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主作為春秋時期政治的重要角色，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對霸主評判标準的确定可視為研究春秋霸主政治的一把鑰匙。在對以《左傳》為主的史料梳理中，結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試提出以“實力與信義”作為衡量是否成為霸主的标準。具體表現在強大的國力，藩屏周室，扶助弱小，主諸侯會盟四個方面。因為篇幅有限，主要介紹其中的兩部分，強大的國力以及扶助弱小。
一、強大的國力
《孟子·公孫醜上》記載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道出了春秋霸主的基本條件。大國在春秋當有兩層含義，一是國土廣袤，經濟軍事力量強大；二是國力有欠缺但政治地位高，即政治大國。鄭國在春秋早期應該符合第二層大國标準，即有一定實力但比齊秦晉楚稍遜，鄭武公、鄭莊公為平王卿士，在諸侯國政治地位突出。
魯隐公元年，鄭人即以王師、虢師讨伐衛國。隐公九年，鄭國又因宋不朝王而讨伐宋國。鄭國除借王命行事于諸侯，更是直接與周王發生沖突。此時的周王尚有一定實力，不像後來完全需要強大的諸侯庇護。
隐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周王室派尹氏、武氏助曲沃莊伯，翼侯逃奔到随。同年曲沃莊伯背叛周王，周王指令虢公率師讨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包括後來的周鄭繻葛之戰，周王室尚能憑借自身的實力對諸侯國進行幹預。但後來的周鄭交質與交惡事件，都表明鄭國在當時的實力不容小觑。
鄭莊公憑借王室卿士身份，借王命行事于諸侯，但鄭國實力有限，不足以支撐起霸業，同時又缺乏足夠道義的号召力。是以鄭國雖在春秋早期強盛一時，卻沒能建立霸業。宋襄公在齊桓公死後試圖稱霸，宋國司馬子魚則指出宋國實力弱小，小國争霸實際上是對自身的危害。
到齊秦晉楚，“大國”一詞就更加具體，内容也更豐富。齊桓公創霸成功，晉楚相繼強勢崛起持續争霸，秦國東進受阻，但經營西邊，實力也很強。以齊桓公為例，得到管仲輔佐之後，内外修政，内定士、農、工、商四民，并讓他們按身份集中居住。
管仲的定民之施既是根據不同職業使民安生，也便于國家管理。同時加強齊國軍隊建設，“五家為軌，軌為之長…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這種“作内政以寄軍令”的方式，将軍事和生産融為一體，既保證了素日裡生産不廢，又令戰時兵源充足。
管仲可能也考慮到這種非專業的軍士作戰能力不夠強，故制定以“春搜”、“秋狝”兩季狩獵以提高戰鬥力的制度。内政穩定，民生發展，軍備強盛，管仲又為齊桓公制定了屏周室，睦四鄰，伐無道的外交政策。
襄公二十七年，晉、楚商量弭兵之事。此次晉楚共同主持的會盟本是晉楚平分霸權，确立兩國在諸侯中的霸主地位，但同時承認齊秦為大國。四國實力有消長，但終春秋之世保持大國地位無疑。
二、扶助弱小
周室東遷後，天子權威和權力不再，稍有實力的諸侯國紛紛兼并周邊小國，大量西周封建體制中的小國在這個時候滅亡。如果沒有産生新的權威和秩序來抑制天下的混亂，大國欺淩小國，強國吞滅弱國的趨勢将繼續惡性發展。在缺乏統一的社會和文化基礎之前，在夷狄環伺的環境下，這樣的局面将導緻諸國百姓生存的危機和諸夏文化的頹廢。
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孔子對輔佐齊桓公建立霸政的管仲持贊賞的态度：“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着眼點就是霸政對加強諸夏團結，儲存和發展諸夏文化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霸政之是以能夠聯合華夏諸國，霸主之是以能取得同盟其他中小國家的擁戴和歸附，則是由于霸主自身以道義為原則，踐行扶持弱小的行為準則，進而樹立權威。
要知道霸主地位不是以強力奪得的，而是憑借着道義和行為赢得的。霸政格局下的國際關系和秩序架構，是中小國家樂意接受的，而不是被迫強加的。那麼，“扶持弱小”，就是建立霸政、成為霸主的重要前提要素。
齊桓公治國的初期，一段時間内仍然延續東周初期大國吞并周邊小國的兼并趨勢，擴大了齊國的疆域。但是在後來與魯國等有一定實力諸侯國的争戰中，齊桓公感到混亂的兼并模式難以繼續維持，是以試圖建立一種諸侯國之間新的行為準則和關系架構，即所謂的“霸政”模式。
齊桓公轉變戰略的努力從“柯之盟”開始。魯國經過與齊國連年的争戰，到莊公十五年柯之盟，突然與齊國媾和，原因何在？《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這次盟會時，魯國的曹沫以刀刃劫持齊桓公，逼迫他退還之前侵奪的魯國的土地，桓公迫不得已答應了。
