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設計師點評
KOU HANG COMMENTARY
我們幾乎每天都在做兒童遊樂場，然而，我們是否真正從兒童的視角做設計，我們是否還擁有如孩子一般透徹的眼睛。“平等和尊重” 是設計兒童空間時一個極其重要的議題，也是目前中國戶外遊樂空間建設中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部分。目前大多數遊樂場和兒童公園的設計建造僅考慮安全性和視覺效果，對鼓勵兒童自主探索城市空間、樹立社會角色意識并無助益。現階段兒童空間的開發模式多是獨立項目，由設計師和開發者一廂情願地做出決定，而未能從使用者和整個城市的空間進行考量。未來若能在設計過程中引入兒童參與，将不僅能夠增強項目的獨特性，也有利于提高兒童的社交活動參與度，使項目對兒童的影響不僅僅限于遊樂設施本身，而是能夠延伸到整個城市空間。在此過程中，景觀設計師的角色也可以不僅是設計政策的制定者，亦可充當利益相關方的協調者和參與式設計項目的發起者，讓“兒童友好”理念滲透到 城市的各個角落。
Part. 01
引言
Introduction
兒童權利和城市發展
Child Rights and Urban Development
兒童參與城市設計和空間決策的理念始見于20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城市研究者雪莉·R·阿爾斯坦[1]和保羅·戴維多夫[2]曾廣泛呼籲“公衆參與”在城市建設中的重要性，對後來将兒童使用者的意見納入設計過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87年，MIG設計事務所的三位創 始人——羅賓·莫爾、蘇珊·戈爾茨曼和丹尼爾·艾克法諾——合作出版了《兒童遊樂指南：兒童戶外遊樂設施的規劃、設計和管理》[3]，首次提出了建造普适性戶外遊樂空間的方法。
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正式釋出，傳遞了 “兒童是擁有完整自身權利的人，他們并非其父母的歸屬品，也不是任何決定的被動接受者” 的理念[4]。
1994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在意大利博洛尼亞舉行了“奪回我們的城市”主題會議，邀請了來自意大利100所學校的300名兒童參會，并釋出了 《兒童宣言：如何奪回我們的城市》[5]，将兒童對城市的最基本期望概括為：總體期望、對城市的期望、對綠地的期望、對學校的期望，應對交通擁擠的期望，以及對未來的期望。
1996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正式發出“兒童友好型城市倡議”，明确提出兒童的福祉是衡量城市健康、社會民主和治理水準的關鍵名額[6]。
誠然，兒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設有賴于完善的政策與法律支援，但也有許多目标與社會發展和城市空間建設息息相關，例如“可獨自在街道上安全行走”，擁有“未受污染的環境和綠色空間”和“與朋友見面和玩耍”的場地，以及“參與文化和社會活動，成為擁有平等地位的公民”等[7]。
其中，“平等和尊重” 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議題，也是目前中國戶外遊樂空間建設中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部分。目前中國絕大多數遊樂場和兒童公園的設計建造僅考慮安全性和視覺效果，對鼓勵兒童自主探索城市空間、樹立社會角色意識并無助益。
中國城市兒童景觀設計現狀
The Status of Landscape Design for Children in Chinese Cities
目前，中國面向兒童的城市景觀設計主要依托其他空間建設項目進行，即設計師直接受政府或開發商委托，在城市公共空間或者居住區内，依據規劃名額設計建造兒童活動空間。
這一設計模式高度依賴于設計師的個人專業技能和甲方的主觀認知水準，設計内容受限于上位規劃架構，一方面造成不同區域、不同投資規模的兒童景觀空間品質差異巨大，另一方面導緻設計手法和風格、空間功能設施雷同。
這一問題的本質在于
- 此類空間真正的使用者——兒童——未能充分參與項目設計過程，緻使其真實需求并未反映在設計方案中；
- 目前設計師在兒童景觀設計中主要圍繞獨立項目進行設計定位和概念提煉，缺乏從文化和社會層面對整個城市兒童活動空間系統及其對兒童産生的影響進行綜合考量（下圖）。
若能在設計過程中引入兒童參與，
- 不僅能夠增強項目的獨特性，也有利于提高兒童的社交活動參與度，使項目對兒童的影響不僅僅限于遊樂設施本身；
- 另一方面，景觀設計師應從設計單一的兒童活動空間轉向探索整個城市空間脈絡對兒童發展的綜合性影響，以實作自身角色的提升。
Part. 02
生态系統理論及公衆參與理論的啟示
Inspirations from 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ory
