從沈陽來北京，并大量遷徙遼沈滿人人關，充實京畿；十月，順治帝到達北京，即皇帝位，頒大清憲曆，诏天下，大赦。從此，明王朝被清王朝取代。
多爾衮從率兵入關伊始，就竭力收攬人心。他嚴傷全軍，勿殺無辜、勿掠财物、勿焚廬舍，違者罪之，榜谕居民“取殘不殺、共享太平”。進北京城後，下令禁兵士人民家，百姓安堵。占領北京的第三天，就下令為崇祯帝發喪。軍民服喪三日，以帝禮葬之。在農民軍占領北京期間，崇祯帝後梓宮一度遷到昌平，至此多爾衮用帝禮為之改葬。多爾衮還采用範文程的主張，把明季之加派背斂，一并厘革。這些措施，對收攬民心，發揮了重要作用。
多爾衮積極拉攏漢族上層貴族和各級官吏，占領北京的第二天，即令兵部傳檄直隸郡縣，歸順者官吏進秩；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在京職官及避寇隐匿者，各以名聞錄用。多爾衮深知“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的道理，大量網羅漢族貴族和各級官吏，隻要對清王朝實心忠順，都可以加以任用，如明季劣名昭著的馮铨，甚至連為人不齒的牛金星，都被收羅。同時，樹立吳三桂、馮铨諸人作為降将降官的榜樣，借以繼續降服漢人。如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疇之輩，為清廷底定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樣，多爾衮對漢族知識分子也加以拉攏、延攬，一方面，他禮敬先代帝王聖賢，守護明代陵寝，提倡尊孔讀經，大開科舉取士，對漢族知識分子攻心、拉攏。另一方面，對那些不願合作的人士進行威脅、利誘。這些措施，對吸引漢族知識分子參與清政權起了莫大的作用，文壇名士南方如陳名夏、陳之遴，北方如沈惟炳、王鏊永之輩紛紛被薦用。
多爾衮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為根本外，餘多沿襲明制，幾乎無所更改，而不以因襲前代為嫌。清初漢制的實行，不僅适應了統治全國的需要，而且還起到了收拾人心的作用。順治三年初，多爾衮編譯《明洪武寶川》成，世祖福臨為之制序，頒行天下，表明願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多爾衮依據範文程、洪承疇、馮铨等人的建議,依明制建立中央統治機構，修《賦役全書》、《大清會典》、《大清律》等。這些政治措施的實行，有力地配合了清初統一中國的軍事行動。
在清初進行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上，多爾衮也是指揮得當，掌握主動。多爾衮在占領北京以後，迅速作出了先攻擊西南農民軍、再謀略江南的部署，這一軍事方針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多爾衮把攻擊的予頭首先指向農民軍，不僅使清軍集中主力各個擊破敵人，避免東西兩面同時開戰，獲得了軍事上的主動，而且還能使清廷繼續打着“複君父仇”，與“流寇”争天下的幌子，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動，多爾衮集中全部精銳兵力，與大順軍展開決戰。順治元年十一月，清分兵兩路，一路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将軍，率吳三桂、尚可喜等滿、蒙、漢軍隊，由陝西南下直搗西安，一路以豫親王多铎率孔有德、耿仲明等軍，從河南西撲潼關，兩路夾擊，約定會師西安。阿濟格率軍勢如破竹，陷太原、平陽等城，盡占山西；多铎率軍于次年一月抵達潼關，攻堅長達一月之久，于二月初破潼關，占西安。阿濟格率部繼續追擊大順軍，五月破武昌，六月李自成被害于湖北九官山。另一支農民軍即大西軍也在四川被清軍擊潰，其首領張獻忠在順治二年二月遇難。這樣，清軍在西線大獲全勝，農民軍主力基本上被擊潰，餘部南退自保，繼續抗清。
在對南京的弘光政權的處理上，多爾衮也是玩弄政治手腕。在占領北京之初，多爾衮為穩住東南局勢，曾傳檄江左，聲稱要共修和好。弘光朝幻想與清廷南北分治，遣使攜帶厚禮，北上議和，希望能效法宋朝故事，割地許币，退保東南，甚至夢想聯合清軍，同剿農民軍。其實，多爾衮此舉僅是感敵之計，他根本不會允許南明政權實作這種夢想的。順治元年七月，随着清軍的不斷勝利，北京也日趨鞏固，多爾衮對弘光政權的态度陡然轉變，令弘光削号歸藩，威脅弘光投降；十月又檄谕江南，嚴申擁立弘光是王法所不赦之舉，定将問罪；同月，弘光政權的三位使臣抵京，多爾衮令朝廷收取厚禮，但待之以藩屬朝觐之禮，将弘光的禦書視為進貢文書，并遣人曆數擅立弘光之罪。順治二年初，多爾衮在西進清軍占領西安、戰局明朗之後，迅速分兵，命多铎率部南下，經略江南。四月，攻占揚州，五月十四日，占領南京，弘光被俘，大批文武官員及二十餘萬軍隊投降。南都既下，以後隆武之在福建，魯主監國之在海上，永曆帝之在兩粵、漠黔，奔逃流離，僅儲存名号而已。清軍占領南京之後，繼續向南方推進，至順治七年多爾衮死時，南方諸省的戰争雖有反複，但大半個中國都在清廷統治之下了。
