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大器晚成：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故事》轉自：叙拉古之惑
編者按：若幹年前，曾在李約瑟所在的學院呆過半年時光，沒有珍惜寶貴的時光，總以為時間和機會是無限的，I have wasted my life.——翻譯教學與研究
李約瑟李約瑟，英文名字為Joseph Needham，生于1900年12月9日，卒于1995年3月24日，名譽勳位（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英國皇家學會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簡稱FRS），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簡稱FBA）。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和英國國家學術院（The British Academy）這兩大學術團體，一理一文，相當于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李約瑟是屈指可數的幾位英國兩院院士之一，他生前一度還是唯一在世的兩院院士。此外，李約瑟還得到過很多國家、機構、大學的榮譽與獎勵，獲得過科學史界的最高獎——薩頓獎。他還是中國科學院的外籍院士，獲得過中國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李約瑟的研究領域跨度很大。他前半生是個生物化學家，劍橋大學威廉·鄧恩爵士生化講座副教授（Sir William Dunn Reader in Biochemistry）；他後半生是個科學史家和漢學家，中國科學技術史學科在國際上筚路藍縷的開創者。在劍橋大學，他擔任過岡維爾-凱斯學院的院長（Master of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創辦了劍橋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劍橋李約瑟研究所——這裡已經成為了世界上中國科技史的研究重鎮之一。在中國科技史的研究領域，今天一些我們耳熟能詳、已經成為常識的知識，比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造紙術、印刷術、火藥（gumpowder）和指南針，就是由他全面而系統地介紹給西方的讀者的。李約瑟著作等身，除最有名的SCC外，他還擁有涉及生物化學、科學史領域的研究專著、學術論文等出版物385種，其中包括他自己寫的書、翻譯的作品、合作的作品、編輯的圖書和150篇論文。毋庸置疑，一個人的一生，能夠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獲得這麼多的榮譽，實屬難能可貴，是以他當之無愧地被譽為是一位“20 世紀的文藝複興人”。在從事科學研究之外，李約瑟還是一位“世界大同”理想的國際主義者和積極推動國際科學文化交流的使者。在1943年到1946年期間，李約瑟曾作為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家的代表，受英國政府委派，以外交官的身份來華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戰，直至最後的勝利。李約瑟熱心為中國的科學界争取到了大量的國際援助，積極推動了中英兩國之間的學術交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李約瑟轉赴法國巴黎擔任戰後建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部的創始負責人，繼續熱心支援和幫助包括中國在内的開發中國家的科學家們，增進世界各國的科學文化交流。李約瑟為中國人民所做的事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例子是在北韓戰争期間，他義無反顧地參加了國際和平友好聯盟組織的國際調查組，實地調查美國在戰争中使用生化武器這一違反人道主義精神事件，并作為國際調查組的生化專家組長，親自撰寫調查報告。是以他被美國列入黑名單而拒發簽證多年，連正常的學術會議都無法參加。但也正是因為李約瑟的這種堅守正義、雪中送炭的精神，他被中國人民視為自己最堅定的支援者和國際友人之一。雖然李約瑟作為一個人們心目中的偉大人物實至名歸，但是，一千個觀衆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由于李約瑟在中國的知名度如此之高，很容易讓人想當然地以為，他的鼎鼎大名在劍橋也應當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是如果你問一個英國人，看他知不知道誰是“LiYue Se”（李約瑟）的時候，絕對會讓人一頭霧水，恐怕不會有人知道這是一個英國人的中文名字。