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義和團”成了貶義詞。就連網絡上互相攻擊，都喜歡罵别人“義和團”。
曆史發明家們從各種犄角旮旯裡編出段子，諷刺清末義和團的團衆們愚昧、無知、盲目排外。說他們是“愚民”、“烏合之衆”、“迷信”，被“洗腦”、被利用的一群人。某些大V更是以抨擊義和團精神為使命孜孜不倦。
确實，我們唯物主義者承認，義和團确實不高明，包括太平天國也不高明，曆史上所有的農民起義，從陳勝吳廣、到張角、到黃巢、再到張獻忠李自成，都不高明，這叫“農民階級的曆史局限性”。
很多人攻擊義和團，主要攻擊他們“以落後排斥文明”，斷鐵路、斷電線、砸洋貨、攻擊“文明開化”的西方傳教士。
但是你要考慮到——他們為什麼會誕生？義和團确實存在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的毛病，但萬事都有個緣由，好端端的溫和怕事的中國老百姓，為什麼不要身家性命，也要去和洋人拼命？
我們曆史教科書如此評價：“......樸素的、自發的群衆愛國運動，粉碎了列強瓜分中國的迷夢，将清政府的賣國投降面目暴露于國人面前，面對八國聯軍的侵略，義和團進行了英勇抵抗，但最終在中外反動勢力的絞殺下失敗，從某種意義上是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沖突的一次總爆發。”
我再說得透徹一些，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刻着一句話：“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内外敵人，争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曆次鬥争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為什麼說是“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沖突的一次總爆發”呢？因為自1840年，清政府在列強面前一敗再敗，不斷退讓，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後，西方傳教士就開始深入中國内陸，各處設立教堂，傳播基督教信仰。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傳教喜歡深入基層，紮根到農村，凡有人聚居處，就要建教堂，主動傳教，步步擴張。
建教堂，傳教義，發展教衆，那就要和地方上的百姓、農民争奪土地和各種權益。教堂的選址，大都是傳教士巧取豪奪的村社土地，而地方官員不敢得罪外國人，一味護短，雙重标準，使得傳教士們有恃無恐，在地方上仗勢欺人。而很多西方國家的冒險家、流氓、強盜、不法之徒，也借着“傳教”的名義，深入中國内陸，橫行無忌。
中國本土的不法之徒、惡棍流氓看到清朝地方官員在洋人傳教士面前的軟弱無能，妥協退讓，于是紛紛加入基督教，隻要入了教，就獲得了特權，為虎作伥，變本加厲欺壓中國百姓，使得社會沖突不斷激化。
袁世凱盡管極端仇視義和團運動，仍不得不說“（山）東省民教積不相能，推究本源，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挾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轉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欺淩，良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有由然也。”
當時基督教在中國吸納的“教民”入教後，就不再受地方政府管轄，不再向地方政府納稅；傳教士和當地的“教民”、土匪勾結，強占土地、幹涉司法、放貸催債，在地方上形成了強大的宗教勢力，并且強勢插手地方經濟、政治、宗族問題。地方官根本不敢管、不敢問，聽之任之。你想想，大批大批的“洋垃圾”以及“二鬼子”，在中國無視司法，欺男霸女，橫行無忌，還能擁有“超國民待遇”，老百姓怎麼可能不憤怒？
那時候，“教案”頻發，沖突不斷，當地官府隻聽“教民”的陳述，不給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會讓沖突愈演愈烈。比如“涞水縣教案”，涞水縣當地的村民傳統春節的時候張燈結彩慶祝過年，基督教的“教民”們沖到彩棚裡辱罵當地百姓，打雜過年的彩棚。教民轉頭還誣告百姓，傳教士給官府發文，要求官府“嚴肅處理”，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官府讓當地百姓道歉，還要他們“宴請教民”，甚至逼村民們跪在宴席前認錯，最後還要“賠償一萬兩白銀”。此後，教民更加橫行不法，甚至殺人越貨無所不為，最後，當事人閻老福一怒之下，加入義和團，打死當事教民三十多家。
殘暴嗎？殘暴！愚昧嗎？愚昧！文明嗎？不文明！以暴易暴，簡直是個法盲！但是他還有什麼辦法？他隻是一個農民，被逼到絕境裡，他隻能想到這種報複的方法。
義和團爆發的直接原因，就是1899年10月上旬，山東平原冠縣蔣家莊，教民和當地群眾發生沖突，義和團沖擊當地的教堂。知縣蔣楷派兵前往鎮壓。朱紅燈率團民數百人與清軍進行戰鬥，将其擊敗。至今在平原鄉間還流傳一句諺語“義和團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傳”。他們本質上，就是農民，沒有現代化的理論，也沒有現代化的組織，每次和洋人打完，想的還是回家種地；慈禧太後曾經想要賞賜義和團領袖10萬兩白銀，結果他們斷然拒絕了，“某等自備資斧，欲圖報效，不受國恩”。他們是——“自帶幹糧的愛國者”啊。
義和團真實照片
