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奮六世之餘烈，終于完成秦國幾代君臣的夙願——平定六國，統一天下。
在統一之後，嬴政實行了很多新政策，比如創立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推行郡縣制；統一貨币、文字以及度量衡等等。
其中有個有趣的記載：秦朝很多事物都是以六為機關的，即“數以六為紀”。據《史記》記載：“（秦始皇時期）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乖六馬。”
而其中原因，史家衆說紛纭。有人認為這是和秦始皇崇尚水德有關，也有人認為和當時流行的天數思想有關。但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缺陷，而後世的研究又提供了一些新的觀點。
五德終始，秦代周德
水德是什麼呢？這要從五德終始說說起。
戰國時代，一個以鄒衍為創始人的學派異軍突起，因為他們提倡陰陽五行的學說，是以被稱為陰陽家。
陰陽家認為，世界的運作離不開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的循環變化，而政權的更疊也不例外。
五種元素在曆史過程中對應五種德行，每個政權都對應其中一種德行，五種德行按照相生相克的規律周而複始，對應到曆史上就是王朝的更疊，也就是所謂的“五德終始說”。
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政權的治亂興衰，也為新政權的确立提供了理論和輿論的基礎。
是以，當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他以此為工具，宣揚自己的合法性：“始皇推五德終始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
他認為，秦朝是水德，周朝是火德，水克火，是以，秦朝取代周朝成為天下的主宰是注定的。基于此說，秦朝在許多地方都在迎合水德，比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
也就是将一年的開始更改為冬季開始的十月，冬季屬水，這樣便符合水德的要求；甚至連秦朝的施政綱領都和水德有關，據記載，秦朝“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也就是說，秦朝的嚴刑峻法，一定程度上也是迎合水德的要求。而在五行之說中，水德對應的數字正是“六”。《呂氏春秋·孟冬紀》中記載，“孟冬之月……其數六”。與水德相對應之數為六，是以服色輿制皆遵從六數，也就可以解釋了。
但是這種說法有一定的缺陷。實際上，不僅秦朝對五德始終說深信不疑，兩漢也受到該學說的深刻影響，東漢劉秀更是“頒布圖谶于天下”，把陰陽之學推到顯學的位置。
但是，不論是自命土德的漢武帝，還是自命火德的東漢，都沒有改變原本以六為機關的慣例，例如六尺為步、天子駕六等制度直至東漢末年仍在實行。
而在秦朝也有很多不用六的地方，比如在《睡虎地秦簡》中，關于錢币的記載更多是十一進制的。《金布律》規定1布折合11錢，而在給奴隸或者傭工等人購買衣服時，其繳納的稅款有33、44、55、77、110幾種，全是11的倍數。
是以，“以六為紀”到底是不是與水德有關，還是值得商榷的。
天地萬象，各有其數
天數思想，本質上是古代先民在農業生産的過程中，研究天象規律而産生的。而在天象中，“三”和“十二”是經常出現的數字。
日月星三種天體被稱為“三辰”，故《左傳》有“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之言，後來演變出有 “天道三人道三”之觀念。
而依據天象，一年有十二月，木星公轉一周（即一紀）為十二年，是以“十二”自然而然的也就會被崇奉，在 《左傳》中被尊為“天之大數”。
但是，十二雖為“天數”，卻已經超過十，未免太大，而三又太小，是以，處于三和十二之間的六便脫穎而出，成為古人的常用數字。在《左傳》中便有“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的記載。
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以六為紀也可以認為是秦始皇順應天道，受命于天的一種表現。
尚六觀念，古已有之
還有學者指出，崇尚“六”的現象，在秦朝之前便廣泛存在，秦始皇不過是将慣例以國家律令的形式固定下來。
春秋時期晉國有“六卿”；周天子的軍隊稱為“六師”；《周禮》将官制分為六官；周朝的教育體系分為六藝；儒家經典亦有六經，等等。
考古發現也能證明這一點：在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洛陽市唐宮路戰國車馬坑、淮陽馬鞍冢楚墓、洛陽市王城廣場車馬坑等墓葬中，均發現有用一車六馬的規制陪葬的現象；另外，在曾侯乙墓亦發現有記載 “駕六”的簡策。
上述這些墓葬時間最早在西周晚期，晚的也在戰國晚期，足見此制遠遠早于秦始皇；甚至在史前文化的遺址中也出土很多與“六”有關的遺迹和文物，這更能證明以六為尊的源頭可能比秦代更早，并非秦始皇獨創。
秦始皇的“以六為紀”，不僅符合五德終始說，也迎合了天數的思想，在實行過程中也因為有先前的成例進而容易推進。
可以說，以六為紀應當是一個經過綜合且慎重考慮之後實行的舉措。
雖然秦始皇以六為紀的動機古今的學者各執一詞，争論不休，至今也難以形成定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個措施對于秦始皇推行新政策是有積極作用的。
它不僅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了秦朝統一天下的合理合法性，也有利于秦朝統一度量衡，建立大一統國家。雖然秦始皇和他一手建立的秦朝在曆史上褒貶不一，但是秦始皇為統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後世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