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期主持人 | 徐魯青
北京市社會心理工作聯合會日前釋出了一封名為《胡鑫宇，請給心理指導師五分鐘》的信，這封信引發了大量質疑，并迅速登上熱搜，有網友稱其為“一場盛大的PUA”。
類似的心理疏導話語在中國并不少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學教授張鹂在《Anxious China》一書中研究了當下中國興起的“心理咨詢熱”。她發現，心理咨詢自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後，發生了許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改變，無論是“積極心理學”被突出強調，還是不同文化語料庫的雜糅混搭，《易經》、沙盤治療與催眠都成了熱門元素。心理學也發展出了人員群組織管理功能——《胡鑫宇，請給心理指導師五分鐘》一文的作者職業頭銜為“社會心理指導師”，有知乎網友提到，這是一個差別于“心理咨詢師”和“心理治療師”的職業，目前隻在北京市存在，面向的對象主要為“社群、黨務、機關和學校等人員”。還有許多人擔心，心理治療文化中對自我決定與自我管理的強調，會将人們的注意力從結構問題轉移到個人心靈上。
當下是不是正發生着一場“心理熱”？看心理咨詢的年輕人是否越來越多，心理文化是否在流行文化中日益常見？當戀愛綜藝節目請李松蔚分析親密關系，公共媒體找崔慶龍剖析時代焦慮，諸如“Know Yourself”“簡單心理”等公衆号内容日益受到歡迎，我們是如何了解好的關系的？原生家庭對我們有何影響？焦慮問題是否真的可能被解決？每一個夜晚，當我們點開直擊生命困惑的标題，在淺顯化的心理概念裡尋找關于自身情緒、關系與生命的答案，心理學真的能夠成為我們的解藥嗎？
01 昂貴、本土化與短暫休憩：我們眼裡的心理咨詢
潘文捷：大學時，我是班上的心理委員。心理咨詢師會找同學進行談話，我承擔着邀請大家談話的職責。至今沒有想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在電視劇裡，心理咨詢師和咨詢者說的話、心理測試結果都是絕對私人的，絕對不可以對外人說的。可是在實際的校園生活中，如果你被判定有不妥的傾向，你的輔導員甚至你完全不認識的校上司可能都會知道。
在2011年《紐約時報》一篇題為《壓力大且抑郁，南韓人還是不願意接受心理治療》的文章裡，北韓大學教授、心理學家Kim Hyong-soo稱，“如果感到抑郁，南韓人會默默忍受，等它過去，因為那些去看精神科的人會感受到一輩子的羞辱。”那些尋求心理咨詢的人經常去私人診所，甚至以現金支付，這樣他們找工作的時候社保上就不會顯示這些記錄。可是，私人咨詢更貴，普通人隻負擔得起公立診所呀——我問過一位國内名氣很大的心理咨詢師，他說他的價格真的太高了，他自己是不會付這個錢咨詢的——不知道中國人是不是也有這種情況，既想要接受心理咨詢，又為擔心不知道哪兒會洩露隐私而擔驚受怕。
2015年12月4日，西安市，洗牌、 翻牌、解讀塔羅牌，具有一定的心理暗示功能，很多人将塔羅牌占蔔用作心理咨詢
尹清露：我和幾個朋友都嘗試過心理咨詢，咨詢時我往往想的是“隻要現在不難受了就行”，但是心理治療需要長期幹預才能起效，而我那些煩惱過兩天也就煙消雲散了，再加上咨詢費用很貴，是以最後的結果往往都是放棄。就像文捷說的，普通人隻負擔得起公立診所，但國内某些精神科醫生的水準并不理想……心理咨詢這個“探尋自我”的遊戲，不是窮人玩得起的。
有趣的是，張鹂在《Anxious China》中也分析過國内不同的心理治療流派，比如成本比較低、以證據為基礎、旨在解決目前問題的認知行為療法，就正好契合我那時的心态（順帶一提，某些AI心理咨詢App使用的也是這種療法，不知chatGPT的邏輯與此是否相關）。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我更感興趣、更本土化的療法，也就是靈感來自榮格的沙盤遊戲療法，客戶在沙盤上畫出各種意象，進而建立起和内心狀态相對應的世界，但意象與内心狀态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無法解釋的意義相關性。一位女學生畫出紅鯉魚，據說象征着她對自由自在的渴望，高大的松樹則象征紮根和穩定的心境。
意象是非常中國性的概念，位于西方心理學認識論之外，榮格本人也十分迷戀《易經》和《太乙金文》。認知療法指向人的大腦，凡事講究有理有據，但無法給人以更多承諾。許多人說算命和心理治療有相似的療效，似乎也指向了一點：心理咨詢中強調因果關系的那一面有時并不太足夠。
2021年1月26日，秦皇島市心理衛生協會心理咨詢師為一線從業人員提供心理疏導。
董子琪：對，榮格著有《金花的秘密：中國的生命之書》，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我非常震驚。想引入另一個視角，許地山在《扶乩迷信的研究》裡介紹了扶乩這一傳統迷信活動的由來。扶乩一度流行于有文化的士人之間，最初是用來占蔔考試的，其實這也像是一種心理咨詢，來确認自己最在乎的事——考運和仕途——心理咨詢是不是也總是針對一個人最在乎的事？最近去世的翻譯家楊苡在她的口述自傳裡回顧了家中的扶乩儀式，七嬸叫來生前被七叔抛棄又死去的妓女小翠，不僅溝通生死，還帶點纾解寬慰的意味。
