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年至476年，近三百年時間，是華夏大地從統一走向分裂，又從分裂走向統一前夕的一段群雄争霸的特殊曆史時期，也是在社會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發生重大轉變的重要時期。
因為曆史久遠，諸侯國衆多，我一直不太能記住并厘清幾個國家的關系和局勢。對于其時便隻有一個主要的印象——混亂。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打完又互相結盟，過後又一言不合再次開打。
由曆史學博士黃樸民教授所著的這本《春秋後期霸權興衰大起底》，就如書名所寫那般，以通俗風趣的語言，将春秋時期的各國紛争、霸權興衰進行了梳理和分析，讓我終于對這個久遠陌生的時代和局勢變化有了一個更為清晰的印象和了解，掌握當時的曆史發展脈絡，看起來酣暢淋漓。
自周王室衰敗後，群雄崛起，春秋成為一個争霸的時代，也為戰國時期的兼并和最後的統一做好了鋪墊。
作者在書中将這些争霸者之間的關系和局勢條分縷析，分析比較它們的特點優劣，特别是一些起着關鍵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是如何決定了一個政權的興衰走向，也從中看到這些争霸者在曆史程序中的必然命運。
春秋時期是複雜的，作者指出它有三個鮮明的特點：動态性、過渡性和多樣性。并且分為前、中、後三個階段，各有特點，而總體趨勢都是從古典宗法社會向帝國專制社會、從貴族有限分權體制向君主高度集權制轉變的重要過渡階段，影響了後世的政治模式和發展。
中國此後兩千年的發展曆程中，無論有多少朝代更疊，君主集權制都牢牢地把控住帝國。它雖然紛争疊起，局勢變幻萬千，但亂世代表着機遇，經濟文化得以革新，軍事力量得到提升，要想成為霸主，擺脫被控制奴役的命運，就各憑本事了。
齊、宋、秦、晉、楚這春秋五霸最為人們所熟悉，各種紛争也主要在它們之間發生。作者對春秋時期的幾個大國進行了分類和分析，認為稱得上真正頭等大國的是晉、楚、秦、齊這四國，它們有着各自的“社會地位”：晉國是“龍頭老大”，楚國是“另類大國”，秦國是“攪局者”，老牌大國齊國則是“打醬油”的。此外還有兩個“後起之秀”吳國和越國“相愛相殺”。
戰争是影響格局、獲得權力地位的主要手段，春秋時期更是戰争不斷。但同時，戰争也随着時代的變化出現轉型。
西周時期以禮樂為本，在軍事上也從禮樂文化出發，設定了一整套“軍禮”來制約軍事活動，它有三個原則：主張征讨不義，軍事行動限制，戰場交鋒正大不詐。
就是說，君子動口不動手，打仗時也要講文明、擺風度，講究禮儀，點到即止，以軍事威懾和政治外交謀略為主，迫使對方認輸，然後就可以收工了，就像《孫子兵法》中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現在看來有點匪夷所思，打仗還能不拼命痛打到最後？可見當時周王朝文化的影響多麼強大而悠遠。
當然，還因為當時的政權都是貴族階級專政，互相有着千絲萬縷的姻親關系，軍隊成員又多是宗族子弟，能不動手就不動手了。
而到了春秋後期，周王室的影響式微，禮崩樂壞。當時已經開始推行普遍兵役制，吸收了大量的普通群眾入伍，這些人沒有接受過“六藝”的教育，自然也不懂各種禮法禮儀。
還有戰争地域擴大、軍事技術發展等因素，戰争已經抛棄了“軍禮”的限制，從“以禮為固”演變到“兵以詐立”，就是說利用各種戰術奇計來進行誘敵、突襲、進攻等。
當時群雄争霸的形勢注定了戰争是殘酷的、血淋淋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亂世之中難以守禮，隻有夠狠，才能在紛争中鑄就霸主地位。
現在再看軍禮所推崇的文明法度，以軍事威懾為主，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更加複雜的世界局勢中，竟然十分适合，仿佛一個曆史的輪回。
在全球一體化的現代，國家之間關系密切複雜，在經濟文化上有着千絲萬縷的牽連，但各自也有着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立場，也會因為一些利益而起紛争，彼此之間又不适宜直接動手開打，于是進行軍事威懾和使用外交便成為一種保全利益的文明手段，比如發發聲明警告或譴責一下，經濟上制裁打擊一下，網絡上封鎖一下，軍事上顯露一下武器裝備。
互相威脅吓唬一輪後，該做生意的繼續做生意，該進行文化經濟往來的繼續往來。而那些一言不合就開打、直接槍炮相見的國家，至今生靈塗炭，未得善終。
戰争手段和方式随着時代與形勢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也牽涉了諸多方面的因素，産生各種影響。
在戰争疊起的春秋後期，政權的博弈通過戰争來實作，戰争是曆史發展的推動力，也帶動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