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本，大多數人都懷有一種微妙又複雜的情感。中日兩國既有難以磨滅的國仇家恨，又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深厚情誼。為什麼同樣植根于東亞傳統文明，日本會走上和中國不一樣的發展道路？日本從何時起演變為異于我們的陌生存在？我們又該如何了解現代中日關系的發展？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李永晶老師的《變異：日本二千年》通過回溯現代日本的起源，對上述問題做了分析。
從兩千年演化史看中日關系
來源 | 陸家嘴讀書會LUJIAZUIBOOKCLUB今天講座的題目顯得有些大，叫“現代日本的起源”。那我們為什麼要談論“起源”的問題？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們的認知非常容易被眼前的事物所局限，導緻我們看待問題很容易停留在當下的表層現象與關系上，很難形成深入的認識，這可以說是人性的一個弱點。而探索事物的起源則是克服這個問題的一個相對高效的方法。當我們談論日本的時候，也需要多層次、多角度的觀察，隻有這樣才能更細緻地看清楚問題形成的各種機制。
其實，“日本”這個話題不是很好談，因為我們習慣于用我們熟知的幾件事情——諸如政治、經濟關系以及曆史認識問題——給日本乃至中日關系下定義，而忽略了對象自身的多樣性與複雜性。由于我們不知道相關事物與事件的起源，是以我們又會形成相應的誤解。
我記得三四年前在武漢，在人們賞櫻花時，有個姑娘被誤認為穿着日本的“和服”而引發了一些争議，那個姑娘澄清自己穿的不是“和服”而是“漢服”。雖然我一直懷疑這個事件有可能是好事者故意為之，但也說明了我們對日本事物的起源，以及對我們自身服飾的演變是缺乏認知的。
我們當下對日本的關心，無外乎集中在政治、經濟、人員交往、曆史認識這些話題上，而這些話題背後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比如，去年疫情爆發初期，日本社會為中國展開了積極的募捐，甚至出現了國會議員、也就是日本的政治家們集體捐款的現象，以至于“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個口号一時間成為中國媒體上的熱門話題，這個現象就頗能說明問題。這些現象如果從單一的角度解讀，那就會非常局限我們的認識。
疫情期間日本支援湖北的物資
中日兩國近二十年的交往忽冷忽熱。比如，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日本捐獻了善款、物資并派遣了救援隊，此前數年間非常冷淡的中日關系得到了改善，但不久就又疏遠開來。2011年日本東海大地震後，中國第一時刻捐贈物資，然後派遣人員進入狀況不明的福島核輻射災區——那是非常勇敢的行為——雙方關系又親密了幾分。然而，接下來2012年釣魚島事件爆發，雙方馬上怒目相向。過後，雙邊關系又進入拉鋸狀态。這個簡短的回顧表明，中日雙方在災難面前容易彼此走近，而在平時容易疏遠。知道這些曆史細節後，我們就不能簡單用幾個标簽将中日關系固化了。
福島核輻射災區
很多人非常關心前一段時間日本的大選，想知道新首相上台會給中日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但學過國際關系的朋友們都知道，影響國際關系的層面非常多，隻盯着政治家和上司人看是非常狹隘的。套用社會科學的說法，很多事情是由相對穩定的“結構”決定的。如果我們能回到起源思考，就能将自己從當下的認知局限中适當抽離出來，進而對現狀形成另一種認識。這就是我們要關注事物的起源的原因。
我在書中提到的日本起源，從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開始算起，按目前的記錄大約有二千年。因為時間跨度非常長，是以我在書中隻選取了一些标志性的節點事件。我在書中有一個說法，即“日本起源于中國”，其實有特殊含義，即關于日本最早的文字記錄出現在古代中國的史書中。古代日本——當時稱“倭國”——第一次出現在《漢書》中，接下來在《後漢書》《三國志》中都有相關的記載。在古代日本形成過程中，我關注的第一個事件就是“倭王受封”。
“倭國”是古代中國人對當時日本列島上的城邦的稱呼；“倭王受封”指的是倭國接受中華王朝的冊封，也就是成為中華王朝的附庸。這件事最初發生在西漢年間，當時中國的勢力範圍達到北韓半島中南部，是以倭王自然而然地向漢朝請求冊封他為統領日本列島的王。從這個時刻開始，日本就不再是一個孤零零的島國，而是被納入到了東亞世界體系當中。講到這裡，各位朋友可能覺得這沒什麼特别的，但我們要注意了，這裡面有個認知上的要點，即國家自我意識的形成——日本大約在公元4世紀左右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意識：天下意識。