功過分明
多爾衮在清軍入關以後的六、七年内，為适應新的統治形勢，迅速對滿清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襲明制，用漢人，加速漢化，因而使清朝的封建統治秩序，得以盡快地獲得穩定，同時，也使得滿漢之間的文化，得以互相溝通，彼此調融，這也是多爾衮在清初執政過程中所起到的曆史作用。但是，入關前滿族所處社會發展階段要遠遠低于漢族，作為滿族統治階級代表的多爾衮，不可避免地帶着這種落後的烙印，推行了一些滿族入關前的傳統政策，而這些落後的政策根本不适用于那些當時已處于封建經濟高度發達的中原地區，進而給這一地區的漢族天民帶來空前的災難。如圈地法、逃人法，就屬此種情形。在多爾衮的首肯之下，清貴族在京畿、河北、山東一帶大量圈占土地，組成在莊頭管理下的各類田莊，并強迫漢人投充或帶地投充為奴，用暴力的手段把落後的農奴制移植到封建經濟高度發達的漢族地區，人民流離失所，深受其禍。為鎮壓大批農奴的逃亡，維護滿族統治者的利益，清初政府還實行嚴厲的逃人法，這種為保護極少數滿族農奴主利益的逃大法，過分地損害了各階級各階層的利益，造成了社會的長期動蕩不安。多爾衮還推行一些民族壓迫、民族歧視的政策，強令漢族人民易服剃發，并把它作為“新朝”順民的标志而嚴厲執行，“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把滿族之風俗習慣、衣冠服飾強加于漢族頭上，引起了漢族人民的強烈不滿。
随着權勢的無限擴大，多爾衮的爵位也愈來愈尊。順治元年，晉封為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又尊為皇父攝政王，“代天攝政”，“賞罰等于朝廷”，甚至把皇帝的印玺也搬回府中，一時大權獨掌，關内外隻知有睿王一人，俨然為一國之君。他高高在上，順者濫升，逆者濫降；他獨斷權威，排除異己，如戰功赫赫的肅王豪格，被羅織罪名，置之死地，其福晉也被多爾衮收為側室；濟爾哈朗雖同為攝政，卻因曾主張擁立豪格而遭罷免。他素患風疾，脾氣暴躁；他性喜奢靡，府居華麗宏偉，甚過帝居，酷愛放鷹圍獵，所費不赀。
精明能幹的多爾衮，憑着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擁兵入關，進而奠定了長達二百七十餘年滿清王朝的立國之基，堪稱滿清立國的第一人。他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剛柔并濟，借攝政之名，集大權于己身，有力地保證了他一統江山、開基立國這一政治抱負的實作。但是，物極必反，多爾衮的擅權過甚，也最後導緻了他個人的悲劇。順治七年十一月，多爾衮出獵古北口外，膝蓋受創，竟不治而死，（年僅三十九歲。他的靈樞被運回北京，隆重安葬，并被追封為“誠敬義皇帝”。但死後僅兩月，即順治入年血月中旬，就有人首告多爾衮曾謀篡大位于是以濟爾哈朗為首的王公大臣合詞追論其罪，诏削爵，财産籍沒人官，平毀墓葬。“當時目擊的西人記載，福臨“指令毀掉阿瑪王（即多爾衮）華麗的陵墓，……他們把屍體拉出來，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後砍掉腦袋，暴屍示衆，他雄偉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座落在明南宮的睿王府同時被廢。其身前重用的王公大臣，或倒戈反噬，或被誅殺貶革。一代名王，身後獲咎，落得如此慘局，真是可悲可哀。
然而，攝政王多爾衮于滿清的立國之功，其子孫自有公論。乾隆帝就極為多爾衮鳴不平，而下诏為其昭雪，複睿親王爵，由多爾衮五世孫淳穎襲爵，并配享太廟，重修瑩墓，重建睿王府，其封爵世代相襲，成為清代八家鐵帽子王之一。乾隆高度評價了多爾衮的偉大貢獻：“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皆所經劃。尋即奉迎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這一評價也确實是對多爾衮的公允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