實際上李約瑟的英文本名是Joseph Needham，如果翻譯成漢語的話，應該是叫“約瑟夫·尼達姆”。李約瑟研究所的前任所長何丙郁先生（Professor Ho Peng-Yoke，1926—2014）曾經有感而發地說過，在英國人心目中的Joseph Needham和中國人心目中的李約瑟，雖然兩個名字都屬于同一個人，但宛如兩個不同的人物。他告誡想要為李約瑟作傳的後來者，如果僅看英文資料，寫出來的傳記談到的是一個叫Joseph Needham的人；如果僅看中文資料，寫成的傳記隻能讓你認識一個叫李約瑟的人。“無論是從中國人的觀點寫李約瑟，或者從英國人的觀點寫Joseph Needham，僅可以獲得片面的結論。要寫全面的一部傳記，必須從較多觀點着手。”
“李約瑟之問”李約瑟在1954年出版的SCC第一卷開篇提出的那一連串的問題，“李約瑟之問”也就是後來著名的“李約瑟問題”。SCC的最後一卷《結論與反思》，雖然出版了，但是關于“李約瑟之問”的争論卻并未結束。這一問題的更簡單也更清晰的表述，又見于李約瑟在1964年發表的《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他說：1938年左右，當我有了一個想法，想寫一部系統的、客觀的、可信的關于中國文化區域内的科學、科學思想和技術史的論文的時候，我認為一個問題是關鍵：為什麼（我們所知的自17世紀伽利略的時代以來的）現代科學隻發生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起來？很多年過去了，當我開始對中國科學和社會有了一些發現之後，我開始意識到有另一個問題也同樣重要，即從公元前1世紀開始到15世紀之間，中國的文明在應用自然知識來滿足人類實際需求方面，比西方文明更有效率，這是為什麼？“李約瑟之問”之是以困難，是因為它的前後兩個問題構成了一個悖論（paradox）。李約瑟自己也把這個稱為“悖論”，他說：當我們采取一種普世的觀點來看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大的悖論。為什麼将關于自然的假說數學化的現代科學，及其對技術進步的影響，隻是迅速地崛起于伽利略時代的西方？這麼明顯的問題，很多人都提過，但是很少有人回答。可是，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在公元前2世紀與16世紀之間，在人類關于自然的知識的實際應用方面，東亞的文化會比西歐更有效率呢？隻有對東西方文化的社會經濟結構作出分析，并考慮思想體系的巨大作用，我們才能找到對這兩個問題的解釋。悖論是一類特别有趣的問題，比如“忒修斯之船”（Shipof Theseus）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些将近兩千年前提出的哲學問題，看似簡單，我們卻始終也給不出确定的答案，反倒引發了人們對邏輯和因果問題的更多思考。從顯而易見的前提出發，進行符合邏輯的推導之後，最終卻得到了彼此沖突的兩種結論，任何一種答案都不完美，雖能自圓其說，卻不能證明相反的說法有錯，這就是悖論的獨特之處。長期以來，“李約瑟”在大陸幾乎成了“中國科技史”的代名詞……很多人熱衷于求解“李約瑟難題”更使李約瑟有家喻戶曉之勢。……參與讨論者，既有研究中國曆史與文化的學者，也有科技界、經濟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幾乎可以說，凡是關心中國的前途和未來的人，都對這個問題抱有或多或少的興趣。……與西方（的學術視角）不同，大陸學界常常把“李約瑟難題”了解為對于“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這一曆史現象的探索。……在中國現代化的程序之中，有識之士始終将科學技術置于重要的位置。從鴉片戰争之後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中的“求強求富”，以至嚴複等人提出的“西學格緻救國”論和20世紀初葉的“科學救國”思潮，乃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四個現代化”和今天的“科教興國”政策，無不寄托着現代中國人對發展科學技術、以求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渴望。是以，很自然地，我們再探讨中國科學技術的曆史發展的時候，不免帶有一種現實的緊迫感，進而賦予“李約瑟難題”的讨論一種特殊的含義。“李約瑟問題”引起了持續不斷的熱烈讨論。根據王錢國忠所做統計，從1980年到2000年之間，在東西方、國内外發表的讨論“李約瑟問題”的論文不下260餘篇，出版著作達30餘種。對這些研究成果，我們不可能一一羅列，是以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論證，擇其要點，綜其大義。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并無科學，隻有技術，而李約瑟因為沒有區分“科學”和“技術”，是以才會誤認為中國的科學與技術曾經在很長的曆史中領先于西方。