生态系統理論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歐美學者都沿用生物醫學模型研究人類的健康狀況，認為疾病僅由生物學因素引起。
1977年，喬治·L·恩格爾打破了這一觀念，并提出生物學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個人心理和體驗共同決定了個體面對疾病的脆弱程度[8]。
而尤裡·布朗芬布倫納進一步将人類成長的影響因子分成4個逐級嵌套、互相影響的系統——微系統、中系統、外系統，以及宏系統；随後又補充了“時間”這一影響因子，稱之為 “時間系統”，形成了“生态系統理論”[9]
對兒童群體而言，在生态系統理論中，微系統是他們直接接觸的環境因子，一般包括家庭成員、同學、朋友，以及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觸的景觀（例如小區内的活動場地）；
中系統則是微系統各影響因子之間的互相作用和關系（如家庭住址會影響就讀學校的選擇、擁有怎 樣的玩伴取決于兒童居住在怎樣的社群）；
外系統包括但不限于當地文化、醫療水準、公園系統、社群服務等，這些因子不會直接影響個體，但會影響微系統和中系統的各個方面；
宏系統則是更大層面的社會或文化因素（如法律機制、亞文化、社會對下一代的關心程度等）。
生态系統理論對面向兒童的城市景觀設計的啟示：
Implications of Ecosystem Theory for Child-Oriented Urban Landscape Design
首先，目前多數設計項目以微系統（如小區公園或遊樂場）設計為主，忽略了中系統、外系統乃至宏系統對兒童身心發展可能産生的深遠影響。
景觀設計師需要綜合考量城市街道網絡、空間格局、文化認同感等因素，進而對城市兒童空間體系做出系統性優化。
其次，需要進一步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來指導景觀設計，例如
- 根據環境心理學理論，在學校内增加綠植可以促進兒童注意力的恢複[10]；
- 恰當的居住區内建築及空間布局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鄰裡關系[11]；
- 通過優化街道設計降低城市犯罪率[12]等。
- 最後，景觀設計學科需要與其他城市建設學科加強合作，推動相關政策的更新和行業發展。
Part .03
案例研究
Case Studies
下文将通過三個案例，具體闡釋景觀設計師在建立兒童友好型城和角色的突破及轉變。
“成長在博爾德”計劃
Growing Up Boulder Initiative
2009年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社群參與、設計與研究中心（CEDaR）發起了“成長在博爾德”[15]（GUB）計劃，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市政府、博爾德谷學區、州參議員多蘿西·魯伯特、當地非營利組織和企業，以及18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之間建立了合作夥伴關系。
- GUB旨在将孩子們的意見納入地方政府決策，尤其是在公共空間設計、公交系統建設，以及住房規劃等項目上。
- CEDaR的景觀教師和研究者們作為孩子們與其他利益相關方之間的交流媒介，讓他們來定義自己理想中的城市，并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
“15分鐘的鄰裡”[16]是GUB計劃的子項目之一，其主要目标是建立高度适宜步行的街區、鼓勵混合用途開發，打造15分鐘步行生活圈。
該項目的合作團隊包括兩位CEDaR代表（同時也是景觀設計師）、5位志願者、一名實習生，以及25名8～12歲的兒童。
這些兒童從各自的學校或住所出發步行15分鐘，将沿途的交通問題及自己平時玩耍的地點告訴研究者，并拍下他們喜歡的社群一隅的照片，最後畫出或用模型制作出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社群——令人欣喜的是，孩子們有能力分辨街區的安全區域和危險區域，這對兒童參與整個城市格局和空間的設計将有很大幫助。
GUB的兒童參與設計流程如下：
- 景觀設計師将孩子們提供的資訊記錄下來作為設計參考
- 将這些資訊轉化為城市空間評估報告及改造方案，送出給政府和開發商
- 在準許改造之後，景觀設計師再次介入，聽取兒童對于改造方案的意見并進行修改
- 最終實作“屬于兒童的設計”。
一個個街區尺度的項目連接配接起來可以逐漸改變城市空間脈絡，進而優化城市格局；景觀設計師也在協調兒童參與者和政府關系的過程中，成功引導決策者更加重視兒童的參與權。
倫敦遊樂和非正式娛樂政策
Play and Informal Recreation Strategy of London
2012年，倫敦市市長頒布了《塑造社群：遊樂和非正式娛樂》規劃指南[17]，其核心理念有兩點：
一是規定了新開發住宅中遊樂空間的最低數量标準（20戶及以上的開發項目至少要為每個孩子提供10m2的遊樂空間）；
