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無論家庭或外出宴請聚會，公筷分餐大行其道，但以往國人中餐聚會，多采用圍桌共食的方式，這樣既顯場面隆重熱烈，又顯熱情親密。盡管圍坐共食方式已是中國飲食文化的重要傳統，但其實分餐自古就有。分餐制的曆史無疑可上溯到史前時代，而合食制的誕生大體是在唐代，其後逐漸發展出具有現代意義的會食制。
從文獻記載查分餐制從文獻上的記載，我們可以尋找到古代分餐制的證據。
一個是戰國時期的例子，據《史記·孟嘗君列傳》說，孟嘗君田文廣招賓客、禮賢下士，他對前來投奔的數千食客，全都平等對待，無論貴賤，都同自己吃一樣的馔品，穿一樣的衣裳。一天夜裡，田文宴請新來投奔的俠士，有人無意中擋住了燈光，一俠士以為這裡有名堂，自己吃的飯一定與田文兩樣，否則就不用故意擋住光線，由此認定田文是僞君子。田文趕緊端起自己的飯菜給俠士看，證明大家都是一樣的飲食。俠士知道了真相，愧容滿面，當下拔出佩劍，自刎謝誤會之罪。一個小小的誤會，緻使一位剛勇之士丢掉了寶貴的性命。試想如果不是分餐制，如果主客都圍在一張大桌子“圍殲”同一盤菜，怎會懷疑有厚薄之别?這條性命也就不會如此輕易斷送了。這是戰國時代實行分餐制的最好例證。
另一個是南朝時的例子。據《陳書·徐孝克傳》說，國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陳宣帝宴飲時，并不曾動過一下筷子，沒吃一口東西，可他面前的肴馔卻減少了。原來徐孝克将食物悄悄藏到懷中，帶回家孝敬老母了。這使皇上非常感動，下令以後禦宴上的食物，凡是擺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帶回家去。這個故事證明，至少在隋唐以前，人們還維持着一人一份食物的分餐制。
另外《世說新語》記載，顧榮有一次參加宴會，看到端烤肉的人露出想吃烤肉的神情，“因辍己施焉”，就把自己的那份餐食給了他，說明當時的宴席确是一人一份食物。
古代分餐進食的方式，伴随相應的禮節和習慣。
先秦時期，禮樂制度直接指導着人們的行為，飲食的禮儀尤為重要，《禮記》中有“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的說法。這種禮制通過食物及用具的差别來展現不同等級，采用分餐制更便于這些規範的實施。
那時人們就餐是跪坐在席子上，每人面前擺放一張低矮的食案盛放餐具及食物。席子下面還會鋪上“筵”。筵和席都是坐具，鄭玄對《周禮》的注疏中說“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二者的差別是筵大席小，筵下席上，後來筵席就成了宴會的代稱。孔子曰“席不正不坐”，吃飯的時候，人們要規規矩矩地坐在席子上，吃自己面前的食物，這就是典型的分餐制。
小食案上放着輕巧的食具，沉重而器型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後漢書·逸民列傳》上記載：東漢隐士梁鴻，娶妻孟光，隐居霸陵山中，後來轉徙吳郡給人幫工。梁鴻每當打工回來，孟光為他準備好食物，并将食案舉至跟眉毛齊平，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舉案齊眉，成了夫妻相敬如賓的千古佳話。
又據《漢書·外戚傳》說：“許後……朝皇太後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因為食案不大不重，一般隻限一人使用，是以輕而易舉。後來的妻子對丈夫的敬重大有不亞于孟光的，對長輩的孝順也大有不亞于許皇後的，卻很難再去舉案齊眉了，小食案變成了大餐桌，弱女子又如何能舉得起呢?習慣禮儀也不得不因飲食和食具方式的改變而改變，不舉案了，還可雙手捧碗，同樣也可表達出敬重之意來。
從考古發現查分餐制由考古發現的實物、繪畫資料，同樣可以找到古代分餐制的證據。漢代著名的“鴻門宴”，項王、項伯東向坐，範增南向坐，劉邦北向坐，張良西向侍。這種分餐制的場景在漢代的壁畫及畫像磚中均有展現。
如在河南新密市打虎亭漢墓出土的描繪宴會場面的壁畫中——人們席地而坐，每人面前擺放着一張食案。在發掘出的漢墓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上，經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飲場面，卻看不到許多人圍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進餐場景。
低矮的食案是為适應席地而坐的習慣來設計的，從戰國到漢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食案實物，以木料制成的為多，常常飾有漂亮的漆繪圖案。漢代呈送食物還使用一種案盤，或圓或方，有實物出土，也有畫像石描繪出的圖像。承托食物的盤如果加上三足或四足，便是案，正如顔師古在《急就篇》注所說:“無足曰盤，有足曰案，是以陳舉食也。”
以小食案進食的方式，最晚在史前時代末期便已發明。考古發掘到公元前2500年的木案實物，雖然木質已腐朽，但形制還相當清晰。
考古工作者1978一1980年在發掘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遺址時，發現了一些用于飲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為長方形或圓角長方形，長約一米，寬約三十厘米。案下有木條做成的支架，高僅十五厘米左右。木案通塗紅彩，有的還用白色繪出邊框圖案。木案出土時都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還放有酒具多種，有杯、觚和用于溫酒的斝。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塊長五十厘米的厚木闆，闆上照例也擺上酒器。
