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即位後，蔡京父子倡豐、亨、豫、大之說，誘導宋徽宗大肆揮霍，使北宋朝政日益敗壞，爆發了宋朝曆史上規模較大的方臘起義。宦官童貫長期掌軍，在蔡京的支援下，重新開拓河惶地區，以期立功邊疆使自己獲得不次升遷。
在北方，宋與金簽訂海上之盟，希望收複燕雲十六州，而這終于招緻金軍南侵，使北宋走向了滅亡的道路。所有這些事件，尤其是金軍南侵，使得北宋王朝經曆了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便宜行事權取得發展，但這并未能夠挽回北宋滅亡的命運。
建炎元年五月，趙構即帝位于應天府，重建宋王朝。南宋初年，宋金戰争非常激烈，逐漸形成江淮、京湖、四川三大戰區，這些戰區的進階指揮官如宣撫使、制置使等普遍獲得便宜行事權。南宋還一度部分恢複“藩鎮”之制，使得便宜行事權發展至兩宋頂峰。
紹興和議後，南宋中央逐漸收回了軍興以來的便宜行事權，此後便宜行事權随着宋金戰争的發展而起伏。南宋後期與蒙古聯軍滅金後，宋軍乘虛攻占蒙古治下的河南地區，但很快戰敗，由此開啟了宋蒙元戰争，便宜行事權有所恢複，但始終未達到南宋初年的興盛程度。
元符三年，年僅二十五歲的宋哲宗去世，被章惇認為“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的趙佶即位，是為中國曆史上出名的昏君宋徽宗，他所寵信的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朱劻、李彥被時人稱為六賊”，童貫掌握軍政大權，時人稱之為媪相。
“實不能文”的梁師成“凡禦書号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仿帝書，雜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被稱為隐相。在宋徽宗統治期間宦官的便宜行事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得到擴大。金軍南侵後，宋徽宗禅位于太子趙桓，自稱道君皇帝，準備出逃，逃避抵禦金軍的責任。
在金軍的壓力下，宋廷的統治岌岌可危，便宜行事權進一步發展。宋代君主雖然吸取前代宦官幹政的教訓，對其控制較嚴，但是由于君主制度的特殊性，宦官仍然是與皇帝十分親密并得到信任的特殊群體。北宋時期，宦官往往奉皇帝之命參與到軍事行動中去。
宋王朝不僅猜忌武将，對領兵文臣也并不全然放心。宋太宗淳化五年，朝廷任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平定李順叛亂，但有人卻向宋太宗獻言說“昌言額紋有反相”，于是宋太宗立刻改變了自己的主意，改任宦官衛紹欽為統領招安捉賊事，前往四川。
在這種形勢下，加之一部分宦官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如王繼恩在宋太祖去世時，站在太宗一邊，公然違背宋太祖、宋皇後意圖，對促成趙光義登基一事，居功甚大，宋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元豐年間，宋神宗對李憲的恩寵無以複力口。
“言之親莫如憲，日侍左右莫如憲”、“朝廷之威福柄令持于其手，官之廢置用舍出于其口”，是以讓宦官參與政事，幹預軍事便成為宋代皇帝牽制武将及統軍文臣的重要手段。由于這些人是皇帝所親近、信任的，他們取得便宜行事權就毫不意外了。
宋太宗淳化四年，李順叛亂。次年正月，宦官王繼恩被宋太宗任命為劍南兩川招安使前往讨伐，他不僅在軍事上可以“不從中覆”，而且“管内諸州系囚，非十惡正贓，悉得以便宜決遣。
”擁有軍事、司法方面的便宜之權。成都陷落後，宋太宗又加派馬步軍都軍頭王舉、将官尹元任西川招讨使，分東西兩路入川，二人皆受王繼恩節制。宋真宗時也有許多宦官取得便宜行事權。
時隔不足一月，他又诏李憲：“勿吝金帛，旌附戰士，苟有以激發衆心，皆可便宜從事，朝廷惟務滅賊，其他固無愛惜。”再次強調李憲的便宜從事之權。
但以上這些宦官所取得的便宜行事之權皆不如宋徽宗時的童貫。宣和二年十月，兩浙地區爆發了北宋末年最大的起義“方臘起義”，宋徽宗先是派宦官潭稹統兵負責讨滅方臘。十二月，童貫以領樞密院事任江淮荊浙宣撫使，譚稹改任兩浙制置使。
童貫“既主兵權，又掌兵籍、虎符”，不僅如此，宋徽宗還“微行送之，握童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禦筆行之。’”甚至允許他以禦筆行事，将“東南事”全權交給童貫處理，這在北宋前中期是從未有過的現象。