二是提出應當涵蓋“正式的”（遊樂場等兒童專屬娛樂場地等）和“非正式的”（城市開放空間、公園、綠色基礎設施等）兩類遊樂空間，并詳細闡述了如何在不同類别的空間中增加兒童友好型設施，如社群公園應該提供運動場地、兒童娛樂設施、休憩區和自然區域；口袋公園應提供自然化的活動空間，配有足夠的遮蔭，并盡可能增加座椅和小型活動設施。
該政策同時指出，一個優質的遊樂空間需要提供面向全年齡段的、安全的、包容性強的娛樂設施，同時具有可達性強、管理維護良好等特點，能夠促進健康的生活方式，讓兒童安全地親近大自然
以規劃指南為基礎，景觀設計師經由詳細踏勘各種類型的城市 口袋空間，通過巧妙的設計，大大提升了空間的趣味性。例如，
- 對綠地匮乏區域，在樹木周圍安裝圍欄和攀爬裝置，使兒童樂意在此處逗留、玩耍;
- 在綠色基礎設施建造過程中将雨水花園改造為可供兒童玩耍的“雨水樂園”;
- 在場地有限的校園内設定“跑酷公園”，通過設 置縮放牆壁、增加跳躍障礙物和形狀不一的台階等，促進兒童體力運 動，提高其肢體協調性。
這些設計均通過小尺度的場地(即“微系統”)幹預，使兒童遊樂活動滲透到各類城市空間，在城市尺度上提升了倫敦市的兒童友好度。
在倫敦遊樂與非正式娛樂政策的實施過程中，
- 景觀設計師有意識地将保障兒童遊樂權利提升到優先地位，
- 在街區改造過程中與城市規劃師積極開展合作，了解各個街區内綠色空間的可達性、靈活性和多樣性。
- 随後通過一系列微觀項目設計，打造了連續的兒童遊樂空間網絡。
微系統、中系統和外系統互相協調、互相補充，在多級空間尺度上系統性地優化了兒童遊樂空間的供給。
同時，自上而下滲透至 城市各個角落的遊樂設計也更新了公衆對于“遊樂空間”的固有認知。
美國綠色校園
Green Schoolyard America
美國綠色校園(GSA)[18]是一個由景觀設計師、規劃師莎朗·丹克斯上司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旨在将被瀝青覆寫的校園空間改造為軟質綠地和花園，進而提升兒童的身心健康水準、改善社群的生态績效及韌性。
在GSA看來，一系列小型綠色空間可以成為城市綠色基礎設施網絡和野生動植物栖息地網絡的組成部分，進而幫助改善城市空氣品質和局部氣候。
在GSA的實踐中，景觀設計師已不再隻是甲方的代理人，而是城市景觀改造項目的發起者和領航者。
景觀設計師的職責轉變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在以上三個案例中，景觀設計師的角色和職責不盡相同，但都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當地兒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設。
在GUB項目中，景觀設計師的角色是利益協調者，通過将甲方與兒童使用者的不同意見進行協調、整合，間接保障了兒童利益。
GUB的創始人之一、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環境設計系教授露易絲·查 拉認為，建立屬于孩子們的空間，就一定要傾聽孩子們的聲音。 而景觀設計師存在的意義即在于将孩子的語言轉變為設計語言、将孩子的訴求轉化為便于決策者施行的城市改造政策。 這一思想有力地挑戰了 “景觀設計師是最懂場地的人”“景觀設計師最有設計話語權”等傳統觀念。
而在倫敦遊樂政策的制定與落實中，景觀設計師承擔着“科學發 展顧問”的角色。他們首先梳理規劃架構的核心理念，達成“兒童優先”的共識，随後與規劃師一起進行綠地空間的配置設定與整合，最後在具體項目的落實中積極與公衆對話，成為不同群體之間的粘合劑。
GSA的發展模式則展現了景觀設計師“公衆教育家”的身份——宣揚自然遊樂的理念以及改善兒童遊樂環境的益處。
在這三個項目中，景觀設計師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城市空間格局的整合者。 他們并未将工作内容限定于傳統的兒童遊樂空間，而是關注社群(中系統)和整個城市(外系統)的空間格局，甚至在宏系 統層面推動了整個社會對兒童權利的重新審視，最終完成了城市空間的串聯、整合與整體提升。
結語
Summary
詹姆斯·科納曾說，景觀設計師若要奪回自己的話語權，就要跳出“輔助支援”的常态， 承擔真正的上司職責，變得更加批判、更加 進取、更加具有企業家精神、更具創造力[22]。
在兒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設過程中，景觀設計師不僅僅是設計政策的制定者，亦可充當利益相關方的協調者和參與式設計項目的發起者，讓“兒童友好”理念滲透到 城市的各個角落。
原文：Huang, Y. (2020).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ld Friendly Cit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8(2), 110-121. https://doi. org/10.15302/J-LAF-1-030013
原文作者：黃伊偉
我們的小目标：
2年内，釋出1001個兒童設計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