他們有着樸素到簡單粗暴的愛國思想，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義和團領袖于棟成所釋出過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蔑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占據上海，蹂躏台灣，強迫開放膠州，而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
他們不聰明，不文明，組織不先進，沒有科學理論指導，也有很多不法之徒混進了他們的隊伍，他們也不懂得清理隊伍、分辨戰友和敵人，當時，為了污蔑、醜化義和團，很多“教民”都混進了義和團。“奉教者皆扮成假義和拳會，各處尋仇殺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帶，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獲者，自稱義和團，則地方官即釋之。”（《庚子記事》）
由于他們失敗了，而且是屈辱地慘敗，是以，所有的帽子，都被扣到了他們頭上，他們被殘酷地屠殺在自己地國土上，英國記者辛普生記載了他目擊的情況：“ 法國步兵之前隊路遇中國人一團，其内拳匪、兵聯軍斬殺被俘的義和團丁、平民相與攙雜，匆遽逃生。法國兵以機關槍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機關槍即轟擊于陷阱之中，約擊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後已”。
各國洋兵“俱以捕拿義和團、搜查軍械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槍，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戶踹門而入。卧房密室，無處不至，翻箱倒櫃，無處不搜。凡銀錢鐘表細軟值錢之物，劫擄一空，謂之擾城。稍有攔阻，即被戕害”。
當年，庚子國難後，清政府和八國聯軍一起屠殺義和團，把無辜的老弱婦孺都當義和團一起殺害；如今，高高在上的“曆史發明家”、“鍵盤政治家”們，占着道德制高點，罵他們是“烏合之衆”。可憐啊可憐。
古典小說《水浒傳》中有句話叫做“逼上梁山”，重點在于“逼”字，晁裡正好好做着裡正，魯提轄好端端做着提轄，武都頭好端端當着都頭，林教頭好好做着教頭，基層公務員幹得好好的，為什麼非要上梁山呢？那你就要問一問西門大官人、蔣門神、張都監、黃通判、高太尉、梁中書這些鄉賢、豪強、大佬們給不給活路了。如果不給，那有什麼辦法？等死嗎？
日本電影《七武士》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台詞：“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麼，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什麼都有，掀開地闆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到山谷深處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麼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殘兵強武器，聽着，所謂農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
“但是...是誰令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你們都去死！為打仗而燒村，蹂躏田地，恣意勞役，淩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麼辦，他們應該怎麼辦？”
義和團确實沒有文化，沒有知識，不文明，不進步，他們搞迷信，挖鐵路，斷電線，喝紙灰，自以為神仙保佑、刀槍不入，他們打仗也不行，遇到洋人一觸即潰，根本沒有太多的貢獻，在反抗侵略的鬥争中，他們也曾不分好歹、濫殺無辜，無知的他們也曾被清政府利用，最後又被懦弱無能的清政府出賣。
但那又怎樣？你還想要他們怎樣？他們隻是一群想着好好在家種地，好好在家做生意，好好養家糊口、傳宗接代的普通中國農民，有些人連這點安甯都不給他們，請教，他們到底該怎麼辦？怎麼辦，才能又文明又禮貌地給自己争取利益、給自己求個公道？
如今，“曆史發明家”和公知們污名化義和團，抹黑中國農民所有反侵略反壓迫的努力。但是，當年義和團的敵人，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卻如此評價義和團：
“我們對中國的群眾，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質的人。實際上，他們還有無限的生氣。中國人素有英勇善戰的精神，并沒有完全喪失”
“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諸位，我們是21世紀的現代人，我們接受過科學、系統的現代教育，我們懂得數學、實體、化學，學過馬列思想，唯物主義，我們知道什麼是文明，什麼是寬容，什麼是人性，我們見識過先進、高效、如臂使指的社會組織，我們還有着發達的生産力，還有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保護着我們。
是以，我們可以高談闊論，站在曆史的制高點評價太平天國、義和團；其實，異地而處，我們21世紀的大多數現代人，真的比他們高明，比他們聰慧，比他們更勇敢，更善良，更有辦法救中國嗎？
兄弟，你拿得起斧頭，揮得動鐮刀嗎，聽得懂口号和指令嗎，面對欺淩壓迫，槍炮刺刀，邁得動腿嗎？你有本事對強盜講寬容、仁愛、人權、善良嗎？何不食肉糜啊！
兄弟，高處風大，小心着涼。
（感謝原作者知乎申鵬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