後來齊桓公意欲反悔，甚至想殺掉曹沫，因為被劫持而許下的諾言，并不一定非要信守。但是管仲反對，認為這會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于是齊國向魯國歸還土地，信守了“要盟”。《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齊桓公與魯國争戰多年，魯國一直沒有歸從，霸主地位也一直沒有确定。通過柯之盟，“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魯國從此也歸附，不久齊桓公聯合諸侯及王室代表複會于鄄，齊國的霸業由此開始。
春秋霸主“尊王攘夷”中的“攘夷”一項，與扶持弱小關系非常緊密，因為在夷狄環伺的環境下，往往是一些弱小的國家遭受到周邊夷狄的嚴重威脅，甚至在夷狄的進攻下而國破民亡。齊桓公霸業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救燕、存邢衛。
特别需要說明的是，燕國遭受山戎的威脅，但燕國不在齊國的地緣政治範圍之内，相距較遠，是以請求魯國一起出兵時，魯國先答應後來并未出兵。實際上隻是齊國獨自出兵，路途艱辛，付出極大的代價，解除了山戎對燕國的威脅。這一行為同時具有攘夷和扶助弱小兩方面的功效，加強了諸夏國家之間的認同和團結。
管仲言：“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這一觀念的形成有一定的曆史背景，但是在此時齊國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抗擊夷狄，保護弱小的華夏諸侯國，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在齊國的示範效應下，加入到抗擊夷狄，保衛華夏行動中的國家越來越多。
在解除燕國的山戎威脅後的第二年，北戎伐邢國。齊國立刻出兵援助邢國，雖然仍然是齊國的單獨行動，但是已經得到了諸國的支援，不似救燕國時那麼無助。後來狄人進攻邢國，齊國、宋國、曹國結成聯軍救援邢國，打敗狄人并幫助邢國修築新的都城。
當狄人攻破衛國後，首先是宋國主動幫助衛國遺民安置，後來齊國派出軍隊護衛，并且聯合諸國重建衛國。西周滅亡之後王權塗地的同時，原先由天子主導的秩序和保障的安全無法繼續，在諸夏國家周邊分布的大量的戎狄，對諸夏國家構成嚴重的生存威脅。
這裡的南夷指的是楚國。雖然後來楚國積極參與中原的會盟，在文化上認同和轉向華夏，但在春秋前期，楚國仍然被認為是與諸夏國家不同的“南夷”。楚國也在執行吞并周邊弱小國家的政策，漢陽諸姬本是西周南進的重要據點，這個時候卻成為楚國北進首當其沖的目标，受到了楚國的威脅。
魯僖公四年，齊國率領魯國等國家組成強大的中原諸侯聯軍讨伐楚國，逼迫楚國結成“召陵之盟”。從此之後楚國放棄了一昧擴張吞并的政策，參與中原聯盟，吸收諸夏文化，逐漸轉化成諸夏集團中的一員。葵丘之盟确定了齊桓公的霸業地位，而在盟會上确立的盟約，對弱小國家的生存也是有益的。
晉文公的霸業主要是建立在城濮之戰對楚的勝利，以及平定王室之亂的基礎上。即使如此，晉文公在對待弱小國家上，也絕不是恃強淩弱，毫無道義。而且齊桓晉文發動的對弱小國家的戰争，不是随意地以擴張領土為目的的，而是“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宣公十二年，楚莊王伐鄭國，克之，入自皇門。鄭國國君肉袒牽羊以謝罪。在左右皆認為“得國無赦”的情況下，楚莊王認為：“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于是退軍三十裡，與鄭國和談。在此事前一年，因為陳國的夏氏亂鄭，楚莊王滅陳，并準備“縣陳”，即吞并陳國。但是在申叔時的勸說下，放棄了“縣陳”。
楚莊王的複陳、服鄭，是他成就霸業的重要條件，這些行為都是遵從“道義”的原則。在這些原則的堅守下，弱小國家多多少少能夠獲得生存的空間和保障。對于中小國家而言，正是因為霸主能夠扶助弱小，同盟能夠提供保護和幫助，霸政格局才是他們樂意接受的新秩序。
是以在《左傳》昭公十六年中明确說“諸侯之無伯，害也”。這裡的“害”，主要是針對中小國家而言的。換句話說，霸主以及霸政，因為其扶助弱小的行為原則，是中小國家的生存保障和福祉。
三、總結
随着對春秋霸主的内在精神，以及春秋霸政的格局和曆史進行深入分析，發現突出強調“春秋五霸”這一概念對了解春秋的曆史似乎并不完全合适，不但沒有助益反而會引發諸多的誤解。春秋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時代，了解“霸主”和“霸政”是了解這個時代的關鍵。
總的來說，齊、晉、楚的争霸都基本符合春秋社會道義禮信的社會價值标準。各國在推行霸政的時候大多數時候都能做到“重禮義”、“講道理”、“守規矩”，特别是在“存亡繼絕”、扶助小國方面均有大量事例。而吳越兩國則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也不恪守禮義原則，是以不應該被稱為“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