想起來，不少電影裡的心理咨詢還真和玄幻有點關系。最初是美國和中國香港地區的電影喜歡用，像是《第六感》裡的主角是幫助“見鬼”的小男孩疏導心理問題的著名專家，《異度空間》中張國榮的角色是幫助撞邪的女孩走出心理困境的醫生，後來兩位心理醫生都卷入了自身的存在主義危機當中。可能在這些電影的想象中，心理咨詢踩在一條晦暗不明的陰陽路上，是以疏通心理的同時也可能會觸碰到神秘不可說之物。
在犯罪電影中也是一樣。《無間道》裡幫助梁朝偉飾演的卧底角色治療的是一位女性心理醫生，她也是劇中唯一知曉他真正身份還不在乎的外人，隻有在她這裡，他才能好好地睡上一覺。這大概展現了一種體諒，一種對陷于無間折磨地獄中人的寬容，這世間的事不是隻有對錯，世上人也不是隻有好與壞，即使有人遊走于刀尖邊緣之上，永無重見光明的希望，還是能在這裡得到短暫的休憩。心理咨詢像是對無間地獄的一次打斷，我還挺喜歡這種處理的。
2014年6月4日，北京65中特别為聯考考生開設心理減壓室，向考生提供心理疏導輔導，以緩解他們的考前焦慮。減壓室裡，提供“音樂放松”、“沙盤遊戲”、“個體咨詢”等心理減壓幫助。
以“積極”為方法的心理學：自我責任的限度有多大？
潘文捷：既然今天大家都很焦慮，尋求内心平靜可以說是人們由衷的渴望。我見過許多人去尋求宗教解脫，但無神論者可能就隻能尋求心理學。有需求就有商機。我曾與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心理學系教授喻豐探讨過心理學庸俗化的話題。他說，社會人士引用的一些東西其實有一定的來源。比如“正念”這個概念特别火，這是積極心理學的一個研究點，正念時人會進入一種意識相對集中的狀态，會心跳減速，感到平靜，民間有很多人把它和一些離奇的東西聯系在一起，認為喝茶、喝咖啡或聽講佛法都能正念。但實際上，學者和大衆在說同一個概念的時候指的不是一回事，對于學者來說，引入概念是需要做實驗的，是需要經過科學檢驗的。
有趣的是，喻豐雖然研究的是積極心理學，但其底色有一些悲觀。他告訴我，心理學不像社會學、政治學那樣進行宏觀的思考，是一門微觀學科，指的是“在你不能宏觀地做什麼的時候，對自己做些積極性的事情，調試看待自己的方式”。
尹清露：流行的心理學的确有庸俗化和積極化的一面，比如開心比痛苦要好，比如“有問題就一定有原生家庭之類的原因”，再比如對美好生活的承諾被寄予在個人之上，這和人類學家馮珠娣在《萬物·生命 : 當代北京的養生》中提到養生符合國家呼籲的醫療私有化、個人要對健康負責是同樣的道理。
不過我現在也會看到，其實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原生家庭并不是全部的病因”，心理咨詢也不能以一舉之力解決結構性問題。那麼，在這時候，心理學還可以做什麼呢？也就是說，非庸俗化的心理學是怎樣的？我比較好奇這一點。前陣子被一個朋友按頭安利了李松蔚的新書《5%的改變》，大概是說人隻能通過這副極其有限的軀體來做出行動，實作哪怕隻有5%的改變，哪怕中間會有反複和退縮。我覺得這種心态也是一種可取的積極，也是普通人能夠學習的心态，而不是一種“希望心理咨詢能帶給自己幸福承諾”的虛假積極。
河北邯鄲：學校開展多樣心理疏導活動
林子人：喻豐說心理學是“微觀學科”，有意思的是，之前《靜寂勞工》作者魏明毅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也提到，她做了多年的心理咨詢工作，發現這個學科已經難以讓自己産生滿足感——無論多麼努力地工作，咨詢室門外等待的人依然還是那麼多，苦難似乎沒有消減。她是以對世界産生了很多疑惑，并且意識到這種疑惑是心理學無法解答的。在她看來，心理咨詢的領域是實驗性的，和真實的生命世界聯系沒有那麼緊密，相比之下，人類學或許能給她的疑惑提供更清楚和全貌的答案。
上周讀《三十不立》，這本書介紹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日本社會現象，就是三十多歲的日本青年（他們多為就業冰河期的受害者）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重大挫折，卻依然咬緊牙關既不願向親友尋求幫助，也拒絕NGO的援手，甚至為此孤獨死。NHK現代特寫節目錄制組從一起孤獨死事件着手調查，試圖弄明白這個現象是如何形成的。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新自由主義宣揚的“自我責任論”已深深地镌刻在這一代日本年輕人的心裡，這讓他們恥于承認自己失敗和需要外界的幫助，因為一切都源自自己“不夠努力”，失敗是自己應得的。此種新自由主義心理結構的形成與一種潛意識中的無望和恐懼有關：人們對撼動體制已不抱希望，隻能通過改變自己适應外部環境。
雖然中國稱不上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社會，但這種“自我責任論”的邏輯我們也非常熟悉，《胡鑫宇，請給心理指導師五分鐘》讓我們反感，正是因為我們某種程度上覺察到了“自我責任論”的限度。越努力不一定會越幸運，有些痛苦是難以用積極心态抹去的，不必苛責自己。我想，有時候這樣簡單的一種共情，可能反而比專業的心理咨詢更能安慰人。