“童貫至浙部，知花石綱為民害，命其屬董耘草诏罷去之。”手诏為皇帝之特權，而童貫行之。兩浙制置使、宦官譚稹也擁有便宜行事權，“應軍前事務，并令譚稹節制，一面措置，随宜施行。”
錢即因反對童貫的舉措，被艇永州。與之同被販責的還有知州王菜及轉運副使。童貫還欲以行用夾錫錢的方法增加錢币價值，夾錫錢的實際價值與鐵錢相等，這最終導緻了物價的嚴重上漲，其患甚大。
另外童貫不僅自己便宜行事，還有權賦予管内邊臣此項權力。劉仲武知西甯州時，朝廷欲招誘王子臧征撲哥，收複積石軍。宋王朝對宦官的委任并非是無條件的，他們充分吸取了前朝宦官幹政的教訓，對宦官也采取了種種抑制措施。
王繼恩在打壓王小波、李順後，有人建議升其為宣徽使。到南宋時期，宦官旳權勢大大削弱，宦官領兵、監軍旳情況基本不見更談不上便宜行事了。
總體來說，宦官掌握便宜行事權并未起到積極作用，相比武将和文臣，宦官文化素質低，無論是膽勇、謀略都無特長，相反多怯懦之輩，在他們參與的軍事行動中，很多是以失敗告終。宋神宗元豐四年李憲率四十萬軍攻打西夏，以慘敗告終，損失兵将近半。
童貫以領樞密院事領兵，更是一敗再敗，且“既主兵權，又掌兵籍、虎符”，違背了宋朝“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帥）臣主兵柄”的治軍之法。譚稹同樣怯懦無能，“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潭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
且因其是皇帝所信任的緣故，導緻宦官權力惡性膨脹，以便宜行事權大行擾民之事，危害甚大。宋欽宗即位後，北宋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大為削弱，同時面對金軍的南侵，湧現出許多愛國軍民，這使得便宜行事權大為發展。
靖康元年正月，東路金軍占領相州、浚州，宋徽宗倉皇出逃，金軍迅速渡河南下，同時派出使臣要求宋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宋欽宗決意投降求和，下诏割讓三鎮，但此诏書卻被李綱扣下未發。
姚平仲夜襲金營失利後，宋欽宗又再次同意割讓三鎮，并以肅王趙樞、張邦昌升任首相作為人質，東路金軍遂退兵，但是太原、河間、中山三府軍民不接受割地诏書，堅持抗金，使宋欽宗不得以又于二月廢除割地議和的協定。
以便宜行事之權選官用人得到充分發展。宋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以京兆府路安撫使範緻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令督勤王兵入援，許以便宜行事之權。範緻虛“謬不知兵，見宗印談兵口辨，以為奇士，乃令還俗，用便宜累借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節制。
”幕府辟僧人為參議官，且借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确屬非常時期之制。一些職官的職權有所擴大，得以便宜行事，如宣谕使。便宜行事權也開始涉及外交領域。便宜行事權的賦予較北宋前中期更加廣泛。
靖康元年正月，在金兵來勢柩測，宋首都開封岌岌可危時，宋欽宗任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矇為副使。吳敏為親征行營副使，亦“诏許便宜行事”。此次所賦予便宜行事權的範圍非常大，包括了河東、河北諸路帥臣及下屬所部州軍。
強調諸州盡一切努力滿足四都總管司之需，反映了在戰事緊急情況下，宋廷不得不賦予便宜行事權的廣泛，既可自行處理軍事，也掌有财權、兵員調動權、人事任免權。
宗室亦可被賦予便宜行事權。在此之前，出于對皇權的維護，宋朝廷對宗室的管理極為嚴格，一般不允許參與政事。靖康元年聞十一月，宋欽宗在開封被攻，情勢危急之際，不得不改變這一做法，他以蠟書诏令當時在相州的康王趙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可便宜行事。
北宋末年，盡管時勢已危急萬分，統治者确實也比之以往更多賦予相關人員便宜之權，但是朝堂之中仍有人時刻注意應由中央牢牢控制權力。
靖康元年聞月以康王為兵馬大元帥，可便宜行事，“宰臣等奏，猶以大字為難”，侍禦史胡唐老力争道：“今社稷危矣，顧惜一大字，非計也。”
康王趙構才得以開大元帥府于相州，并以便宜之權組織兵馬勤王。在李綱出任河北、河東宣撫使時，雖可便宜行事，但是朝廷卻消極應戰，欲與金講和，當時所任命的宣撫副使劉餘、制置使解潛、察訪使張翻、勾當公事折彥質等皆“受禦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
