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人傑
記 者：您是浙江人，因為援藏，後來又決定調藏工作，至今在西藏生活了10年。在這個過程中，您經曆了怎樣的心靈轉變？
陳人傑：我是浙江天台人，研究所學生畢業以後在杭州工作，後來有援藏的機會，就在2012年到了西藏。在西藏那曲市申紮縣，平均海拔4700米的地方，我整整工作了7年。可以說，來西藏是個意外，但也是冥冥注定的事，進而開啟了血親般的愛之旅。一個遊子，或者說一個内心的“逃亡者”，突然被置身于原始的蠻荒之境，我所看到的生命似乎都以原初的血液流淌。人在原始的自然面前，頓生渺茫之感、敬畏之心，這與杭州西湖經過千百年來的人工雕琢的美完全不同，所噴發的詩意也是天壤之别。在西湖的歌舞柳風中，是很難喚起宇宙意識、祖先情結、蒼生情懷的，而在羌塘草原，不長一棵樹卻生長精神和傳說的藏北腹地，擡眼望去，都是人類文明難以掠取和改造的自然，保留着特提斯古海隆起為世界屋脊以來的冰封時間和地理形态，我無時不被星星垂憐、被露珠指點，仿佛每一片草葉都處于起源、發端和重新開啟的時間。在這裡，身體之牆突然被拆掉，靈魂潛入了這大地之家，讓人産生一種莫名的感動。在這自然的偉力前，隐蔽和敞開、黑暗和澄明、遼遠和封閉、孤獨和胸懷、呼喊和啞默永遠以其存在的本質，以更高的對立統一深深地啟示着我：這裡就是靈魂的家園。對于西藏，短暫的停留是不夠的，需要身心長時間地融入和觀照，付諸生活，就像水滴一樣滲入它的大江大河裡。
記 者：《西藏書》是您到西藏後寫就的第一部詩集。從中可以看出，西藏的山水、風物是您進行詩歌寫作的重要靈感和素材。您是如何從大自然中提取詩意的？
陳人傑：詩歌的源頭離不開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頭頂悠悠蒼穹，四周蕩蕩莽原，與心底升起的渺小的感情、混沌的玄理，互相交融，共同催生出美妙的詩句。但現代人在雜事中奔波勞累，常常忘了關注自然，更不要說與自然對話，是以，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變得相對疏離了。在一些詩歌作品中，欲望完全淩駕于自然之上，堆積着個人的情感宣洩。西藏因為獨特的地理環境，基本保留了較為原始的自然性和宗教性。是以，米拉日巴筆下的自然是充滿着和諧、明朗與歡樂的，是真正的在觀照自然時産生的“泯物我、超生死”的愉悅。西藏的神奇不言而喻，從自然事物到宗教文化，但有多少人真正讀懂它。現在的時代多的是遊客心态，走一路炫一下。然而，西藏所吐露的隐秘的生命含義，需要你獨對萬物靜修冥思才能等來内心啟明。來到西藏，我時刻承受着大自然帶來的沖擊，感受遼闊世界對于語言的刺激。我慢慢感覺到，我不再是這片土地上的旁觀者，而是它泥土上的居民。我行走于雪域高原的每一條肌理，撫摸着花朵、青草、小溪、石頭和群山，将自我沉入這奧妙裡。是以，《西藏書》吟誦自然，以期從甯靜中升起詩歌本質的抒情性，在自然中搜尋詩歌的金子。
記 者：從《西藏書》到獲得魯獎的《山海間》，寫的都是西藏題材，但無論是從詩集分輯還是具體詩作的運思來看，詩人的主體意識增強了。您作為作者，如何看待這兩部詩集之間的連續性和變化性？
陳人傑：這兩部詩集之間的差别還是挺大。《西藏書》主要記錄的是2012年至2017年援藏期間的觀察和感悟。其中寫到的内容和情緒包括：初到高原的陌生、驚奇，對當地大美山川、地理、人文的體驗，對援藏事業的凝視等等。不可否認，剛開始的時候，是有一種遊客心态的，但随着時間的推進，我走遍了西藏大部分的地方，更加全面了解高原的現實生活，也更加深刻體悟到人與自然之間的複雜關系。也就是說，寫《西藏書》的過程，也是自我心靈不斷成長的過程。後來，連續三屆的援藏工作結束，我決定調到西藏工作，整個心态又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援藏的時候，我再怎麼融入，也隻是個援藏幹部，像孫悟空，一隻腳在地上，另一隻腳在天空，有很多退路、念想，随時可以在浙江、西藏兩邊跑。