實際的情況是，李約瑟在SCC中不僅從内容上對科學和技術進行了區分，還将科學思想也單列了出來。事實上在李約瑟1943年首次來華的時候，針對當時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沒有科學的觀點，他就已經指出：說中國沒有科學，實際上說的是中國沒有現代科學，并不是連古代科學都沒有。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即使在西方，現代科學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中世紀之後才産生的。現代科學并不是從某一天、某一刻開始，突然出現的，而是不斷發展形成的，就像“忒修斯之船”一樣。現代科學的前身——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亞裡士多德所代表的那些思想，難道不是“古代科學”的一部分嗎？同樣，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認識和了解世界的思想，不也是“古代科學”的一部分嗎？盡管李約瑟承認中國古代的科學思想隻是停留在萌芽和原始發展的階段，并不具備後來成為現代科學基礎的形式邏輯與幾何學為代表的演繹體系，但是在古代實用技術的發明和發現方面，中國卻遙遙領先于同時代的歐洲。就像我們今天仍然難于在科學和技術之間畫出一條泾渭分明的分界線一樣，我們同樣無法在古代科學和古代技術之間作嚴格區分。兩者之間雖不相同，但也有交叉的部分。如果是簡單地将兩者加以區分，我們可以說“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和了解世界的觀念，而“技術”是達成某個特定目的的方法和步驟。但實踐的方法和步驟不可能脫離對世界的認識和了解而憑空産生，是以“科學”與“技術”難以割斷聯系。對于現代科學誕生之前的包含了所有古代科學思想和技術發明的母體，我們難道不應該用“文明”将其概括嗎？“科學”“技術”與“文明”這些個概念上的讨論，其實伴随着SCC的誕生就已經開始了。當時SCC的書名曾引發劍橋大學出版社内部的讨論，因為英文的書名是《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而冀朝鼎手書的中文書名卻是《中國科學技術史》。有人好奇發問，劍橋是否把“文明”等同于“技術”了？對此編輯肯登的回答毫不含糊，他說：“據我所知，尼達姆的書名是，并将永遠是，而且應該永遠是《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而不是‘科學與技術’。”也有一種看法認為，“李約瑟問題”并不是真正的曆史學應該研究的問題，是以它是一個僞問題。席文曾在1980年發表過一篇影響很大的評論“李約瑟問題”的文章《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是否沒有發生？》，并在此文中給出了一個典型的類比：中國人在科學革命方面為什麼沒有勝過歐洲人……其實，提出這個問題，同提出為什麼你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今天報紙第三版上這樣的問題是很相似的。它屬于一組可以無休止地不斷提下去的問題，因為得不到直接的答案，是以，曆史學家是不會提這種問題的。它們會變成其他仍然是問題的問題。例如，與我們有關的這個問題就可以變為：“在17、18世紀的西歐，科學革命是在什麼條件下發生的？”不錯，沒有發生的問題，不是曆史學的問題；但這并不等于說它就是個僞問題，實際上它依然可以是個深刻的哲學問題。席文并不否認“李約瑟問題”是一個啟發性的問題（heuristic question），而啟發性的問題沒有唯一正确的标準答案，人們可以用科學的态度和方法來尋求各種可能的解答。傑夫瑞·勞埃德爵士将“李約瑟之問”概括為簡單的一句話——“為什麼曾經在17世紀之前遙遙領先的中國，沒能獨立産生現代科學？”但他同時指出，李約瑟處理問題的方式是把複雜的問題過于簡單化了。“對于西方學者來說，李約瑟創立了一個學科——科學技術比較史，因為在他之前甚至沒有人開始充分認識到中國的貢獻。……我們不得不問中國古代做研究的人們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做，他們認為的報酬是什麼。他們的工作是如何反映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的價值觀的，或與之互相作用的？他們不可能心懷成為‘科學家’的野心，因為那個時候不存在這樣的職業類别——事實上，‘科學家’隻在19世紀的西方才開始出現。”是以他建議，将古代中國天文學觀測所獲得強大的國家支援和古希臘天文學家完全沒有國家支援的這兩種設定作為彼此的鏡像，反思各自的優點和缺點。在國家的支援下，中國的天文學家必須按照國家所設定的任務觀測，但他們有穩定的工作……而在沒有這樣的幫助或認可的情況下，希臘人有更多的自由來提出他們自己的議程，但不得不盡其可能地想法謀生——主要是通過占星術、教學或演講來維持生計。