宣撫司自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明當時“便宜之權”的擴大，在某些層面上仍流于形式，受到來自中央的監督和制約，許多己賦予的便宜之權并不能在實際中發揮作用，北宋末年自發的便宜行事權才是這一時期的主流。
綜上，北宋後期由于朝政敗壞，宦官備受寵信，其便宜行事權得到較大發展，童貫甚至可以禦筆行事。金軍的南侵，導緻了北宋朝廷的統治危機，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不複從前，在此非常時期，官員自主便宜行事及中央賦予便宜行事權都較北宋前中期突出。
李綱甚至扣留诏書不發，表現出有為官員在國家存亡之際的智勇。然而即使在此時，朝廷也不忘制約便宜之權，許多已賦予的便宜之權不能在實際中發揮作用，宋廷終于走向了覆滅的道路。
宋高宗即位之初，南宋所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不僅要面對金的南侵，且國家的軍隊、職官、司法、科教等都需要重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大大降低。在此形勢下，許多武将在戰鬥中成長起來，并掌握領兵權。
京幾、京東、京西、荊湖北、淮南東、西等路在金人北撤後，出現“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的局面，形成事實上的割據狀态，南宋遂創設鎮撫使這一半獨立的地方軍政機構，借以鼓勵當地首領抗金，如果功績顯著甚至可以世襲。
在這種情況下，南宋初年的便宜行事權一度興盛，發展到兩宋頂峰，甚至出現“号令出于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的情況。呂中曾評論宋代将帥道：“知畏法而己，不敢法外以立功。”這種評價未免失于片面。
兩宋确有将帥因循墨守，怯懦聽命，不敢法外立功，然而也曾湧現過大量敢于挑戰皇帝權威、臨事自主栽斷的開明将帥，尤其南宋初期更是如此。北宋時所建立的軍制随着宋室南遷已全盤瓦解，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不複存在，将從中禦的做法基本被摒棄。
為了抵禦金軍南侵，宋朝廷不得不稍改抑制武将之策，使武将的地位得到一定提高，便宜行事權範圍得到擴大，皇帝也不再有預先賜予陣圖、方略等牽制武将的行為，而隻是将作戰任務交由主将施行，嶽飛、韓世忠、劉光世等名将在此時都取得便宜行事權。
紹興四年二月，南宋朝廷授權嶽飛遣兵收襄陽府、唐、鄧、随、郵州、信陽軍六郡地土，據《金倫猝編》：“付之号令，而俾如親行，便宜悉許于外，施進止不從中禦。”對嶽飛指揮軍事行動完全放手，不再将從中禦。
武将對來自中央的訓示也并不全部執行，表現出較強的自主性。紹興七年，嶽飛因與張梭議事不合，上章乞解兵柄，他不待宋高宗允準便擅離職守，前往廬山為母守喪，宋高宗多次敦促，并派專使前往廬山，“飛乃受诏，赴行在。”
當嶽飛自鄂州抵達德安府，今湖北安陸時，宋高宗派往嶽飛軍中“軍前計事”的李若虛已經趕到，向嶽飛“谕以免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但是嶽飛并不同意班師，并向李若虛說明自己的北伐計劃。
李若虛說：“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诏之罪，若虛當任之”，支援嶽飛繼續進兵。此次嶽飛北伐取得的戰果非常突出，大大超出宋高宗、秦桧的阻擋金軍南侵以便向金求和的原定目的，是以以“金字牌”遞送班師诏書，嶽飛一日之内接連收到相同内容的诏書十餘道。
由于其他各路将領都已先後奉诏退兵，如果再進軍，将冒獨自與金軍決戰的風險，嶽飛才決定按班師诏書退兵。将領還被允許以便宜之權招募軍隊，擴大自己的武裝。
嶽飛在打壓了鐘相、楊麼起義後，将投降與俘獲的起義軍中年輕力壯者數萬人編入自己的部隊，又将原起義軍的船艦千餘艘編為水軍。劉光世擔任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時，建立了背鬼親随軍，“皆骁勇絕倫，一以當百者。”
這些軍隊與主帥聯系親密，是以其作戰能力十分突出，一改北宋前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在金占領區，南宋朝廷也設定職官，并賦予便宜行事權。在李綱的建議下，建炎元年六月，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但是便宜行事權的廣泛存在，有時使得協同作戰變的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