日本現任首相岸田文雄
我們知道，中華王朝的皇帝自稱“天子”，秉天命治理“天下”，而日本同樣也形成了“天下”觀念。這就導緻一個問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應該是獨一無二的，既然中國已經有了天子，日本怎麼能再有一個？從精神層面上分析，這是日本自我意識形成的第一步。這種與中華王朝分庭抗禮的自我意識就像一顆種子一樣已經埋到土壤當中。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觀察這顆種子如何破土，如何在自然雨露的滋潤下一點點變形、發展、成長了。
第二個标志性的事件很快出現，那就是日本曆史上非常重要的“大化改新”。從公元645年開始，日本天皇仿照唐制，也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進行改革，日本一舉就從低水準的部落國家步入了制度文明的先進國家。說到這裡，有些朋友可能會聯想到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美國主導日本進行了所謂的“民主化改革”。如果不知道日本曆史的起源，很多人就會簡單認為，美式民主能夠改造一個文明，甚至能馴服“刺頭國家”。這個看法和認識顯然是過于簡單了。
因“大化改新”而被殺的日本史上著名權臣蘇我入鹿
我們長話短說，日本戰後之是以能迅速接受新事物，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在日本曆史上是存在先例的。日本願意仿照先進文明進行改革，“大化改新”就是這樣的先例；有了這樣的先例和基礎，之後像19世紀中後期的明治日本對近代西方制度文明的全面吸收，就不難了解了。文明的發展有先後，而日本這個族群非常樂于接受先進文明，這是日本人的一個優點。
大化改新後，日本就産生了新的國号，也就是從“倭國”改為“日本國”。日本使者為此特意上疏中國皇帝。當時是武則天當政，她特意下诏書，今後外交文書中一律使用“日本”這個稱呼。“日本”的原意是“日出之國”，這背後實際上還包含着當時日本政治家的小心思——日本将自己視為“日出之國”，那太陽東升西落，是以位于日本西面的中華王朝自然就是“日落之國”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意識到了“倭”這個字不僅發音不美，字形也不美。這些将自身與中華世界進行的細緻而微妙的對比，正好反映了日本自我意識的演化和形成。
日本既然已經形成了獨立命名的自我意識，接下來的摩擦便難以避免。公元663年，日本與中國爆發了第一次戰争——白村江之戰。日本派出兩萬精銳部隊到北韓半島和唐朝打了一仗，雖然日本最終慘敗而歸，但整個事件還是顯得有些不可思議。因為日本很清楚唐王朝是東亞大陸上非常強大的政權，它竟然會為了北韓半島上百濟這樣一個小國的求救，就派出精銳部隊與中華王朝開戰。其實，這件事不是源于簡單的沖動，而是有着與中國分庭抗禮的自我意識的深層支撐和激勵。這一場戰争後，我們可以在接下來中日兩國的戰争中注意到類似的精神與欲望機制。
白村江之戰是中日兩國因北韓問題爆發的熱戰，此後兩國間的戰争也都圍繞北韓半島展開；其中，曆史上比較著名的一場就是明朝萬曆年間抵抗豐臣秀吉侵略北韓的援朝戰争。從1592年到1598年，雙方斷斷續續打了七年，耗費無數人力物力。有人說正是這場戰争導緻了大明朝國庫空虛，成為随後滅亡的導火索。接下來，就是我們熟知的甲午中日戰争和抗美援朝戰争了。雖然抗美援朝表面上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戰争，其實根源還是當年中日戰争的遺留，而歸根結底是重構東亞秩序體系的問題。
因為時間有限，我們在這裡對中日關系隻能進行一個非常簡略的回顧，但即便如此，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已經發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變量：精神和欲望，它們是支援人類行為的一種相對穩定的機制。
今年六月，我在和日本朋友的一次閑談中聊到當下中日關系。他說，當下的日本人還是擔心會被中國“吞并”或“吞沒”。我覺得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當代中國人的想法可以說完全不一樣；中國緻力追求的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完全沒有吞并任何國家的意圖。雙方在認知上的這個巨大分歧，就是一種我們要認真對待的“社會事實”；或者說它是一個認識上、心理上、觀念上的事實。因為觀念是一種在曆史中逐漸形成的穩定的心理結構，日本對中國持有的被“吞并”或“吞沒”的憂慮，就如同中國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自我意識一樣，都有着深刻的曆史與心理根源。