對于東西方科學與文明興衰背後的原因，李約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那個時代的科學家思考“範式”的局限，認為不同文明所處的（包括地理、水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背景）環境中存在着某些促進因素，同時也存在着一些阻礙因素或抑制因素，這一正一負兩種因素的作用，決定了一個文明發展的軌迹。歐洲在16世紀以後就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産生與此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麼？另一方面，又是什麼因素使得科學在中國早期社會中比在希臘或歐洲中古社會中更容易得到應用？
據竺可桢回憶，早在1944年，李約瑟在貴州湄潭舉行的中國科學社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大會的演講中就曾講過：“近世科學之不能産生于中國，乃以囿于環境即地理上、氣候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四種阻力。地理方面，中國為大陸國，向來是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和西方希臘、羅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氣候方面，亦以大陸性甚強，是以水旱災患容易發生，不得不有大規模的灌溉制度；而官僚化封建勢力遂無以掃除。中國經濟和社會方面，秦朝以來，官僚士大夫專政階段停留甚長，社會生産少有進展，造成商人階級的沒落，使中産階級人民無由擡頭，初期資本主義無由發展。而近世科學則與資本主義同将産生。”竺可桢進一步指出：隻有腦手相結合，演繹法和歸納法相結合，現代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才有可能發生；古希臘思想家雖然有求知精神，但不願動手做實驗，是以也有局限；而在漢武帝重農抑商，鹽鐵專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中國亦有諸子百家，卻并未發展出希臘那樣的演繹思想，因為價值取向不同，是以“歸根起來講，中國農業社會的機構和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産生自然科學”。經過半個世紀之後，李約瑟的觀點并沒有多少改變，可以說他之前心中所設想的答案，在SCC第七卷第2分冊《結論與反思》中經過對比論證，被再次确認：……第七卷所考慮的社會和經濟因素，處理方式與之前第三至第六卷的主題不同。第三至第六卷都涉及各種科學和技術。我們可以描述科學和技術，但必須解釋社會和經濟因素。當我們從科學的曆史合理地過渡到讨論它的社會和生态背景時，讨論就會變得比以往更加複雜。我清楚地意識到，意見分歧一定會存在，尤其是當時間并不會靜止的情況下。我曾一度希望涵蓋一系列廣泛的可能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的社會因素，但一個人所能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是以，現在讓我把自己局限在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上——歐洲封建制度的崩潰和資産階級的興起。這就需要我們首先考慮“封建制度”的本質。我第一次開始使用“官僚封建制度”（bureaucratic feudalism）這個詞是在1943年左右，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中國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覺得一定得用這個概念，隻是發現它是一個有用的描述。其他人拒絕使用這個術語或概念，也許他們更喜歡僅僅使用“官僚主義”——但這隻是在這些領域裡必然會出現的意見分歧的一個例子而已。當然，在那個時候“封建”是一個貶義詞，适用于帝制中國的所有社會和經濟特征；然而這個詞對我來說一直都有意義和重要性。它與歐洲的“軍事貴族”封建制度截然不同。在歐洲的封建制度下，國王總是處于不同等級的貴族金字塔的頂端，而金字塔的每一個階層在自己“封地”的任期内，如果國王要打仗，他們都有義務前來協助，負責提供多少騎士、多少弓箭手、多少步兵等等。這個體系可能看起來好像更強大，所有那些騎士們穿着的盔甲都在叮當作響，但實際上它更加脆弱，大概是因為缺乏理性。比如一位伯爵的繼承人可能是個白癡，但根據長子繼承制，隻有他才能成為下一個繼承人——這與中國官僚體系的情況截然不同。中國的官僚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并在工作中獲得了特殊的專業知識。