但當決定留在高原上工作，兩隻腳便重重地落在現實的土地上，再也飛不走了，就必須重新思考和這片土地、人民的關系，隻有建立血親般飲水思源的感情，才能徹底地融入，開拓屬于自己的新故鄉，創造屬于自己的精神星空。是以，《山海間》對于我而言就有着更為重要的意義。可以說，《山海間》是我在高原上“走”出來的心靈之書，是大地詩章，是精神版圖上的詩歌地理學，是我留在西藏之後的靈魂拷問之詩、精神再造之詩，也是我向着詩歌高原邁進的願望之書。是以，在創作這些詩的時候，可能會注入更加強烈的主體情感，同時随着對寫作對象更加熟悉，筆法也相對更加娴熟、從容一些。
記 者：詩集《山海間》中的短詩《月亮郵戳》、長詩《光的譜系》等，都直面了新時代的主旋律題材。您在寫這些詩歌的時候，是如何進行情感和技術的處理，以避免陷入口号化的困境？
陳人傑：就新時代詩歌而言，現實題材是一個巨大的營養寶庫。我在《山海間》中進行了大量的現實題材書寫。比如說，長年牧守邊疆的卓嘎、央宗姐妹，她們的事迹引起廣泛關注。如何從小處入手，呈現重大的曆史事件，在含蓄委婉中隐而不發，營造無盡的想象和詩意空間，使政治詩寫得輕盈深沉？我想起了個人的援藏經曆，不也是在一封封的書信裡寄托着“兩地情書”，想起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論，露出海平面的隻是冰山的那一部分小角，龐大的、深沉的部分卻一直被掩埋在大海之下，也想起了李白、杜甫、蘇轼筆下的月亮，還有進入郵政時代之後的郵戳……最後凝結出“月亮郵戳”這一書寫在天空中的意象。“月亮郵戳”不是“千裡共婵娟”的現代表達嗎？念及此，雖然如水的時光将一切變成過去，卻也促使了一首詩的誕生。《月亮郵戳》中寫道：“春風吹開雪蓮花的時候/我給你寫信/信封像雪一樣白/上面蓋着月亮的郵戳”。新時代詩歌還是要回到文本本身，除了要關注題材的選擇，還要強調一種審美創造性，将思想性和藝術性更好地結合起來。
長詩《光的譜系》處理的是易地搬遷、脫貧攻堅的主題。2019年11月，我來到八宿縣林卡鄉葉巴村駐村，親身經曆了葉巴村75戶貧困戶整體搬遷到縣城附近西巴村的過程。能夠搬到更加安全、舒适的環境生活，這無疑是令人高興的事情。但葉巴村畢竟是這些搬遷者世代生活的故土，我在他們眼神中看到了不舍和惆怅，是以，在寫作中，我将自己多年農村的生活經驗切入其中。人生的豐富性、詩歌的深刻性，都需要我們回歸事件本身，是以，我在詩中寫道：“這早起的草是中年之書/鄉鄰如同抽走的偏旁/蟲鳴月光，是蕭瑟的減法”。而這故土也不會完全荒廢：“有些東西不會真的消失/它趁我不在的時候/人間失去的/鷹，正從天空找回”。自然的力量會修複這一切，使之成為新的生命的家園。對于縣城新生活，“從敞開的庭院到平地高樓，從泥土到鋼筋水泥”，“我要重新研究潛藏在物象裡的性格地理學”，看看他們如何成為城市新人。在這個過程中，“故土的風，吹着新居，一直吹，吹向鴻蒙的未來”，村民們在對傳統與現代、過去與未來的辯證思考中走向新生活。我想，我就是盡量在詩歌中提供多個思考側面，多角度地真實地反映出村民們的生活發展、精神變化。
記 者：《山海間》中有很多篇章是站在高原回望江南。高原的經驗、江南的經驗是如何在您的詩作中實作融合的？
陳人傑：西藏和浙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區域，但都給了我詩歌寫作以巨大的營養。在江南，我可以寫出很多小情小調、委婉柔美的詩作，但是到了西藏以後，一旦進入關于高原的寫作，就比較可能寫出一種崇高、壯闊的境界。我是盡量把這兩種元素融合起來，進行一種新的詩歌創造。比方說，在《山海間》裡寫到一個意象——“世界屋脊的瓦片”。我們知道，“世界屋脊”是高原的經驗，而“瓦片”是江南的經驗，帶着發現的眼光，将兩者一疊加，就會出現新的意象。