回到日本的曆史記載，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文字問題。大概在8世紀後，日本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字。我們知道，日文字母分為“平假名”和“片假名”；根據曆史記載，片假名來源于抄寫佛經的僧人，他們取漢字的一部分進行書寫，筆畫要工整端莊，以顯示虔敬之心，而平假名來源于草書，用于日常書寫和表達。從日本吸收漢字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人對待外來事物的特殊方法：他們會對外來事物做最為細緻、徹底的分析，再加以改換為自己所用，最後徹底變為自己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漢字是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難的語言文字之一，古代日本人同時利用漢字表意和表音，做到這一點其實非常不容易。日本有個非常著名的漢學家叫白川靜，他專門研究漢字，他就注意到了漢字對日本民族精神造成的影響。從起源來看，這種影響可能是我們難以想象的。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對于一個還沒有文字的民族而言，當他們突然間看到漢字時，會覺得它像天書，像符咒，甚至會将其神化，就像我們今天看甲骨文一樣，可想而知這種沖擊是巨大的。經過數個世紀的消化後，日本人開始對漢字進行編輯，并将其徹底轉化為自己的文字。這一過程塑造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此後當他們再次面對發達文明時，他們就會按照同樣的方法進行操作，對其吸收轉化，變為自己文明的一部分。比如，日本對儒學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吸收是相當順暢的。從外部視角來看，我們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讓人驚異的過程；但如果從日本的起源來看，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這就是我對“現代日本的起源”的一個了解。
現場讀者
既然提到了語言問題，我還想順便說一下日本文字對中國的逆影響。我們知道，古漢語的特點之一是使用單字，而現代漢語中有大量二字詞語，而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來源于明治維新前後日本人的創造。學者的相關研究表明，現代漢語從日文中借用的二字詞語，有三種類型；其中一種完全是近代日本人的創造，另外一種是中國古漢語中有類似的字樣，但近代日本人賦予了它們新的含義和用法。典型例子就是“社會”二字；此前中國古代典籍中就有這兩個字的組合，但含義和如今完全不同。還有很多詞語會讓我們感到出乎意料，比如說“正确”和“優秀”這兩個日常用語，我本來以為這兩個詞是我們自古以來就有的，但其實它們也源自日本。當我們用語言表述我們的認知時，語言會對我們的思維産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果說漢字影響了古代日本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那我們如今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樣也有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影響。
最後，我想再次說明的是，拙作《變異：日本二千年》這本書的副标題容易讓人誤解為本書是在講日本曆史，但其實并非如此；這本書的主題是分析當下日本事物的曆史起源，是對日本民族、日本文化進行一種精神分析的嘗試。一方面，我希望這種工作能幫助我們厘清我們所見的“現代日本社會”的起源，我們借此能更客觀地審視中日兩國關系；另一方面，通過分析中日兩國在長期的演化程序中形成的彼此互為“分身”的關系，我也期待我們借此能反觀自身，進而能對自己、對文明形成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