陶寺還發現了與木案形狀相近的木俎，也是長方形，略小于木案。俎上放有石刀、豬排或豬腳、豬肘。這是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一套廚房用具實物，可以想象，當時擅長烹調的主婦們，操作時一定也坐在地上，木俎最高不過二十五厘米。漢代廚人仍是以這個方式作業，出土的許多庖廚陶俑全是蹲坐地上，面前擺着低矮的俎案，俎上堆滿了生鮮食料。
陶寺遺址的發現十分重要，它不僅将食案的曆史提到了四千五百年以前，而且也訓示了分餐制出現的源頭，古代分餐制的發展與我們提到的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不過可以肯定，比陶寺文化居民更早的飲食活動，并不依賴木案的使用，史前先民或許根本沒想到吃飯還要用什麼案子，或者最簡陋的木闆也沒有用上。
在原始氏族公社制社會裡，“天下為一家，而無私織私耕，共寒其寒，共饑其饑。”(《尉缭子》)人們遵循一條共同的原則:對财物共同占有，平均配置設定。在一些開化較晚的原始部族中，氏族内食物是公有的，食物烹調好了以後，按人頭平分，沒有廚房和飯廳，也沒有飯桌，各人拿到飯食後都是站着或坐着吃。飯菜的配置設定，先是男人，然後是婦女和兒童，多餘的就存起來。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與後來等級制森嚴的文明社會的分餐制雖有本質的差別,但在淵源上考察，恐怕也很難将它們說成是毫不相關的兩碼事。
從食案坐具查合食制分餐制的曆史無疑可上溯到史前時代，而合食制的誕生大體是在唐代，其後逐漸發展出具有現代意義的會食制。周秦漢晉時代，分食制之是以實行，應用小食案席地而坐進食是個重要原因。雖不能絕對地說是一個小小的食案阻礙了飲食方式的改變，但如果食案沒有改變，飲食方式也不可能會有大的改變。
西晉王朝滅亡以後，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族陸續進入中原，先後建立了他們的政權，這就是曆史上的十六國時期。頻繁的戰亂，還有居于國家統治地位民族的變更，使得中原地區自殷周以來建立的傳統習俗、生活秩序及與之緊密關聯的禮儀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強烈的沖擊。
楊泓先生通過家具史的研究得出了這樣的認識：正是這種新的曆史背景，導緻了家具發展的新趨勢，傳統的席地而坐的方式也随之有了改變，常見的跪姿受到更輕松的垂足坐姿的沖擊，這就促進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一6世紀新出現的高足坐具有束腰圓凳、方凳、胡床、椅子，逐漸取代了鋪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傳統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時代壁畫上，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圖形，極其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還用着慣常的蹲跪姿勢，雙足并沒有垂到地面上，這顯然是高足坐具使用不久或不普遍時可能出現的現象。不過在同時代的其他壁畫上，人們又看到坐胡床(馬紮子)的人将雙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陽龍門浮雕所見坐圓凳的佛像，也有一條腿垂到了地上。
到了唐代，各種各樣的高足坐具已相當流行，垂足而坐已成為标準姿勢，人們已經基本上抛棄了席地而坐的方式，這時再用低矮的食案吃飯就非常不友善了。是以，高足的餐桌應運而生，稱為“食床”。
1955年在西安發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發現墓室壁畫中有一個端坐在椅子上的墓主人像，雙足并排放在地上，這是唐代中期以後已有标準垂足坐姿的證據。可以肯定地說，在唐代，至少在唐代中晚期，中國人已經基本上抛棄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終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曆史性改變，為衆人圍坐會食共食提供了契機。
這一時期的壁畫中出現了很多使用高桌高椅進餐的場景，如敦煌473窟壁畫中，就描繪了九個人坐在長方形餐桌兩側就餐的場景。賓客共同坐在一個食床旁進食，但主要的菜肴和食物是由廚師或仆人“按需配置設定”的。隻有餅類等主食或羹湯才合餐。
在晚唐五代之際，表面上場面熱烈的會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隻是一種有會食氣氛的分餐制，南唐畫家顧闳中的傳世名作《韓熙載夜宴圖》，就透露出了有關的資訊。這幅長卷中，繪有韓熙載及幾個貴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賞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們面前擺着幾張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8個盤盞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邊還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進食用具，互不混雜。
這裡似乎表現的不是用餐方式，而是貴族們懷古幽思心緒的一種顯露。其實這也說明了分餐制的傳統制約力還是很強的，是以說從分餐到會食有很長的過渡階段，這何嘗不是當今會食、共食聚餐氣氛下的分餐制呀。
新聞線索報料通道：應用市場下載下傳“齊魯壹點”APP，或搜尋微信小程式“齊魯壹點”，全省600位記者線上等你來報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