在中國，每一代人都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證明他們的晉升是合理的。偉人的繼承者和繼任者隻有通過巨大的努力來避免自己被降級。是以，“職業向人才開放”（carriere ouverte aux talents）這句話在成為法國的名言之前，在中國已經是一項有着兩千多年曆史的原則了。在歐洲軍事貴族的環境中，現代自然科學雖然不太可能出現，但它竟然并且确實出現了。當商人們在16世紀開始走出他們的城邦，資本主義崛起時，首先是商業，然後是工業，現代自然科學随之興起，在伽利略和托裡拆利的時代。這就是“資産階級的興起”（rise of the bourgeoisie），雖然也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新教改革，但它首先發生在歐洲，而且僅發生在歐洲。本書各卷所采用的觀點是，世界各國古代和中世紀科學所緻力于的目标都是現代科學那種形式的科學，但隻有歐洲達到了這個目标。這裡面希臘邏輯和“通用數學”（mathesis universalis）的背景也很重要。關于現代科學與新興的資本主義之間聯系的确切性質，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現代科學在本書第三卷《數學、天學和地學》（參見第375頁“實驗與數學相結合的科學方法”）中被定義為關于自然的假說的數學化，并通過持續實驗對其進行嚴格的檢驗。實驗是相當新的東西；希臘人在這方面做得相對較少，盡管中國人對它很熟悉，但他們主要是為了實用。隻有歐洲文藝複興時期才找到了如何通過不懈的實驗來檢驗關于自然的數學化的假說，進而“發現最好的發現方法”（discover the best method of discovery）。但我希望沒有人會将這一切解釋為我認為與資本主義一起成長起來的現代科學必須始終與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我們這個時代的情況已經表明，社會主義國家，特别是俄羅斯和現代中國，完全有能力發展出成功的現代科學。當然，除了歐洲，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過軍事貴族封建制度。我還記得1986年我在日本的時候就想過，很奇怪現代科學也沒有起源于日本。但後來我反思，日本人沒有希臘城邦的傳統，而這種傳統對歐洲來說極為重要。……值得看一下将中國的城鎮與歐洲相比較的觀點。在中國，城鎮隻是行政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它由皇帝委派的官員和（少數低于城鎮官僚等級的）軍事指揮官控制着。它是外圍村莊網絡的中心，而村莊裡的村民會去城鎮中的市場。……中國可能是“官僚封建體制”的典型例子，……中國就好像所有中間層的封建領主都被廢除了，隻剩下了皇帝自己，他依靠龐大的官僚機構統治着“整個天下”，這種情況是歐洲的封建君主們做夢都想不到的。如果有人不喜歡“官僚封建制度”（bureaucratic feudalism）的表達，他們可能會喜歡“截留官僚主義”（nosphimeric bureaucratism）這個說法。Nosphimeric是我在戰争年代發明的一個詞。在我不停的旅行中，我經常會碰到香港羅納德堂的主教前去拜訪他的一個邊遠聖公會會衆，有一天我們有機會在貴州的安南遇見。吃飯時談起各種事情，我碰巧跟他說起，我需要一個非貶義詞來形容中國那種在那些試圖在中國做買賣的現代西方商人眼中顯得如此突出的、一貫壓榨、A錢和腐敗的頗具特點的官僚制度。那天晚上我們的兩輛卡車都在修理，他的卡車較早修好，是以他先出發了，走之前給我留下了一個紙片，上面寫着：“見《使徒行傳》5：1-11”。當我拿起《聖經》時，我發現這是亞拿尼亞和撒非喇的故事，他們承諾獻給教會一筆錢，但後來又扣留了其中的一部分，是以他們被聖彼得給炸死了。現在，希臘文新約中nosphizein指的是“扣押”，而meros的意思是“部分”，組成在一起，可以構成一個我們所需要的形容詞。人們幾乎不知道，西方人試圖了解中國，當發現文官制度、官僚化、官僚主義實際上是如何深深地植根于中國人的生活中的時候，他們該有多麼震驚。甚至在民間傳說中，例如通過給龍、蛇、神靈授予官職，官僚主義的感覺無處不在。甚至在戰争年代，我去中國的鄉下，看到貼在牆上的紅紙上寫着“天官賜福”（願天上的官員賜予和平與富足）。我們在西方沒有這個。我們從未有過這樣的文官制度。……總之，要了解中國的科學、技術和醫學，就必須與中華文明的特點聯系起來。這就是第七卷的重點。在其他地方我們已經解釋了官僚主義的社會風氣在一開始是如何強有力地幫助了中國科學的發展，而隻是在較晚近的階段它才阻礙了向現代科學的任何發展。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對中國和歐洲的發展所作比較的了解。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前面SCC的各卷中，在西方現代科學出現之前，中國傳統科學的分界點在哪裡。一般來說，我們試圖把它設定在1700年前後，也就是在耶稣會傳教結束的時間；但是我們時常會偶爾超越它，并且有很多執行個體出現。