在長詩《與妻書》和《山海間》中，更是多方面融入了高原和江南兩地經驗。我剛到葉巴村駐村的當晚，回想起自己在藏北援藏的7年歲月，如今又到了藏東橫斷山脈的旮旯角落，從人間天堂杭州，到幾乎不見燈影的村落，此中滋味隻有經曆了才能體悟。我無法不生發命運的尋問，并思索詩歌在一個人身上到底肩負着怎樣的使命與榮光。尤其在靜夜，當我聽着怒江的濤聲，恍惚中仿佛這濤聲也是來自錢塘江。一時間，江南的歲月，援藏的時光，一并湧上心頭，深感滄海桑田、時代變遷，天空似乎有一道神谕劈過：你既無路可循，便隻有以詩救贖，把黑白相間的日子化作詩歌的金色礦藏。于是才有了用生命經曆寫成的血淚之書《與妻書》，和為西藏脫貧攻堅、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交出的文學答卷《山海間》。“放心，我們的孩子/我照顧好，白雲上的孩子/你輕輕擦去憂傷……”，“你看，兒子又長高了/他的年齡，恰是你在藏的年輪”。《與妻書》便成為我和家人的生命記錄，其中寫到聚少離多的命運對話，以及新時代援藏幹部英雄氣兒女情的“精神地理志”。而在《山海間》中，我主要聚焦的是自己從浙江杭州到西藏申紮，再從申紮到八宿的一個偏僻村落，想到一個人的生命線到底有多長，隻能通過自己的腳步去丈量，于高冷、孤絕、自省中，一次次拓寬内心的精神疆域，仿佛故鄉和他鄉，一半在九霄高懸，一半在體内下沉，以我為虹，架起兩個天堂間的對話，神性和苦難，都在用閃電劃開詩行。在地理上的山海間，在大時代背景下，變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個小小注腳。
記 者：您在創作談中說，詩人“要秉承杜甫等現實主義詩人的詩歌精神，持有恒常的悲憫之心”。您在具體的詩歌創作中，是如何實踐這一詩歌觀念的？
陳人傑：到了西藏以後，我深切地感受到，詩人要有蒼生情懷。因為你關注自然，關注每一棵草、每一塊石頭，你就懂得萬物有靈、萬物平等。在《山海間》中，有首詩叫《凍紅的石頭》：“高原并不寂寞/世界上，不存在真正荒涼的地方/孤獨，隻是人感到孤獨/一天夜裡，我看到星星閃爍的高處/雪峰在聚會/又有一次，我從那曲回來/看見曠野裡的石頭凍得通紅/像孩童的臉。而另一些石頭黑得像鐵/像老去的父親/它們散落在高原上，安然在/地老天荒的沉默中/從不需要人類那樣的語言”。我們要善待大自然，相信那無形的力量。
更重要的，詩人要熱愛生活——隻有這樣，生活才會熱愛詩人。說出生活裡的光和鹽，就是說出生命裡的愛和痛。從最初的詩集《回家》，到《西藏書》，再到《山海間》，都有很多筆墨關注身邊的普通人。當然，書寫西藏大地上的牧民，視角可能需要做一些轉變。他們有信仰作為支撐，很少為生存的困境而抱怨，置生死于天地間。他們過着簡樸的生活，像一棵飽經風霜的樹，頑強堅韌，具有一種宗教感。“所有的日子都是一個日子，所有的道路都是一條道路”，從這裡，我仿佛看到了所有的情感最終都指向靈魂深處的家園。
記 者：您接下來有什麼樣的寫作計劃？
陳人傑：作為一名靠語言的星粒取火溫暖的人，我來西藏難免有精神尋根的意味，希望通過詩歌來一次精神飛升。隻有内心像泉水一樣和西藏山川融在一起，才能完成超越。我現在主要是在寫《高原高峰》這一部詩集。在這其中，當然不能缺少關于喜馬拉雅山的長詩。我想把它的山川、地理、宗教和苦難的曆史結合在一起。通過走邊防，我也了解了我們邊防工作的艱辛、強大，以及邊防部隊肩負的光榮使命。這些都需要我們通過詩歌語言進行挖掘、深化，寫出時代性的詩歌，以感恩這片土地、這個時代。此外在天人合一、萬有相通的中華文化中，青藏高原，這片莊嚴神秘靜穆的母土完美象征着高原高峰的精神版圖。它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坐标，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更是每一顆藝術良心仰望的精神高地，我期待這份屬于詩歌和西藏的使命榮光。
内容來源：《文藝報》2023年2月27日2版 （網絡轉載有部分文字删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