……在第五卷第3分冊中，我們認識到，如果要談論現代無機和有機化學進入中國的事情，則必須追溯到19世紀末。……當讨論針灸的發展時，很明顯，針灸止痛法的重大發現和允許進行大手術的針灸止痛，則到了1950年代。在為第七卷《結論和反思》撰寫這篇前言時，我并不能預料到我在“結論”中要說的内容。我“在艦橋上”的時間裡，我們已經出版了16個卷冊，我相信我們的船會在時間充裕的時候安全抵達港口，貨艙中還有另外的13或14卷冊的内容。我相信這些尚未出版的卷冊，其中許多是我已經看過書稿的或已經與作者讨論過的，并不會改變我對中國科學發展的看法，或得出與我在這裡所闡述的有所不同的結論。我們現在會認為李約瑟的這種想法已經過時了。席文曾明确反對引入所謂的“抑制因素”，他指出了所謂“抑制因素”與“促進因素”劃分的随意性：“抑制因素”的确切意思是什麼呢？有一些因素人們常把它們作為使得中國盡管在古代處于領先地位，但在科學革命方面卻不能勝過歐洲的原因。我們不妨對其中的一個作一點考慮，即過去的士大夫階級的絕大部分人埋頭書本，面向過去，以人類的設定而不是自然界為對象，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然而，在歐洲，科學革命開始時，哲學家和名人紳士中的絕大多數人也是如此，但他們并沒有阻礙席卷歐洲的偉大變革。比我更富有想象力的曆史學家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經院哲學不存在，這些變革是否會發生得更早一些呢？“抑制因素”本身引起的混亂，并不亞于将其用于思想或技術時引起的混亂。人們完全可以把歐幾裡得幾何學說成是非歐幾裡得幾何學發展過程中的“抑制因素”，因為隻要人們滿足于它，他們就不會再向新的階段前進。後來的學者試圖進一步從經濟角度作背景分析，以期找到被李約瑟忽略掉的原因，其中有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思考。伊懋可提出了“高水準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論：由于人均土地資源有限，是以中國很早就發展出了高度發達的農業技術，而這限制了對工業機器等技術的進一步需求。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業技術發展得太好，人口密度過高，這反過來阻礙了科技發展，因為人口太多，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就變低了，以至于任何節省人力的技術發明都顯得沒什麼價值。林毅夫則指出：我們所要尋找的那個“李約瑟問題”的答案，它必須既是讓中國在古代領先于西方的原因，同時又是讓中國在近代落後于西方的原因，這個導緻兩種相反結果的原因必須是同一個，而不能把中西方的差異之處都作為原因。他的論證認為，這個根本的原因是人口的規模。在前現代時期，大多數技術發明都源于工匠和農民的經驗，科學發現則是由少數天才自發地在觀察自然時做出的。到了現代，技術發明主要是實驗與科學的成果。科學發現主要通過對關于自然的數學化假說和模型進行受控實驗或可複制試驗的驗證這一方法來實作的，這些實驗由受過特殊訓練的科學家來更可靠地進行。在前現代時期技術發明和科學發現的模式下，一個社會中的人口越多，其中包含的經驗豐富的工匠、農夫和天才的數量也就越多。是以，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在科技和科學方面更多的進步更有可能發生在一個人口更多的社會中。中國由于人口衆多，在前現代時期具有比較優勢，但在現代時期卻落後于西方，因為中國的技術發明繼續依賴偶然性和經驗，而歐洲在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則轉向有計劃的實驗和科學。中國之是以沒有發生科學革命，我将之歸于中國科舉考試的内容和官員晉升的标準，它使知識分子分散了注意力，無心于持續投資于現代科學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資本。是以，從原始科學向現代科學過渡的可能性被降低了。除了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少數幾種解釋，還有很多從哲學、心理學、價值觀等角度強調中西方的差異而作為“李約瑟問題”的解答的嘗試，篇幅所限，我們無法在這裡一一列舉。總體上的觀感，這一問題尚未有最終的答案，仍然有待繼續探讨。正如劉鈍教授的評論所言：中國人前赴後繼地投身于“李約瑟問題”，企圖對中國古代何以沒有産生近代科學這一古怪命題給出一個又一個特解，就像數學家企圖求解“費爾馬大定理”一類的數學難題一樣。……似乎找到了這一問題的某一“特解”，就發現了“落後”的症結之所在，并可以為當代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有益的指導。但是不客氣地說，答卷中很多是重複性的論述，有些甚至重複二三百年前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